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日，一本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的名为《西行漫记》的书在上海问世，它所引起的轰动是罕见的，一年之内连印四次。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则出现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这本书是根据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的英文首版《红星照耀中国》翻译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在为中译本初版所写的序文里充满感情地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这本感动了作者本人，也感动了世界的书，第一次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真实生活状貌，将活生生的各种人物展现于世人面前。那时的“红色中国”，还仅限于贫瘠苦寒的陕北。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那里。1936年7月13日，斯诺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0月中旬离开保安。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洛甫、贺龙、林彪、徐向前、徐海东、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接触了大量普通的战士和农民，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和红军办的工厂；还骑马去吴起镇和宁夏的预旺堡，记了十几本笔记和日记，拍了三十卷胶卷，带走了大量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经西安返回北平燕京大学后，他写出了这本足以流传千古的名著。
　　《西行漫记》风行海内外的背景在于，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利用自己的宣传优势，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状况大肆丑化，中共各个根据地受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外人根本不知道红色区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斯诺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64)。作为第一位进入中共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将国民党封锁共产党的黑幕戳出了一个小窟窿，透给外部世界一丝光明。
　　斯诺进入陕北的时候，中国政局已开始发生变化。随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其大本营延安(65)，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共产党还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0多个办事机构，地域分布包括武汉、广州、香港、重庆、太原、西安、桂林、长沙、上海、南京、兰州、南昌、福州、贵阳以及新乡、平江、温州等大、中、小城镇。这些办事处和办事机构，除完成日常后勤、联络任务外，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国统区的窗口。通过他们的工作，党和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加强了联系和交流，共产党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作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真实面貌究竟怎样?国内外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关心这一问题。抗战期间，曾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访问者前往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红都延安，是各根据地的大本营，也是对外交往的窗口。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的四年中，国内外友好人士到边区和延安参观、访问的达7316人，其中，1938年为1660人，1939年1378人，1940年1412人，1941年2866人(66)。1941年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包围，前来参观的人大大减少。
　　继斯诺之后，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来到延安和边区。当时史沫特莱因受美国政府迫害，在德国任《法兰克福日报》记者，1929年来到中国，与知名人士宋庆龄、鲁迅、丁玲等人都有深交。1936年12月，在现场报道西安事变时，她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结识，并提出了访问延安的要求。1937年1月至8月，她在延安及抗日前线采访近八个月。1943年，史沫特莱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地报道的最佳作品之一。为朱德做传的力作《伟大的道路》更是倾注了她毕生的心血，可惜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此书在她有生之年未能出版，直到1955年，首次以日文译本问世，次年出英文版，以后又有德、法、俄、西班牙、盂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种文字的版本问世，而中文版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后才与中国人民见面。
　　访问延安的外国人中，第一个有官方身份的是埃文斯·卡尔逊。卡尔逊30年代初就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1935年回国。后任总统卫队指挥官，与罗斯福总统个人相交甚密。1937年初，卡尔逊受罗斯福总统所托来华，搜集有关中国正在发生的抗日方面的情报，并直接向总统通报。8月，被正式任命为搜集中日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想去延安考察，缘起于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精彩描述。经上司同意和蒋介石的批准，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间，卡尔逊考察了华北敌后战场。后经斯诺作为中介，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以“美国海军战场观察员”的身份于1938年5月到延安，进行军事活动考察，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3月，在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下，中国共产党战略性地撤离延安。撤离延安前，最后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是美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会见她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纸老虎”论断。
　　最早进入边区和延安的国统区记者是《大公报》的范长江。他在采访西安事变时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谈及中国的前途和抗日的主张，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他认为有必要访问延安。经与周恩来联系，1937年2月9日，范长江抵达延安，中共中央设宴欢迎。当晚，与毛泽东竟夜长谈。范长江在延安逗留了三天，接触了洛甫、朱德、林伯渠、刘伯承、林彪、吴亮平、廖承志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回到上海后，范长江连夜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于2月15日出版的《大公报》上，向全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随后他又写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文章。名记名报的效应，使这些文章在国统区传播一时。毛泽东等人也深受感动，与范长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多有书信往来。
　　文化界、思想界的知名人士中，最早访问延安的是“乡建派”领袖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以来，梁漱溟一直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乡建实践，他遂一直为抗战而奔走。看到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政府西迁，他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为了与中共领导人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同时考察中共的大政方针是否真的改变，1938年1月5日，梁漱溟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抵达延安访问，至1月25日离开。他同不少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与毛泽东谈得最多，先后8次，除迎送2次外，其余6次，最少2个小时，最长者通宵达旦。毛泽东对抗战前途高屋建瓴般的分析，令粱漱溟大为振奋。
