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国共再度合作，以此为基础，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调动了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力量，激发了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是中国能够以弱胜强，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的因素。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连续打击下，中国陷入连年战争、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形成各自为战、人人自保的局面。蒋介石虽名义上统一中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因其奉行一党专政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武力围剿的强硬政策，不仅未能改变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造就出一批新军阀，而且造成民心离散、信仰缺失、经济凋敝。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因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思想等方方面面原因形成的一盘散沙状况更加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要想凝聚散若流沙的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力量，激发全社会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与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理性与智慧，主要表现在紧紧把握住中华民族生存大局，有所让步，亦有所坚持、有所斗争。无论是让步还是坚持、斗争，均以民族利益为重，超然于党派利益，提出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从而在统一战线内部树立起威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与核心。
　　在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孤立反共顽固势力，争取对统一战线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
　　国民党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它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通过限制、削弱等途径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宣称“对中国共产党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因为中国共产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随后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河北、湖南、湖北、河南相继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残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共1300余人，揭开了一系列反共事件的序幕。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大规模的反共摩擦。在蒋介石的授权下，朱绍良、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一度占领陕甘宁边区5座县城。同时，阎锡山以6个军的兵力进攻八路军晋西四支队和决死二纵队，屠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1941年1月，国民党更是以7万军队在安徽南部围剿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九千将士，骗俘军长叶挺，杀害了大部分将士，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皖南事变”。
　　与此同时，在统一战线外部，共产国际由于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错误地认为中国抗战需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要求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提领导权问题，按照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国际这些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言听计从。1937年9月，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全面接受并阐述了共产国际的右倾观点。回国后，王明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后系统阐述其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对国民党根本转变认识不够，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改造旧政府机关，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由于王明的报告身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外衣，在中共党内一度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人根据王明的观点，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丽对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局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中央领导作用，重提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及与之相关的领导权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3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并再次公开提出了民主与民生的正义要求。5月，毛泽东再次公开强调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作用，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主动地加强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于1938年4月14日和5月17日，先后两次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说明了中国抗战的形势、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共的任务和工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仇视观念与成见”。任弼时的报告，使共产国际第一次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到中共处境的艰难，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明确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强调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共产国际右倾方针的改变与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关系的明确表态，为结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最终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会议总结，着重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条道路，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原理。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原理的系统阐述，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基本结束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党的最终确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中间势力是进步势力同顽固派做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如何处理同中间势力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及其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劳动者的联盟。后一联盟虽然是非基本的，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应采取措施，加强这一联盟。因此，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包括联合中间势力，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部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⑨
　　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⑩为团结更多人共同抗战，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机会，向中间势力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在抗日根据地，为了照顾中间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三制”政权思想，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吸收中间分子参加。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在经济上，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产生很大影响，成功地实现了对民主党派的团结、争取，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精神。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合法的组织和机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由周恩来等担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等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团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救亡的客观要求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势力的巨大压力下，1938年7月，有各党派成员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宣告成立。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以“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虽然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对于中共以及其他民主势力而言，国民参政会提供了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也为中共和其他民主势力交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空间。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一同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发展提出许多提案。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南方局将团结中间势力作为主要工作，重视同国民党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同时团结和争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国民党党内，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为代表，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控制政权，打击异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和他们关系密切，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共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此外，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政府中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1941年夏在重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在简称同为“民革”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加以区别，简称为“小民革”)，主要领导者有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在国民党内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倒退，反对分裂。参加者后来发展到二百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交换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彼此增进了解。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愿与他们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团体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因国民党压制，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获悉此情况后，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给予民主政团同盟大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报》创刊，并于10月10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时造成民主政团同盟的既成事实，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允许其公开活动。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不仅报道宣传，而且发表社论，称赞这“是抗战时期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11)。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都给予热情支持和肯定，双方互相支持，相互协助，不仅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向前发展。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中的不少爱国者，积极奔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仍留在山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战斗。
　　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周恩来等通过座谈、参观企业、多方面合作等方式，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通过多方面工作，卢作孚、胡子昂、康如心、缪云台、刘鸿生、胡厥文、李烛尘等，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等积极争取。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周恩来的努力，刘文辉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随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取得联系，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很重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抗战前夕，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数为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至妇女、老人和儿童，都纷纷组织起来，踊跃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中国致公党的主要派支美洲洪门致公堂主席司徒美堂，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即达5400多万美元。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中国抗战开始至抗战胜利，每月捐款2000美元，从未间断。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美元以上，这笔惊人的外汇，对祖国抗战是莫大的资助。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中还有许多人纷纷回国，参加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深入敌后的华侨战地服务团，或者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在西北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广泛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促使他们解除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在甘肃，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在宁夏，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随后，中共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疆，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与盛世才建立起特殊的统战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
　　通过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在1940年间先后写就《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提出全面系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2)。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要全面了解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克服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既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3)，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确定政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一是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对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步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做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绝不打无准备之战，利用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的原则。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要适可而止，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无休止地斗下去，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
　　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系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共顽固派，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