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人民政府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
　　这首曾经广为传唱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那么欢快，张扬着各根据地人们生机蓬勃的精神风貌。
　　延安的人们是上进的，学习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毛泽东曾说过，“延安就像所革命大学”(30)。《新民报》主撰赵超构1944年延安一行后，也得出了“整个延安城都是在那里学习”的观感(31)。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涌来的人们，一进入这所特殊的“大学”，就会感受到浓浓的学习氛围。
　　干部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干部的素质，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对于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当时，共产党的干部大量出身于农民和工人，文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文盲，这一教育背景严重制约了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时势政策的掌握与运用，很难适应抗日民族民主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要求。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十分重视，将干部教育工作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写作最丰富的时期。他在百忙中集中精力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十余种著作，《鲁迅全集》，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还有许多古书、诗词。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大量有名的著作。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集的372篇，有14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有关学者一起，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毛泽东还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夸夸其谈、瞎子摸鱼、粗枝大叶的学习，并号召进行全党的学习竞赛。这样，延安的所有新老干部，都懂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所肩负的繁重革命任务，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学习热潮。
　　一部分干部脱产进入干部学校专职学习。干部学校主要集中在延安，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党也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较著名的有抗大分校、华北联合大学、苏中公学等。各校配备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如在培养干部的“重工业”抗日军政大学，就有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何长工、王智涛、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知名人士任教。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做报告。大量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也多数进入各个学校学习，接受这个革命大熔炉的锤炼，被培养成干部队伍的后备军。大家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这样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阴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盏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图书也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有限的津贴费差不多全用来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可是大家读书认真。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我们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32)
　　进入学校专职学习的干部毕竟有限，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其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文化低的乡级干部，主要是提高文化水平，以消灭文盲为主；文化程度较高的高中级干部，要学习理论。有的地方还制定了细致的学习制度和学习内容。如陕甘宁边区，各县在乡一级成立在职干部学习小组，由乡长任组长。依文化程度(不论职位)分为初、中、高三级：文盲或半文盲的在职干部为初级，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为中级，初中毕业以上程度为高级。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学习以文化学习为主，其余为辅。业务学习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时事学习，以自己阅读报纸为主，并请人讲解；理论学习，以调查研究人手。在学习制度上，坚持每日2小时；半日校、夜校或补习班，每周至少上3次，每次2小时；实行成绩考核，分为日常考、临时试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等，确立优劣，给以奖惩(33)。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情很高，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显著提升。
　　一些民众也在积极学习文化。共产党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成人文盲和失学儿童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好条件。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首要的工作便是开办，针对成人文盲和失学儿童的成人小学和儿童小学，并力图培养受教育充分的教师来广泛地、迅速地传播一切有益的知识，而中国低层民众十分渴望接受哪怕最起码的教育，因此，共产党大得人心。
　　识字组、夜校、半日校、民众教育馆和黑板报是人们日常的学习形式。识字组以当地识字的人为中心组成，既识字，又学时事政治，还可以进行生产和日常知识的学习。晋察冀边区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唐县某村婆媳两个都是该村妇女识字班的学生，可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总需要留下一个人看家，烧饭洗衣，拾掇缝补。于是媳妇让婆婆去上课，要自己留在家里干活，婆婆说年纪轻的该读书识字，年纪老的要留在家里做事。最后还是媳妇挠不过婆婆的好意，于是就拿起课本抱起孩子去上课了。“妈，等我回来，再教给你!”就是这样，婆媳两个都识了字(34)。民教馆类似现在的图书馆，备有书报，发行刊物，组织演讲，举办各种文化展览等。群众还创造了冬学这种突击性的学习运动。冬学就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文化教育活动，重点是扫盲。在各根据地，没有堂皇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顶，所有的工作场合，随处都是人民的课堂。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也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而且还认识了他们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力量。
