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其为核心组成新的中共领导集体，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新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阶段，面向新世纪的这一新的领导集体，肩负着继往开来、持续发展的重任。
　　早在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中，胡锦涛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职务，在江泽民同志主政的十三年中，胡锦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其谦虚谨慎、虚心好学、勤勉为公的为政风格，赢得了党内外一致好评。在这一时期内，胡锦涛同志对于江泽民总书记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有体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颇有心得。因此，在胡锦涛同志执政一年间，他不仅继续贯彻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理论，也始终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实践的指南。
　　2002年12月5—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率领书记处全体成员，冒雪到革命圣地西柏坡考察和学习。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山区，1947年3月由延安转移出来的中共中央，辗转来到这里。在这里的两年间内，毛泽东等人指挥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决战，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要求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7)。其后，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
　　参观学习之后，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8)。
　　胡锦涛同志还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这一讲话，不仅对全体党员提出了思想认识上的要求，要求各地加强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对于继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显然，胡锦涛同志执政伊始即赴西柏坡的政治意义，不仅表达了他及新的领导集体不忘革命传统、群众路线的根本宗旨，而且还在于要强调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在强化执政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强化对党的思想及作风的建设，要在全党树立起中国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价值观念，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内涵，才能以一贯之地保持党的强大战斗力和行政效率，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稳定。
　　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东西部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都相当严重。2001年，中国人均GDP是1000美元，是世界下中等国家的下限，即使如此，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地区达不到这一标准；中国的人口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都严重制约着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内和行政干部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所有这一切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极有可能引发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也极易引发民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对此必须要有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才能有效抑制这些社会问题的恶化，才能维护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纯洁性，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后，我们不难理解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一如前任，要特别强调毛泽东早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强调艰苦奋斗的精神，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丢的政治含义。
　　2003年初，胡锦涛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全党，要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去分析中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要敢于面对出现的各类问题，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要为人民服务。要体现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作风，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胡锦涛同志强调艰苦奋斗、强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政治思想工作优势的继承，也是对革命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再升华。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已开始了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满了未可知的困难、艰辛与挑战，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引导我们克服困难，充满自信地迎接挑战等方面，仍然不失其精神本色，然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已从工业化进入了高技术化的层次，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大有改善的同时也对社会体制的改革充满了希望，仅仅只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不够的，关键要有能力适应时代要求。在继承延安精神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与时俱进原则基础上，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把延安精神在理性化、科学化的层次上大大深化了。
　　当代发展经济学强调，为了有效地阻止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诸如城镇发展但失业率高居不下，人均GDP增加了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工业化有所发展但农业却受到损害，教育投资长期被忽视，知识与技术更新慢，重发展轻治理，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政府机构日益庞大、成本上升、腐败严重，国有经济严重亏损，金融体系问题重重等一系列问题，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必须更加强调诸领域的平衡，在人均GDP增长同时要更加强调生态环境的治理，要加大长线领域如教育的投资以保证技术持续进步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在进入中国之后被概括为科学发展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上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理论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包含有不少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要以人为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展要统盘考虑，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协调好各方与各区域间的发展与利益关系；发展要持续，处理好发展近期目标与长远持续发展间的关系；政府调控经济发展，但不能违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执政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所以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强调更加协调地全面地发展，不仅要求经济发展，而且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等重要性，强调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走共同富裕道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等。显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同样是对全国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社会安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思考，既是对延安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髓的继承，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理性升华。
　　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继续保持东部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出了重点扶持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还特别强调中共继续坚持西部开放的政策，力求以此平衡东西部经济差距，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严重困难的问题。这一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从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角度，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日益严重的下岗问题，以平衡东北诸省与东部地区日益拉大的经济差距。
　　2003年3—6月，当一场“非典”风波突如其来时，各地陷入了恐慌与不安的气氛中，国内外都在注目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如何应对。在那些日子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全世界公开疫情的发展状况，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撤查隐瞒不报的失职官员，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深入学校、超市、工厂看望病人，了解疫情，要求各级干部迅速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撤消工作不力人员的职务，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全和安定，要求共产党员全力投入这场防治“非典”的活动中去。其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务实、稳健的工作作风，亲切、朴素的为民态度，受到了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的如潮好评。人们从新的领导集体对这场“非典”风波的处理上，看到了新的领导集体对延安精神的完整继承，看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思想的生动体现，看到了新的领导集体务实的作风、为民的宗旨和执政的能力，看到了中国社会排除一切干扰和困难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遏止“非典”的日子里，面对无孔不入的病菌，冒着随时可能被传染甚至死亡的威胁，各地的共产党员、行政干部，均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与良好的精神风尚，始终工作在第一线，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隔离病源，消毒杀菌，慰问病人家属，安顿各地市场，使社会秩序始终井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6月中旬，“非典”的传播在各地基本被遏止住。
　　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病源传播、坚决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在中央及各地的努力协调与安排下，2003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增长仅受到了少许的影响，仍然保持6%左右的增长率。而下半年又恢复到了8%左右的增长率。