　　抗战时期，新加坡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访问了延安。“九一八事变”以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号召侨民出钱出力，抵制日货，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任主席。1940年3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到祖国各地考察，并慰劳抗日军民。陈嘉庚当时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到底。在重庆期间，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拜访了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次接触使他对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有了初步了解。但陈嘉庚在同国民党人士接触时，听到的多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击之辞。为了认清真相，他在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红岩村举行的茶话会上，正式提出了访问延安的愿望。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经西安到达延安，受到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多次会见陈嘉庚，并进行长时间的交谈，阐释了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朱德的陪同下，陈嘉庚还参观了延安的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工业和农业，参观了安塞的钢铁厂，并私下观察了延安的市容，直接与市民接触。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对延安的新气象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袖风采备加赞赏。
　　1944年6月9日，在国民党中央的特许下，一支由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实现了访问边区和延安的目标，这是抗战后期的又一盛事。记者团21名成员为：领队谢保樵(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事局副局长)和邓友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局副局长)；外国记者6人即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箴言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公众社、《泰晤士报》、《先驱论坛报》记者)、武道(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和普金科(苏联塔斯社记者)；中国记者9人，即孔昭恺(《大公报》记者)、张文伯(《中央日报》记者)、谢爽秋(《扫荡报》记者)、周本渊(《国民公报》记者)、赵炳烺(《时事新报》记者)、赵超构(《新民报》记者)、金东平(《商务日报》记者)、徐兆镛和杨嘉勇(均为“中央社”记者)；陪同人员4人，即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和杨西昆。
　　6月9日下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举行招待会，为中外记者团洗尘。10日，朱德在王家坪军委礼堂为中外记者团举行欢迎会，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1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长达3个小时。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王家坪大礼堂向中外记者团介绍中共抗战的情况。24日，延安文化界人士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王实昧等，与记者团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座谈。
　　6月26日至7月初，中外记者团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中国医科大学、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观看了多次文艺演出。期间，李鼎铭、李维汉和各厅局长作了关于边区政府情况的报告，谭政作了关于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报告。
　　7月12日，全部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汉返回重庆，其余记者留下继续访问。斯坦因、福尔曼等外国记者还单独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8月中旬，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5名外国记者，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张湖生离开延安到边区各地访问。8月30日离开边区，进入晋西北根据地。10月下旬，外国记者回到延安后不久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在延安及各边区进行采访后，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红都”延安和各边区的真实社会面貌传播给了全世界。毛泽东6月12日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在7月1日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上登了出来。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播发了《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发自延安的通讯。《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客观而又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参观访问的感受。后来，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许多人写了不少关于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书。如福尔曼1945年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武道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爱泼斯坦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书，都产生了类似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巨大宣传效果。
　　美军观察组是抗战期间进入延安的唯一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全称为“中缅印战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67)，由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任组长。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到达延安：戴维·包瑞德、约翰·谢伟思(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雷·克罗姆林少校、约翰·科林上尉等9人。8月7日，第二批成员到达延安：雷蒙德·卢登(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顾问)、雷金纳德·福期中校、威尔伯·彼得金少校、查尔斯·多尔少校、布鲁克·多兰上尉、西蒙·希契上尉等9人。观察组共18人。
　　观察组的实际工作重点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和根据地的情况。观察组的分工，包瑞德注重军事方面的情况，谢伟思多注意政治方面的情况。观察组向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和国务院发回了大批的军事政治报告。1944年11月，毛泽东与赫尔利会谈的协议遭蒋介石拒绝以后，美军观察组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一些主要成员被撤走。1945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宣布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的罪名，逮捕了原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6人，此后，美军观察组名存实亡。1946年6月，美军观察组全部撤离延安。