　　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冬学增至5379个，如冬学人数由上年的18万人上升到39万余人(35)。据1941年晋绥边区神池等19个县的统计，共开办冬学3116处，学员达17万余人，其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36)。陕甘宁边区还普遍推行一种“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是指一些识字较多的小学生，特别是完小的高年级生，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教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识字，为家人读报，在自己家的附近或本村，组织识字组，教识字组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延安是“红色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学习风气最浓厚的地方。在那里，谁要是有一本好书，得到一支钢笔，就会成为周围同志十分羡慕的事。延安许多生活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抗战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这样说：“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37)尼姆·韦尔斯则看到，“在延安，夜校随处可见。一天辛劳之后，泥水匠和学徒工、商人的儿子和贫苦的农民，都认认真真地坐在桌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现在新旧两种文字都有，可老百姓大多愿意他们的孩子学习旧文字”(38)。干部、战士、学生、民众一起，汇成火热激情的学习潮流。而坚定的理想信仰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理论文化的兴趣，是他们学习的不竭动力。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也承认，“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39)。这种“外貌”，就是指美国人推崇的民主与平等的观念。延安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大家庭。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毛泽东所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上下级之间，多不以职务相称，而以“同志”相称，大家同工作，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没有上下隔阂，关系亲密无间。那时延安传唱过的一首苏联歌曲中的两句：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40)。这一表述，可以说是最生动、准确的写照。
　　党的领袖的作风是民主平易的。1944年，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访问延安时看到，毛泽东和朱德走动时，“并无副官或秘书跟在身边，穿的是没有徽章的制服，这种制服对于一切等级的人，都是一律的”；毛泽东“总会有时间和一切领域之实际的领导者，和非党人士，和纯朴的农民，以及和任何向他请教或有所谘商的人们，进行谈话”；中共的党员，对于毛泽东的理论学说和实际政策，是“以一种无限的热情”和“为任何中国人所罕有的那种纪律性，加以信服的”，这“主要是自发的，因为党员天天可以看到，在制定政策时，毛泽东如何探寻与采用他们的意见”；士兵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咸敬爱如‘父’”(41)。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也说，“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42)。
　　一般说来，军队中是等级森严、最缺乏平等精神的地方。美国记者斯特朗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却留下大不相同的印象。她注意到，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将领之间“不存在内部的倾轧，没有吵架或者粗暴的行为”，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喜悦神色”；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上下级之间亲密团结，从等级最低的士兵到最高级的指挥员都发挥出“主动精神”(43)。的确，共产党的军队是当时民主和集中结合得最好的队伍。在延安，还经常举行篮球、排球比赛，朱德总司令、贺龙师长等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和战士们在一起打篮球，你简直无法分清哪个是战士，哪个是领导。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到处洋溢着革命同志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深厚情谊。在延安，青年人心中的偶像是“‘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44)。
　　如果将延安誉为“革命熔炉”，那抗大可以称为“熔炉中的熔炉”。那里的教职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的特征最为明显。工作、职务上的分工虽有不同，但他们情同手足，像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的延安机关、学校都有个晚饭后散步的好习惯。每当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候，同志们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斜照的延水河畔，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古老城墙，或指点江山，或纵情高歌，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温情，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特别是延水岸边一处刻着“宛如云霞”四个大字的长方形石窟，顶部岩石经过千百年风化，自然呈鱼鳞状，当它被落日的余辉染红，酷似晚霞，与延水泛起的粼粼波光相辉映，显得分外绚丽。许多青年很喜欢攀上此处古迹胜地，俯瞰如带的延河滚滚奔流，心潮起伏，都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要携手并肩为拯救中华而奋斗。抗大这个革命大家庭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好“家长”。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操课，一起打球和散步谈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头”，很愿意接近他。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干部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她，亲切地称她“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年轻人，她像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也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具体地帮助(45)。
