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外族欺凌的历史宣告结束，和平、民主成为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然而，国民党政府虽宣称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但它独占胜利果实的言行，继续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的政策，表明中国的和平、民主之路依旧不会平坦。中华民族生存问题虽告解决，但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将抗日与民主建国放在一起考虑，力求以民主推动抗战。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实际上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逻辑发展的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14)。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进步势力和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1944年9月24日，重庆各界五百多人集会，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同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表示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15)。章伯钧代表第三党表示，中共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国内的舆论!”“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6)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和平、民主浪潮更成汹涌之势。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17)，并提出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以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等十项具体主张，获得各界人士的普遍响应。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由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为避免内战、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不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虽在国内外压力下屡次表示将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但实际上并无实现民主的诚意，而是想在民主的招牌下，继续一党专政，独享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年8月，蒋介石接受张群等人的建议，连发三次电报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解决战后中国政治建设诸问题。但他此举显然出自策略，而非诚意。中国共产党为重庆谈判做了充分准备，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11点意见。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时发现，国民党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更有甚者，就在国共政治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却大规模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并密令各战区印发《剿匪手本》，为内战积极准备。
　　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是心头大患，如何消灭或溶化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时，他逆中华民族抗日大潮，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将消灭共产党作为抗日的前提，招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华东动荡，几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深渊。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为民心所向的时代潮流，作为执政者，蒋介石沉溺于一党私利，不思如何重建家园，如何在宪政模式下应对中国共产党大挑战，依旧以军事实力为依托，试图溶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开始时，他确立如下对共谈判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18)从中不难看出，维持国民党执政的法统和“政令、军令之统一”是国民党重庆谈判的前提条件，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比较，其内容虽不同，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思维方式未变。
　　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心态下，重庆谈判显然无法取得预期成果。重庆谈判后，以东北问题为核心，国共“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内战危机愈演愈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初，国共达成《停战协定》，并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项协议案。这些协议案，基本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然而，国民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撕毁政协决议，并于1946年6月以后，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的举动，已充分暴露其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反动本质，成为阻碍中国走向和平、民主、富强、文明现代化道路的绊脚石。联合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设民主新中国，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基础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他们“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19)。虽然阶级组成复杂，政治倾向各异，但他们坚持爱国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共同点，因而他们早就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后，这些民主人士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方面，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共同向国民党进行斗争。
　　不过，这些中间势力对国民党一度抱有幻想，希望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下，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这一在中国政治现实中无法走通的幻想，是在遭到国民党一再打击和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教育下逐渐放弃的。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打击、孤立共产党，提出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参加，不仅将决定“国民大会”是否具有符合民意的“合法性”，而且对中国政治前途将产生深远影响。以民盟为代表的大部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坚持在国民党贯彻“政协”决议、停止内战的前提下，才能召开国民大会。虽然青年党和民社党及部分无党派社会贤达在诱惑与压力下最终参加了国民大会，但以民盟为代表的大部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拒绝参加。
　　对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民盟，国民党当局充满敌意。虽然民盟为“以民主的方式”、“合法的行动”争取民主和合法地位的政党，但国民党却以血腥暴力来恐吓、镇压。1946年7月，国民党暗杀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随后又于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度监禁民盟中央负责人罗隆基，甚至扬言将大规模镇压民盟成员。迫于国民党当局淫威，民盟宣告解散。国民党的血腥与残暴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认清了国民党反民主、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将中间势力作为革命力量的一分子，努力争取。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和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经济上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持民族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些纲领和政策，得到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普遍拥护，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有效地帮助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促使民主党派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投身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革命斗争之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的联合。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声明：“抗战结束以来，蒋介石及其劫持下的党中央机关与政府，其反动性与日俱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0)。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21)。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被迫解散之后，它的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香港为基地，继续开展工作。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宣告，民盟“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明确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22)。民主建国会等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就在各民主党派纷纷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党陷入大溃败的全面危机。在此背景下，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同时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3)。“五一”口号实际上是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5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等29人。同日，毛泽东随电报附上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的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函件，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
　　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反应热烈。5月3日，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首先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5月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应从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24)，并通电国内外。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中共中央发表的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中共所呼吁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才是一个真正合法的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因此，应“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25)。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做出决定，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表明响应中共纪念“五一”口号的态度。5月24日，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26)!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两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27)同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表明态度。