　　抗战时期，最后访问延安的知名人士是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名参政员，他们是为了推动国共战后合作而来。1945年7月1日，6名参政员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与6名参政员会见并自由探讨有关国共战后合作事宜。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的有关“周期率”的谈话，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5日，六参政员返回重庆。随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拒不送审，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突击出版发行。这本仅74页的小册子在重庆就发行了2万册，以后又在上海翻印，前后达十几万册，无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以及香港和海外的华侨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然，不仅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其他根据地也不乏访问者。比如李公朴对晋察冀边区的考察。
　　访问延安的中外人士，来延安之前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在延安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感受各异，但延安之行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虽然每个人观察延安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多数人对延安社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印象深刻。
　　最直观的感受是延安物质条件的艰苦与人们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强烈对照。
　　尼姆·韦尔斯在其被誉为“续西行漫记”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写道：“在延安，人们过着简单到了极点的生活。个人私有财产根本不存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仅够维持生命。食物、衣服和一条棉被由国家供给，住所由本地居民提供，夺取枪支弹药和各种军用品是战士自己的责任，燃料只够煮熟食物。到了寒冷的天气，为了取暖，战士们只能更紧地挤在泥地上和土炕上，并在食物里额外多加些辣椒。”“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更为原始的共产主义，任何一件细小的东西都必须平均分配”，“整整十年，每个人都依其能力和最低限度的需要过着极为苛刻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除开军人穿灰蓝色制服，政工人员穿黑色制服以外，大家的衣食住行也的确一个模样”。“香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必需品之一，脑力劳动者每月能得到五元钱的香烟津贴。经过特别允许，医生照料下的病人可以得到鸡蛋和鱼肝油”。“在延安，全体军人每天只能吃上两三顿数量极少的小米粥，外加微乎其微的几片蔬菜。至于肉，只有星期天才能吃上几小片”。她感慨万千地说：“我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使这么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并用一只饭碗喂养这么多张嘴。”(68)斯特朗也看到：“在延安，党的官员们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口粮却很少；到了冬季每天减为两顿饭，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69)
　　然而，异常艰苦的物质条件并未使人们萎靡不振，大家的精神状态是蓬勃向上的，整个社会风气是淳朴的。在厌倦了陪都重庆的阴郁气氛后，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一个清新、活泼、充满朝气的世界。黄炎培到延安时，延安有五万人口，其中三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他的观感是，公教人员“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的老百姓，衣服也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人士，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着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70)。
　　聂志超的话更具概括性：“就陕甘宁边区及延市的一般人看来，不论公务人员、学生与军民人等，决不像大后方一般人士的愁眉锁眼，叫苦连天，闹着经济困难，也不像另一部分人贪污腐化，狂嫖乱赌，日趋没落的现象，而都是欢天喜地，刻苦朴素，为着和平民主，为着建设边区，为着解放全国的人民，为着将来人类的幸福，有组织、有计划，实事求是的紧张的工作着；同时延市及边区更见不到盗匪、乞丐，这一种安定丰衣足食的社会，刻苦蓬勃欣欣向荣的现象，正是中华民国走向新的道路新的社会的一种新生气象。”(71)赵超构的言辞则富有诗意。他将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治安状况，称之为“真像是一首传奇的童话诗”；整个延安的生活被他比喻为“一首朴素的歌”(72)。
　　延安的人们休闲娱乐，乐在其中，并非像外间想象的那样，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
　　韦尔斯对大家室外运动场景的描写饶有兴趣：“在延安，凡是可以利用的地方都设有排球场和篮球场。但是大家最喜爱的地方却是城外的运动场。城外这一边，延河里到处是皮肤晒得紫黑的洗澡人；城外另一边，大体育场上开展着各种各样的运动：气度尊严而动作迟缓的人在悠悠然然地玩着网球，或骑着自行车在大道上来来往往；严肃认真的运动员在一本正经地踢足球。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朱德，他正满怀渴求地等待别人选他加入篮球队；您还可以见到洛甫，大夫叫他工作一段时间便停下来休息脑子，他遵从医嘱，正在一丝不苟的骑着自行车兜圈圈。在体育场的那一头，红军大学的学生和延安卫戍部队的战士在玩比较严肃的战争游戏。”(73)
　　室内的通常娱乐是聚餐、跳舞、打牌、看戏，但却带有一种延安的特色。“聚餐一般是在食堂里，五六十人围在几个圆桌上入座。很多人会说笑话，真是谈笑风生。喝的是白干酒，但喝的量极少。玩么，有的打桥牌，更多人喜欢玩‘百分’”。在上述这些场合里，没有人打扮，也没有人换衣服，男女穿的都是政府发的一套结实的蓝布服装。在一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上，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必到，毛泽东每月约参加两次。舞会上，“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混合演奏。有圆舞曲，也有二步舞、一步舞和一种四步的秧歌舞曲。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愿意把脚步放重的，就重重地跳；愿意静静移动的，就轻轻地滑步。剧院的一些职业舞蹈演员则跳得灵活而轻快”。“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欢快的友情却使艰苦变成了乐趣。舞厅里的窗子即使在冬天也是敞开的，因为人们都穿着棉衣跳舞。有一次为了减少灰尘，就往地上洒水，结果靠窗的一边地面结了冰，跳舞的人滑倒时，逗得大伙都乐了。最后往往是大家围成一圈扭秧歌，越扭越快，于是晚会结束”(74)
　　在共产党治理下，延安及各边区的民众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人民与政权之间水乳交融，也与国统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令来访者难忘。
　　在陕西、山西两省访问了5个月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认为“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是“最动人的事情”。他看到，“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75)。爱泼斯坦也发现，整个陕甘宁边区“比中国西北其他任何地方更密集和广泛地得到耕种”，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且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他地方的农民通常穿得破破烂烂，但他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绝不是破烂”；中国到处是乞丐，但是，他们在边区和各解放区的5个月中，行程1000英里，大概经过百来个村镇，没有见到一个乞丐；在整个旅程中，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或士兵显得营养不良(76)。李公朴也说，只要一踏进晋察冀边区的境界，随时随地反映在眼帘里的是“民众的活跃”；晋察冀人民再也不是在喘息中挣扎，而是“兴奋地在战地中求生”。虽然是处在敌后的战斗环境里，人们反而提高了劳动的兴趣，“没有一个懒汉!”“没有一寸荒地!”这是晋察冀的一个生产口号(77)。
