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胜利时，除了它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文化与精神外，它还向全体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展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英雄主义传统，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延安精神。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深受这一革命传统的影响，他们既把延安精神看作是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也把延安精神看作是应该永远继承的革命遗产。
　　如前所述，我们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大致概括为：以艰苦奋斗为特色，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党的建设为保证，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统一战线为力量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表里，为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与政治基础。建国以后，党的建设及统一战线两个方面，因为拥有了和平环境而获得了制度性的保证；然而，实事求是的原则、艰苦奋斗的特色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多地属于思维方式、道德品质、精神信仰和基本执政理念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它只有体现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三方面的继承上，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政治特色，有力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的前三十年间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也造就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确立、中国经济的异军崛起和中国社会空前繁荣的新形势。
　　当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为了防止党内出现轻敌浮躁、骄傲自大的思想意识，延安精神的缔造者毛泽东即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之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在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迁北京的路上，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要认真地做好城市接管的一切工作，要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的政治形象，特别要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的是战争留下的废墟，经济的极度虚弱和物价飞涨，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活动，不得不卷入朝鲜战争等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的棘手问题，国内民众期盼着中共党人迅速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重建家园，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外反共及反华势力，更是大肆宣扬中共不久即将失败的舆论，冷眼等待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建设上的失败。
　　此时，中共的工作中心开始由农村移向城市，由战争移向经济建设。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权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党的群体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意识在党内影响极大，如“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政治意识，接管城市后管理干部严重不足，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只能将一部分军队干部转业并充实到这一领域，同时利用旧政权原有公务员进行管理；在农村基层，主要依靠缺乏训练的当地干部进行管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土地改革中，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
　　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尽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建设，安定民心；一方面清除各种反动势力，恢复社会秩序，这的确是当时中共党人不太擅长、比革命战争更为复杂的工作。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开拓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一点干劲，一种精神，不设法凝聚党心与民心，是难以从困难中走出来的。
　　具有革命优良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高度评价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传统，并以之对广大青少年和群众展开精神素质的教育。中共中央十分清楚，延安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一系列制度方面的经验，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观念，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体，无法将其截然分开。延安精神是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独立探索党的建设道路而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它的基本内涵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事业。
　　在各级党支部和党员指导下，一个发扬战争年代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运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有形的形式，而是融合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中，融入日常的思想教育、学校教育和民众宣传中，延安精神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也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在新中国政权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进行生产恢复、迅速地扭转了经济困难，并展开了工业化的建设。这一时期，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也是令人注目的，各地基本上控制了物价的上涨，保证了各大城市的粮食及日常用品的供给，社会秩序日益安定。在经济体制方面，“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公有制体制初步确定，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而重要的一大步。1949～1956年间，被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建国前三十年间社会、经济与政治各方面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以延安精神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教育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深入人心的时期，也是党心、民心空前团结，凝聚力空前强大的时期。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这一时期的评价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1956年4月，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后，一些人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也表明，共产党人不仅可以打天下，也可以治理天下，思想上开始出现松散状况，一些党的干部中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这一问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及时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体痛痒的官僚主义。”②“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③“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④在此，毛泽东对艰苦奋斗精神的阐述，已突破思想、道德的领域，而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和大政方针的范畴。
　　1956～1957年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由于主观上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以抵御苏联及美国的外来压力，同时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创一条新的道路，1958年前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重大转变，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同时违背经济建设本身的规律，放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一味地通过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展开工农业的“大跃进”运动，“共产风”、“浮夸风”劲吹，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面对严重的困难，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6月，对各地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严重性有所顿悟的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做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适当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此后几年间，中共中央大力推行工业化政策，在全国各地建成几十个大中型项目，如三门峡水库、东方红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工业化体系初步形成，经济建设也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有所提高。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由于政治体制及毛泽东个人的权力集中，整个政治决策体系出现了以政治意志压倒一切，过分强调改变生产关系，无视实事求是原则，忽视生产力发展，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严重的问题，使中国经济与社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实践证明，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忽视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关注，忽视了人民群众利益，不仅在政治体制和决策上会出现严重的偏向，也会严重地影响国家及民族的整体利益。
　　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纠正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果断结束以政治压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路线，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策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来。这一转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原则对错误路线的自我纠正，是中国社会近百年发展道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次革命性转变，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融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中。而包含着实事求是原则的延安精神，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已有相当差距，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上缺乏投入，均处于极其落后的状况。因此，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就必然要在落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必须要有一种拼搏的精神。
　　为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道：“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⑤邓小平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⑥“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⑦“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⑧
　　显然，邓小平特别强调延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对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缺少这种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气概。他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升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成为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
　　1981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财政部长里甘时指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认为：“中国如果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⑨根据这一讲话精神，由中共十二大首次进行概括、十三大进一步完善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宗旨，明确倡导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出了农民巨大的生产热情，农业连续数年实现大丰收，不仅农民生活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也为工业化的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内，由于特区的设立及沿海城市的开放，大量外资及先进技术涌入中国，使中国落后的工业得以直接嫁接先进技术而完成了更新换代。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这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实现的第二次飞跃。
　　在对延安精神的理解与阐述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在建国初期的十几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断强调要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等延安精神的基本实质，贯彻在全党的政策与方针中，取得了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虽然此后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全局性错误，但这些错误具有时代局限性，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管如何，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失传。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决纠正过去的路线错误，把国家的重心扭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号召全体党员艰苦奋斗，以提高人民生活、发展国家经济为根本宗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间，不仅使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而且实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