　　在延安，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包瑞德对这样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他们一行人到达延安后，共产党联络员首先提醒他们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46)。斯特朗也看到，担任勤杂人员的“小鬼”们，在别的地方被人们叫做苦力，而在延安的舞会上，他们与别人一样，也加入跳舞的行列，快活地旋转着(47)。
　　延安是所有革命者的家，是个和平、安全的地方，投入她的怀抱，就会感到放松、惬意。在南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筋疲力尽地从谈判桌边回到延安后，把一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留在机场，他一个人到窑洞里睡觉去了，一睡就是大半天。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人员黄华，经过一年紧张而没有成果的谈判以后，抵达延安时，感到身体不适。一周后他说：“真是奇迹，我觉得舒服极了，吃得那么多，睡得那么香!”当时，延安还遭到轰炸。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重庆和南京待了五个月的陆定一，回到延安休假时对斯特朗说：“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待上五个月，比在这里待五年还容易老。”斯特朗还认为，共产党的官员们之所以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能工作很长时间，而且即使在敌人即将入侵的情况下，工作起来也不怎么紧张，“首先是由于在延安的十二年中，他们已经使自己的全部理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并为农民所接受。他们在老百姓家中感到自在，来来去去，无所畏惧”，此外还“部分由于他们过着一种接近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部分是由于相互间有着同志般的社交生活”(48)。这种干部与群众之间、革命者互相之间亲切自然的关系，正是延安精神的一大表征。
　　延安的物质生活的确十分艰苦。大家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住的是土窑洞，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大米饭，穿的是粗布衣服。但是，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灰心丧气，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情。
　　歌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堪称革命浪漫主义的突出表现。延安是全国著名音乐家荟萃之地，如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马可、麦新、张寒晖、李海、王莘、周巍峙、刘炽、李德伦等等。他们创作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甚广，如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塞克、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誉之为“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1936年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碰到了一支红军的队伍。他惊异地发现，这支队伍“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的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斯诺认为，这些战士是他看到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他们“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49)。美国著名学者特里尔则称之为“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50)。在延安，只要看到大路上有队伍在行走，群众就要拍手欢迎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有时道路两旁、山坡上下，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汇成一片。
　　学校、机关等单位的歌咏队、拉拉队也十分活跃。抗大歌咏活动的群众性，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响亮的歌声。特别是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更是热闹。有一次，抗大师生在凤凰山工地上劳动，罗瑞卿、莫文骅、胡耀邦等校领导带头，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教职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地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间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的劳动事例更多。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有时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51)。陕北公学每逢召开群众大会，或是课前饭后，列队行进，总是歌声嘹亮，慷慨激昂，振奋人心。1939年春天，延安干部、战士都进行生产开荒，天还没亮，干部、战士就扛着镢头、铁锹奔向荒山，钻进山沟，山谷田野到处是意气风发的劳动大军，到处荡漾着《开荒歌》、《生产大合唱》的歌声(52)。青年们还自制胡琴、提琴、象棋、扑克，自己编写文艺节目。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指挥的五百人的大型业余合唱团，经常为群众演唱。《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代表，大家都会唱。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院校，有时也排演新节目，如《带枪的人》、《太平天国》等节目，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李公朴到晋察冀边区考察，发现“歌咏已经形成了晋察冀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不论男女老少，很少不会唱歌子的。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调已代替了过去人们消闲或工作中间口头所唱的一切腐词滥调。农村歌咏队普遍地在乡村里成立了，在人民大众的队伍中也产生出他们自己的歌咏指挥者。就是每一村的自卫队和儿童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指挥。阜平城南农民歌咏队的指挥，便是该村打烧饼卖的一个小商人。这些歌咏队不但能够简单地合唱，而且能够轮唱，能够两部合唱以至四部合唱。会唱歌子最多的是妇女们，其次是儿童，人们总是赶他们不上。随便你走到田野，走进村庄，尤其是在会场上，总是充满响亮雄壮的歌声，彼此挑战，彼此竞赛，有的子弟兵团还比不上群众唱的多，唱的整齐(53)。
