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主政。由于有了前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及在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积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明显开始呈现出一个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他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改革开放十年的基础上，引导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针对“苏东事件”后国内外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改革开放路线正确性的舆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他说，要加快发展的步伐，“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10月，中共十四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90年代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年均6%提高到8%～9%，争取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达到小康，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民经济素质再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所带来的效应结出了硕果，外资及先进技术的引入大幅增加，工业总产值持续上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及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涨，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均近8%的速度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及生存环境也得到迅速的改善。2000年，中共中央宣布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与问题。如因产业调整而产生的下岗、失业问题，因管理机制滞后而造成的福利保险跟不上的问题，因社会分配机制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交通等因素而造成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南北部差距的问题，一些中共党员干部也在现实的物质诱惑面前失去立场，沦为腐败分子，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特别是“苏东事件”后，由共产党执政的苏联及前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纷纷下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向何处去?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如何继续赢得人民的充分信任?如何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率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既定目标?成为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在这一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十分清醒。他告诫全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这是毛主席、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这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⑩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成为超过6000万人的庞大群体，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只要全党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始终成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始终把握住增加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大方向，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就能继续牢牢地掌握政权，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中国共产党拥有数量庞大的党员，拥有行政权力、物质资源的分配优势外，最为关键的则是党必须在执政的能力与水平上，在代表人民利益上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一句话，要通过持续发展生产力、继续繁荣中国社会，维护人民长期以来对党形成的信任，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在具体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必须继续保持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89年9月9—12日，刚刚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总书记，出京考察的第一站就选择在了陕西省延安市，这一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他，不忘老区人民、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源起，更在于他深知在漫长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精神与信仰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不可低估的财富。他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此后，延安精神的宣传与研究曾出现了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此后，为了要全党认识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艰巨复杂的问题与矛盾，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必须要强化党的建设，党的干部必须廉洁自律，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我们党和军队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因为搞工业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科技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仍然是一个需要付出百倍努力的艰苦创业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那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衰落和不垮台的。”(11)“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必须发扬光大。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现在少数干部中滋长着追求享受、贪图安逸的现象，有的拿着公款搞高消费。这样干，叫群众怎么没有意见?己不正，焉能正人。玩物是要丧志的。古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不应忘记这些至理箴言，忘记这些历史教训。”(12)
　　江泽民还多次重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要求共产党员不能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要有正气、浩气、锐气，要消除暮气、娇气，更不能陷入邪气。他说：“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来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上和作风上真正扎根。”(13)
　　正是以这样的思想原则、工作作风和执政宗旨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才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纯洁与坚强有力，涌现出了孔繁森、李素丽等一切为了人民的优秀党员，各级党组织及行政部门，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根本宗旨，想方设法发展地方经济，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全面腾飞。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努力奋斗，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其执政地位更加稳固。
　　1997年7月和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这标志一百五十余年来外国势力对中国领土占领的终结，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1997年，一场起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突如其来，中国对外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共果断采取扩大内需，增发长期建设国债，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基础建设，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打击走私，增加出口等措施，经济很快便摆脱了影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于缓解东南亚金融危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1998年夏，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均发生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周密部署。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30余万官兵参加抗洪，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终于取得了抗洪抢险的全面胜利。
　　在十几年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0年2月，他在广东省视察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4)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十三年执政经验的总结，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5)，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贡献。
　　延安精神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著名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体现了党的建设中继承与发扬优良传统与不断开拓创新间的辩证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保持了自身先进性与联系群众广泛性间的辩证统一，完成根本任务与实践根本宗旨间的辩证统一。
　　延安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管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面对世界竞争、奋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质，为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追求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没有变，因此，尽管当年延安精神的形成和今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两者在精神本质上是具有同一性的。
　　延安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想路线上是一致的。从延安精神的形成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统一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号召全党要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江泽民则明确提出了“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解决如何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不照搬别国的模式”的论断。