　　那么，人民生活的改善从何而来呢?正如斯坦因所说，连重庆国民党的不少领袖都承认，“共产党已获得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盛名的惊人的伟大成就。中国某些大的经济问题，似乎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走向解决的途中。这是共产党政权力量的伟大源泉之一，而且是它的前途的佳兆”(78)。共产党政权不仅带领人民改善了物质生活，工作人员民主、廉洁的新作风更使人民对政权产生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人民与政府亲密无间。爱泼斯坦对在边区看到的一幕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老农捶拍着原来同村出身贫苦的年轻县长的背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鲜大粪呢?”年轻县长希望不要用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同一位外国“贵宾”谈话，但老人对于什么是值得称道的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不听劝告继续讲下去。爱泼斯坦感慨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79)在国统区，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消极沉闷、不思进取，某些腐败官员只知作威作福，压迫剥削人民，人民怨声载道，视政府人员为敌人。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边区，人民将政府视为民众自己的政府，政府在人民中享有无上的威信，人民对政府人员处处关心爱戴，相依为命，政府与群众之间传统的鸿沟被填平了。
　　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风度气质也为有幸目睹其风采者所津津乐道。到红都延安，拜访中共领袖当然是令人感兴趣的，而有机会见过国民党官员的人则很自然地将两者加以比较。包瑞德看到，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经常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辆封闭式救护车”；而据他所知，这辆车是共产党唯一的机械化交通工具。“这里没有豪华的、常常以高速行驶的黑色大轿车；而在重庆，当委员长(指蒋介石——笔者注)从街上穿过时，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这里也没有卫兵和便衣人员组成的封锁线；而委员长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却总是被这种封锁线包围着”(80)。美国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外交政策汇报》与《新共和杂志》等期刊的特约撰稿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辛格在被问到对中共领袖们的印象时说：“南京的官员们，实际毫无事做，却像煞有介事地摆出忙劲头；但中共的领袖，和蔼可亲，能和你作娓娓的长谈。”(81)
　　对于中共领袖平易近人的作风，斯特朗有更贴近、更鲜活的感受。她到达八路军司令部的时候，身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从土屋中向他们跑来，其中“有一个人满身尘土，穿着灰蓝色的衣服，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俯身隔着司机同斯特朗握手，用不标准的德语同她打招呼，这个“和蔼、朴素，看上去像农民一样的人”，“一点都没有架子，和农民们一起在漫天灰尘中跑出来迎接一个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的人，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朱德(82)!斯特朗在八路军司令部住了10天，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以及他们的毫无架子，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韦尔斯也评价朱德，与其说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83)。黄炎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他说，在一般人想象中，这些人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与这些人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84)。
　　共产党领袖也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冷冰冰、硬邦邦。斯特朗描绘的中共四大领袖在延安舞会上的舞姿，有声有色地刻画出他们的气质风采。
　　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是坐在一旁观看，有很多人要和他谈话。“他跳舞时表现轻松，步伐坚定。有些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他有自己的一种坚定而微妙的节奏感，同乐队保持最友好的联系却从不盲目服从。作为他的舞伴，你必须密切注意，小心地顺从，随着微小的暗示而移动。如果你懂得他的节奏，他就会和你成功地跳到结束”。朱德跳起舞来“像是在进行闻名的长征。无论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劲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也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在确切的散文中，偶尔使用鲜明的比喻”。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他华尔兹舞跳得棒极了，但有时好得过于拘谨。和他跳过一支曲子后，你可能会喜欢和扭秧歌的演员或俄国医生舞上一曲”；但是，人们还是认为周恩来是第一流的舞蹈家，“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他的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能想象到这些正是他在南京谈判中所具有的才华”(85)。
　　虽然多数海内外来访者对延安及各根据地的考察难于深入，有走马观花之憾，但有些人还是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对共产党和“红色中国”做出了颇具预见性的总体评价。爱泼斯坦认为，“他们使中国朝着孙中山等先驱者曾经希望和计划的把巨大潜能释放出来的方向前进了很大一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点亮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亚洲要摆脱奴役和封建主义必须走的道路上的指路灯”(86)。罗辛格则称赞“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87)。斯特朗更是认定“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88)!
　　延安及“红色中国”之行，对考察访问者来说，也是一次接受心灵洗礼和头脑革命的难忘行程，不少人的思想感情、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改变。如一个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对董必武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89)。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不只一次访问延安，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范长江1939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埃文斯·卡尔逊除了向罗斯福总统密报之外，还不顾外交官的身份，与云集在汉口的欧美记者讲解他的所见所闻，毫不掩饰自己对共产党政治、军事的赞许，直至遭到上司的指责，最后辞去军职。1938年12月回国后，“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向公众发表演说，为几家杂志撰稿，最后还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那位仅在延安访问过10天的美国记者斯蒂尔作如此感慨：“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90)关爱劳动大众、热心社会改造的中间派知识分子梁漱溟、李公朴、黄炎培都对延安及各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产生程度不同的认同和共鸣。黄炎培认为，共产党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解决民众痛苦的办法，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91)。
　　战时的中国处于深重的外忧内患之下，人民对中国的前途和个人命运感到迷茫，人们渴望找到一支力量，来坚定地带领人民抗日救亡，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新社会。希望在哪里?适逢其时，访问考察者带回有关各根据地的客观真实报道，加之其他渠道，国民党对共产党污蔑丑化的不实之词不断被揭破，延安及“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慢慢地被撩开了，一个与重庆及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达成了共识：希望在陕北，希望在延安。“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像潮水般地奔赴延安，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
　　处在民族革命高涨时期的青年，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和献身精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身在海外，亲身经历受人歧视和屈辱的青年，更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抗战服务，报效祖国。据调查，抗战期间来延安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归侨青年约600人(92)。