　　6月14日，民盟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报馆以及全国同胞发出倡议，将新政协运动推向第一个高峰。民盟发表公开信表示，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必须在香港展开一场新政协运动。“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28)。6月25日，民革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29)。同日，民联发表宣言，指出：“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凡是坚决地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折中‘第三条道路’的阴谋。”(30)7月7日，救国会发表宣言，指出：“此一口号恰符合本会‘建立举国一致民主政府，完成反抗侵略肃清封建任务的一贯主张。亦只有如此，人民力量民主阵营始能更强化扩大和组织化，全面胜利始能实现。”(31)
　　对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十分重视，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毛泽东同时提议：“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32)
　　上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声明、宣言、公开信的发表，表明各民主党派确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在领导力量和革命方式这两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因而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具备了重要政治基础。而毛泽东的复电既是对民主党派就新政协提出的有关观点的赞同，也表示中共对民主党派接受领导的认可。可见，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和毛泽东复电发表，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史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香港新政协运动从1948年9月由讨论、磋商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即邀请、扩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以保证新政协筹备工作和正式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邀请和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缜密筹划，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具体指挥施行的。周恩来在8月1日致电大连钱之光等，要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与香港分局负责人一起完成接送北上的任务，还亲自筹划交通工具和护送人员。8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并香港分局电，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要“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并指定潘汉年、夏衍和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中央(33)。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而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加上连年战火，路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港英政府留难、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最后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批、分期运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对民主人士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1948年9月7日，周恩来在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9月1日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34)。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离港，并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开始了长达近一年之久的北上行动。中共先后租用了不同国籍和型号的十多艘轮船，共护送二十多批民主人士数百人，加上中共及其他人员北上共达一千多人。据初步统计，经中共护送北上参加首届政协的代表有一百多人，接近全部政协代表的1/5。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人士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10月8日、30日，中共中央将统战部同符定一、周建人等商讨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分别电发中共东北局和华南分局，请他们邀集各党派领导人讨论协商。《草案》包括新政协的召集、人选、召开时间与地点、准备讨论的事项等，并特向各党派的代表声明：“中共所提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35)随即各党派代表畅所欲言，就以上问题提出他们的具体意见。比如在东北的民主人士，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外，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改为“全国教授”，将“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这些建议均被中共采纳。11月中旬，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时，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对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在研讨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民革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专政”，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民盟香港总部联席会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新政协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以其发展历史、工作成绩、现有力量、对于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代表性大小五点来决定(36)。在交流与协商过程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许多主张和建议为中共所采纳。
　　经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共23个单位，134位代表。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五个方面46个单位的622人，代表着中国各个民主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名中共及民主人士为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庄严宣告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充分体现了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平等的民主协商精神。在此基础上创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实现民主政治的梦想，是中国人民不断反侵略、反压迫、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胜利的充分体现。注释：
　　①《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682页。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4～726页。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728页。
　　④《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4～745页。
　　⑤《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6～748页。
　　⑥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3年版，第6123页。
　　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⑧《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政论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页。
　　⑩《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96页。
　　(11)《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12)《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13)《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14)《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政论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
　　(15)《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页。
　　(16)《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一致要求改组政府》，《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17)《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3页。
　　(18)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版，第816页。
　　(19)《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2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1948年1月1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民主革命时期)》，1982年印，第10页。
　　(2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1948年1月1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民主革命时期)》，1982年印，第20页。
　　(22)《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宣言的四项主张》(1948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0页。
　　(23)《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24)《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1948年5月5日在香港)，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民主革命时期)》，1982年印，第27页。
　　(25)《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告台湾同胞书》(1948年5月7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民主革命时期)》，1982年印，第523～525页。
　　(26)《华商报》1948年5月24日。
　　(27)《华商报》1948年6月9日、6月10日。
　　(28)《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1948年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431页。
　　(29)《华商报》1948年6月25日。
　　(30)《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31)《华商报》1948年7月7日。
　　(32)《毛泽东关于召开新政协复各民主党派电》(1948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3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页。
　　(3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3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