　　延安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延安精神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已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加以强调，因为没有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与宗旨，就不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其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如一地强调此点；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新形势下，面对现代化进程初期因社会发展而形成的阶层、收入间的差距，面对因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东西部、城乡间的差距，在中国社会已开始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建设阶段，重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富而思进的同时不忘还有老少边穷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不忘城乡中的弱势群体，不忘中国共产党人是人民勤务员、公仆的角色与形象，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时也是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因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清楚地把握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动向，选择最为适应的政策，以适应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要求，只有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才能在具体工作中解决实际的问题，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不可缺少。因此，要想真正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与此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延安精神的同时，也赋予延安精神以“与时俱进”的新的内涵。这个新的内涵，就是如何认识与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如何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如何实现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及如何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后面临着的重大问题，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余年来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江泽民还把“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高度，并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上指出，“与时俱进”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代的核心内容。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建设最强盛的时期，一些人认为，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并不适于今天，改革开放时期的现实条件下应该产生出新的社会主体精神，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延安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中国革命时代的思想文化，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第二，不注意对延安精神本质的认识，只注意对现实环境的关注，就可能忽视精神传统的不可分割性，忽视了中国社会文化继承中的连贯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初期形成中的消极作用，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以至于在无止境追求物欲中导致精神空虚、信仰失落，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有效地抑制，就会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如果陷入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丧失了党性原则，就会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体制内，为个人谋利益，进而导致权钱交易横行与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从而败坏党的形象与威信。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对党的宗旨的重申，也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所在，要把经济利益置于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否则，党的威信就会大大受损，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与能力。因此，强调对延安精神的继承，既是保证党的政治权威的有效手段，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协调人民利益与党的领导间关系的原则，其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样是凝聚党心、民心，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信念，在革命年代曾激励着无数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投身到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革命的成功，不仅要靠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也要靠无数仁人志士的无私奋斗。因此，对延安精神的形成与继承也不是偶然的，其中所蕴含着的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合理性，才是延安精神的生命力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为关键的时期，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价值观念处于嬗变中，道德与信仰的核心内容也在变革，面对新的社会实态，如果没有富于针对性的理想与道德的教育，如果不在扬弃革命时代精神传统的同时，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树立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和执政观，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能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建立起尊重制度、尊重法治、尊重民意的观念，就会导致群体性的政治保守，坐失良机，使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改革与建设严重滞后，从而大大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显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延安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对基于革命传统的延安精神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的高度升华。正由于此，不少人民群众在谈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时，总会提及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视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源泉。
　　2001年7月，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市，由延安革命纪念馆组织的“延安革命永放光芒”大型展演，天天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展演每天几乎都要演七八场。不少老人带着孩子来看演出，希望他们能从中受到教育。设在延安市延河边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的外地游客进行参观，许多外国友人也慕名前来观看展览。不少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要让后代也永远不要忘记延安精神”、“没有延安精神，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延安精神应该是中国人民永远的价值观念”等话语。各地的延安精神研究会每年都召开研讨会，呼吁发扬延安精神。2002年11月，天津电视台制作的6集电视片《延安情怀》开播，赢得了好评。有关延安精神的研究著作更是每年都有出版。这些事例都说明，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并没有过时，在多年的宣传教育中，已成为今天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在讲话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宽广眼光，高瞻远瞩地观察世界，把握时代特征，立足现代政治实践，与时俱进，系统回应了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组织、制度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在讲话中，江泽民同志继承了延安精神中“为人民服务”的特征，紧紧围绕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中心展开，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及党员群众，要克服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时时处处重实际、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为人民谋利益。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辩证地展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又强调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好高骛远，要把眼前的事情扎扎实实的做好。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求全党必须发扬延安精神中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品质，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才能脚踏实地地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样才是真正地实践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002年4月初，江泽民同志在陕西省考察时，再次访问革命圣地延安。面对延河水、宝塔山，回想起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管全国党政十三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回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共产党人日益壮大的历程，他深有体会地说：“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与未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16)。从他的讲话中，同样可以看到从延安精神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条红色脉搏的跳动。
　　然而，不管是延安精神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要想真正成为代表人民群众心声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看其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看是否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在了实处。为此，江泽民同志号召全体党员及各级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发展思路，带领民众开拓创业，奋发自强，不断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要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大会报告中宣布：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国内外公认，20世纪9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做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尽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在经济上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将中国带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带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是一个新的红色起点，它将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