　　奔赴延安的华侨以南洋华侨为最多。南洋各侨居地与延安万里之遥。一边是碧波连天，绿水环抱；一边是尘土飞扬，黄坡土窑。两地气候、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相去甚远。但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在优越条件下的南洋中华儿女，毅然回国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在一起。迢迢征途万里，重重障碍阻隔，滚滚烽烟弥漫，都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马来亚华侨青年陈明回国探亲时，受到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感召，于1938年春返回侨居地，联络进步同学，告别双亲和女友，一起回国到延安。同年8月，菲律宾华侨青年白刃、林有声等5人从厦门集美中学来到西安，接着步行八九天到延安，进入抗大第五队学习。
　　在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与孙中山并称的中华民国元勋黄兴的儿子。他于1936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1938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
　　当然，奔赴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国统区。这些人都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抗日救国，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会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而当时的延安是最接近他们理想的一方天地，最能为他们的抱负提供支撑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们不顾关山重重，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和部属相约，成群结队前往的情况也不少见。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1937年经周恩来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1937年11月携弟傅桑、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一时传为佳话。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一批来自上海的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告别故土，历时13个月，徒步一万多里，终于来到延安。
　　著名作家魏巍曾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
　　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从广东经西安赴延安，因长途跋涉，气候不适，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著地面向延安方向，双手抠进黄土，艰难地向前爬了28米，最后倒在通往延安的路上。
　　在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怀着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整个演剧队一起去的，也有单独去的。他们中有大量文艺界名流，如电影、话剧演员吕班、田方、孙维世、蓝苹，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芢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林寒流、凌霞、严熹、范杏仙等等。
　　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七百多里山路，成为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用意志和鲜血铺就的一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1938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几位大夫，乘坐着满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汽车在赴延安的途中，看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队队时隐时现赶赴延安的青年队伍时，队长爱德华先生不禁赞叹：“奇迹，奇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何其芳用文学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93)。
　　对广大爱国青年来说，“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做延安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像到了渴望已久的家。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在神州大地响彻着洪亮动人的旋律。人们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以游子还家的心态投奔延安的。仅在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间，延安就接纳了三四万名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
　　奔赴延安，对那一代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具有政治倾向性的选择。他们怀着满腔热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黑暗中选择光明，在亡国面前选择抗战，在苟延的生活中选择献身，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当年在延安生活和战斗过的人们，对那巍巍宝塔山，悠悠延河水，梦绕魂牵；对那火热的生活，革命的激情，刻骨铭心。今天，宝塔的光辉并未暗淡，延安仍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和平年代的人们踏上“红色之旅”，到那方热土，去追忆那难忘的年代，领略中国革命的真谛。光阴流逝，时代变迁，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不会改变，对闪光品质的追求不会改变，于是，延安精神的感召力跨越了时空，化作民族精神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长久地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注释：
　　①李锐：《直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②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③宋金寿等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④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⑤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节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⑦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组编：《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⑧《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
　　⑨左健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乡的具体实施》，《解放》第104期。
　　⑩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1938年10月1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1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12)(13)温锐：《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2页。
　　(14)《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6页。
　　(15)《关于吴满有的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16)赖若愚：《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1944年8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页。
　　(17)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2页。
　　(18)刘澜涛：《晋察冀北岳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党的政策》，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19)《太行山区1945年生产运动的概况》，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0页。
　　(20)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21)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2)《太行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史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23)王炜：《易县的婚姻问题》，《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15日。
