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依据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与改组后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了以打倒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但1927年4月至7月，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政变，国民革命联合阵线瓦解，中国革命遇到巨大挫折。
　　遭遇顿挫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陷入低谷、国民党建立“一党治国”的独裁政治体制情况下，整合革命营垒中最坚定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创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星星之火，重新燃烧成燎原之势。
　　不过，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恨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脱离实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一度十分严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临时中共中央未能根据实际情况而及时调整方针政策，虽多次发表宣言、声明等，申明坚决反击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但对于民族矛盾引发中国阶级关系剧烈变化的新情况理解不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排斥一切上层分子和中间势力，坚持只要“兵”不要“官”的下层民众统一战线，使党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
　　就在日军侵占东北、图谋华北并欲占领整个中国的同时，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极力扩张备战，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严峻。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在其长篇报告中提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以来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基本策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革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分析由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基础上，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提出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的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国民党携手，共同救国，并建议成立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愿首先加入抗日联军①。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国民党停此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可以与之建立统一战线。
　　《八一宣言》首先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救国报》上发表，后为苏联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转载，辗转传到国内。因通讯不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及《八一宣言》的内容，但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也开始考虑变革策略，以建立更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1935年11月1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②。随后，得知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新精神和《八一宣言》主要内容，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表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③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的抗日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会议认为，在“在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中，不但工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入了革命”，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也应当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④。
　　会议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关门主义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这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会议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与教训，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会议决定将中共建设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争取地方实力派，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依据客观形势，在争取地方实力派问题上，中共采取了先西北后全国的策略，首先争取当时在西北“剿共”前线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率领第十七路军的杨虎城。
　　东北军大部分将士出身东北诸省，时刻渴望着返回东北家乡。在外交努力收复东北失败后，东北军中时常爆发出不满的心声，特别是对不能光复家园，反而角力于“剿共”内争极为反感。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能够争取的对象，实现与他们的联合，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而且能够影响其他地方实力派，扩大影响，造成西北地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基于对东北军的深刻认识，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随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重申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明确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⑤。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在李克农与王以哲商谈的基础上，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双方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张学良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是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具重要意义。
　　第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渊源很深，杨虎城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党的联系。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1935年11月，杨虎城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此后，中共先后与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中国共产党从而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加强张学良与杨虎城内部的联系。经过努力，张学良与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为西北地区实现抗日力量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3年4月，盛世才在执掌新疆政权后不久，即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允许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⑥。1935年，盛世才宣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沟通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并建立起密切关系。此外，中共中央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桂滋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全国，中共中央通过各方面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北方局派张经武、张友渔负责，在二十九军内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8月，薄一波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以薄一波为书记，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做公开、合法的工作，并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利用这一合法形式，中共发展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民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中共与晋、绥、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对中间派民主人士，毛泽东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193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并建立密切联系。
　　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与关键。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将抗日与反蒋并提。1936年2月，中共中央开始改变这一提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情况，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正式放弃“反蒋”口号，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表明中共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要真正武装抗日，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⑦。根据形势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先后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同时，毛泽东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希望国民党改变误国政策，重新合作，共同抗日。
　　就在中国共产党调整策略方针，采用“逼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并未改变。1936年中后期，蒋介石继续抽调大军围剿红军，并亲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杨被迫发动“西安事变”，力图以兵谏方式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举国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过谈判，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一定要抗日”⑧，并以人格担保履行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扭转的枢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十年内战的局面就此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
　　“西安事变”后，为促使蒋介石早日履行承诺，1937年2月到7月，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举行多次谈判。
　　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等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国民党在谈判中的基本目的，是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想以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6月上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根据以前的声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番号，委任师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荐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可指定共产党代表；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等。同时，蒋介石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出洋”，以及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的决策机关等。7月中旬，周恩来等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态度冷淡，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决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归西安行营直接管辖。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使得此次谈判再次无果而散。8月上旬，国共继续在南京谈判。迫于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军编制等问题上也有所让步。9月22日，在抗日形势日益严重的压力和中共的敦促斗争下，国民党中央社终于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进过程证明，渐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本着独立自主原则，制定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终联蒋抗日的策略方针，是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方略。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运用得极为成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努力争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共由此摆脱孤立的政治局面，并且日益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