　　7月1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而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总结，认为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他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要求全体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必须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视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极其创造性地提出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的观点，要求在具体的思想与行动中，“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9)，始终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出发点，是胡锦涛讲话全文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锦涛同志在思维方式、工作作风和精神传统上，也同样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在新形势下对延安精神的最好总结。
　　在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同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了当前各级党政部门在权力运用上的诸种问题，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运作后在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党内权力监督的问题，更成为人民群众在一个时期内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在党内政治生活上率先垂范，建立起议事规则，强调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不仅中央政治局学习、议事时要按程序进行，就是在决定重大事情的政策时，也要由投票来决定。在制度建设上采取的这些措施及其实施的效果，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2003年春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一年一度的北戴河度假活动，中央领导全部在北京办公，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好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谦虚、谨慎、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在基层党的组织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反映。3月，中共上海市委做出决定，今后在正式场合及文件中，不再称官职，一律改称同志。全国不少地方的高级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各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有效地减少了各地问题的积压，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了及时看到各地发生的情况，了解民情，胡锦涛总书记还时常上网，浏览新闻动态和网民留言。
　　2003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刊登署名文章，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同时，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大力推进人民民主，进一步革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强调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20)。这一提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领导集体力求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改革的前奏。
　　在2003年10月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做了述职报告，体现了中央政治局是中央全会常设机构并向中央全会负责的程序，是在党的组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一步。这一举措开创了一个先例，体现了新的领导集体切实推进党内民主，革除体制性的障碍，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勇气。
　　2003年底，针对党的领导体制、组织体系和权力监督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是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维护党的团结的十分重要的党内章程，对于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宣布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标志着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班。在会上，胡锦涛代表中央政治局就执政两年来的业绩向全会作了报告。中央委员会对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业绩非常满意，同时中央全会对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新变化展开了讨论，提出新的思考，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新思路，强调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一新思想同样既是对延安精神精华的继承，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落实。通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几度升华，延安精神已由一种感性的、精神的革命传统文化，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锐意进取的理性思考，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延安精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呼吁体制改革以创造更为宽松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强化执政能力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层楼的产物。
　　从现在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正处于一个以全力促进经济发展、深化经济体制结构的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推进，已经二十余年的时间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铺平道路，已成为愈加一致的呼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下，顺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由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由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改革，这或许就是新的领导集体今后所要致力研究和解决的主要课题。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执政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协调经济平衡发展等问题上，表现出了极佳的领导才能与政治品质；在理论上也强调了对延安精神的继承，深化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念，触及到了极其敏感的政治改革领域，备受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相信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是完全有能力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更高层次上向前推进。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和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言传身教，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同，也成为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样板。2004年6月28日，由延安革命纪念馆主办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隆重推出。展览期间，人潮涌动，不少老延安、老八路亲临展厅，在记载如歌岁月的照片与实物前遥记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大批青少年纷纷利用节假日前去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在聆听讲解中感受中国革命的血火壮绝。
　　与此同时，人民网推出“您认为延安精神最具时代意义的内容是什么”的网上调查。截止2004年6月30日，共有5138位网友参加了调查，他们的选择依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民众对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相当认同，对于以延安精神为根本整顿党风、“以德治国”所怀有的极大希望。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身上，均可以明显看到中国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子，可以看到延安精神的代代传承，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仍然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延安，这个光辉的名字，成为几十年间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意识上最牢固的纽带，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是传统思想教育的“圣城”，延安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时时汲取的最丰富的精神营养来源。固然，延安精神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内涵及范畴，因而也是在不断发展与丰富之中，但在本质性上，实事求是的原则、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过时的精神支点。
　　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21世纪，深受延安精神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会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指引下，带领中国人民再苦干几十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缔造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
　　注释：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8～1439页。
　　②《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本色》(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⑤《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1980年1月1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⑥《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7页。
　　⑦《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0页。
　　⑧《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6页。
　　⑨《邓小平同志谈高度文明和发扬延安精神》，《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
　　⑩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三个代表”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页。
　　(11)江泽民：《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4年12月1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9页。
　　(12)《深入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1995年12月5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93页。
　　(13)《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46页。
　　(14)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三个代表”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12页。
　　(15)江泽民：《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200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三个代表”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5页。
　　(16)《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
　　(1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8～1439页。
　　(18)《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19)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20)甄小英、李清华：《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革除体制性障碍》，《求是》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