　　(24)于林：《二年来的北岳区妇运》(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6日。
　　(25)赖若愚：《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1944年8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页。
　　(26)《晋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1944年11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15页。
　　(27)以上部分参见江沛：《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28)[美]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6页。
　　(29)田方：《延安生活回顾(三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30)黄霖：《延安轶事》，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第75页。
　　(31)《延安市的特点》，《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
　　(32)陈辛火：《艰苦的岁月 难忘的记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33)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页。
　　(34)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3页。
　　(35)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总结摘要》，《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
　　(36)《晋绥边区社会教育概况》，《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37)[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4～155页。
　　(38)[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39)[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40)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41)G·斯坦因：《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92～895页。
　　(42)[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4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4页。
　　(44)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45)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310页。
　　(46)[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47)[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8页。
　　(48)[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7页。
　　(49)[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7页。
　　(50)[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51)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52)李易方、姬也力：《陕甘宁边区的农业》，《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53)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5～156页。
　　(54)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延安文艺丛书第四卷(散文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55)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
　　(56)[美]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9页。
　　(58)[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59)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2～143页。
　　(60)[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页。
　　(61)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62)碧野：《人生的花与果》，《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63)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6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
　　(65)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从保安迁至延安。
　　(66)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
　　(67)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部反叛各州，这里指延安。
　　(68)[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4页。
　　(69)《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7页。
　　(70)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71)聂志超：《延安参观后的我见》，《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42页。
　　(72)J.L：《延安市的特点》，《延安文革》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49页。
　　(73)[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74)[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7～178页。
　　(75)武道：《我从陕北回来》，《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21页。
　　(76)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
　　(77)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2页。
　　(78)斯坦因：《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17页。
　　(79)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80)[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81)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东809页。
　　(8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1985年版，第131页。
　　(83)[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84)黄炎堵：《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文史贤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43页。
　　(85)[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8～179页。
　　(86)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87)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09页。
　　(88)(90)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页。
　　(89)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82页。
　　(91)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92)彭光涵：《华侨青年与延安》，《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93)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延安文艺丛书第四卷《散文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