　　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唱歌?何其芳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文中的话是最好的回答：“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54)延安精神就在这苦与乐的强烈反差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
　　在延安，每逢元旦、春节、五一、五四等节日、纪念日，或召开重要会议，都会有色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秧歌剧、合唱、对唱、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独奏、平剧、话剧、眉户，多姿多彩，锣鼓声、歌唱声处处可闻。其中，大秧歌运动最具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最能体现根据地人民火红的精神面貌。新秧歌剧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兄妹开荒》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与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群众性的秧歌运动更是遍及整个陕甘宁边区。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延安春节秧歌，将新年变成了群众的艺术节。
　　周恩来还将秧歌剧从延安带到了重庆。他组织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小型歌剧。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节目有《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当演到集体秧歌舞时，周恩来和几位领导同志“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观舞者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了”(55)。秧歌剧中蕴涵的延安精神感染了国统区的人们。
　　随着大秧歌运动的深化，崛起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它吸收了以往小调剧、小歌剧的许多长处。《白毛女》以民间故事为基础，以民歌、戏曲为基调，突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在剧作、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白毛女》同《刘胡兰》、《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歌剧一道，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无论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土改的农村，到处是“为喜儿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呼声。
　　不仅仅新歌剧，秧歌剧、歌曲、戏剧、快板、电影等所有文艺形式，都将文化活动与政治、生产教育融于一体，人们喜闻乐见，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斯诺、韦尔斯、爱泼斯坦、福尔曼、李公朴等到延安及各根据地参观访问的中外人士都对它的生动有效赞誉有加。福尔曼用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一幕街头剧的情形。戏中所表现的八路军的作风和军民情谊，浅显易懂。福尔曼评论说：“这当然是宣传，是最好的宣传!……然而也必须记住，这些演员所演的角色正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实践的。”(56)
　　斯诺则称赞“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他看到，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冬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57)。美国学者特里尔也用抒情的语言描绘这种情形：“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58)平时大家乐于传唱的歌曲，也都是爱国、抗日的革命歌曲。比如《黄河大合唱》、《共产党像太阳》等。
　　学习也同样与政治、生产结合在一起，形式生动活泼。在冬学运动中，识字课上，首先认最常见、最急需的字，如自己的名字、街头生意招牌字号，摆小摊的先学买卖记账的常用字，劳动生产者先认作物、农具类等常用字。学习方法也是多种多样，通过成语、熟语、顺口溜、歌曲、唱词等来认字，是学习识字的好方法。结合生活实际，学认路条、认契约、记账目、写信件；练兵中认“枪法”、“踏雷”；妇女们做鞋就认“做鞋”，纺花时认“纺花”。或写在纸牌上挂在面前，或制成文字卡片，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在晋察冀边区，李公朴这样记述着：“当你走进一座村庄的时候，查验路条之后，你要认为没有事了拔腿要走，那位站岗的小孩子，会把枪一横，照常的拦住你：“对不起同志，耽误你一会儿工夫，请你背一背国民公约!”假如你背过来了，你便可以扬长而去，不然的话，有时一些更天真的孩子会把你带到村公所去。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就应该记住国民公约。要是大一些的孩子，除了客气和蔼的给你讲一篇要背熟国民公约的道理之外，他还教给你第一条是不违背三民主义，第二条是不违背政府法令……而且一条一条的解释给你听……晋察冀每个村口都挂着一块黑板，没有黑板的就用青灰刷出一块牌来，作成一块黑板的样子。每天的上下午，上面都写上不同的字，每次换岗时，上一班的人便教给下一班的人。这样递教下去，过路人查完路条时，他也要问：“同志，请你念一念这三个字!”如果你不认识，他就当起先生来，教你认。你就念给他听，说是“打日本”。他接着就进行口头考试。“为什么要打日本?”……有时你说的和他所晓得的有出入时，那个小孩子是不会放你走的，他一定要把他知道的讲给你听”(59)。
　　通过不同的文艺活动和活泼的学习形式，革命者与党之间，人民与党、政府、军队之间顺畅地交流互动，达到了同歌同哭、休戚与共的境界，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与集体息息相关，正如斯诺所说，“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60)。而斯诺所说的“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正是延安及各根据地独有的品质，那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民深沉的爱，这也是人们昂扬上进、乐观豪迈的根本源泉所在。所以，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们，“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61)。一些青年为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了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更加认同。在他们理想化的社会追求中，延安就是这样一个与“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社会近似的理想社会。在这里，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62)。诗人柯仲平更是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