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不断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保持党的先进性，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一)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各种途径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地位；在国内，由于经济成分多元化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一些人利用我国在深化改革的时机，不断削弱、攻击、丑化马克思主义，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指导我国的改革。有些时候国际和国内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②所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注意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评和斗争，以此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后来由于方法不恰当，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僵化理解，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那些“左”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③要提倡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④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的进程中，对待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他一再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⑤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一个时期一些人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一批评就有人说打棍子的现象，邓小平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⑥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中心的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
　　针对当时出现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多次警告全党要警惕这些错误思潮，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⑦邓小平这些话现在听来还是掷地有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坚持不丢批评的武器，对错误思潮敢于斗争，保证了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我国最终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冲击，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二)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
　　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认识客观规律以前，人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种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就不免会违背客观规律，行动就会出错误，会干蠢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如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对实践中证实错误的东西进行批评和反思。对待错误，“别人批评了要欣然接受，别人不批评，也不能安然无事，也要做自我批评，‘自己骂自己’并真正引以为鉴，从而变得更聪明一些。”⑧认识到不足，在实践中加以改正，这样才能推动实践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依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的：“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筋斗，碰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够比较主动、比较自由。”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年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着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而一些建设的失误，特别是一些大的失误，是与在实践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批评有关的。虽然如此，党内总是存在着不断努力总结、批评、纠正实践中的错误的积极力量。即使在“文革”期间，这种积极因素也还是始终存在的，并没有完全消失，正是这种力量为结束“文革”、总结“文革”的教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总结了“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党带来的深刻教训，在各个领域批评和纠正了长期“左”的错误，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使我们党的中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非常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始终关注实践中的问题，并进行及时的批评纠正。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提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经济犯罪现象也逐渐增多。有些人认为这些现象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应该听之任之，否则会影响我国的建设。邓小平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有一种议论，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惩治严重经济犯罪，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听任资产阶级腐蚀我们的党、干部，把我们的党员、干部改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还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正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坚决制止他们在各种领域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的破坏，只有毫不留情地把犯罪活动打下去，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前进。”⑩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改革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我们的改革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就会出现两极分化，那样可以使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都不可能解决。在他晚年，他尤其关注改革中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我们讲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1)邓小平批评过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和危险倾向，不少至今依然存在。
　　(三)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能够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首先，党的性质本身要求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利益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其追求的事业是伟大的、正义的。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经常检查、审视自己方针、政策是否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12)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群众敢于说真话，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批评、意见，党才能实现好，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才能落到实处。毛泽东曾经指出：党“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人家讲”(13)。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善于总结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其次，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发扬党内民主，保持党的活力，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不是“一把手”的独断专行。而要发扬党内民主，首先就是要让每个党员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并从制度上来进行保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跟党内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有密切的关系。邓小平就总结说，“四人帮”和林彪等的破坏，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14)。他提出，一定要打破这种不良的风气，“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活的倾向”(15)。
　　只有人人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真正地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集中正确的意见，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培养好的党风，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二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纠正错误、提高认识，有利于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在如何开展正确的批评的问题上，我们党也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不搞群众运动
　　首先，不搞运动是因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拳头、不能用咒骂，不能用刀枪，唯一可用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反对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了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其次，不搞运动是因为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过程。一方面，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对这些东西的批评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就说在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的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16)另一方面，工作中的是非问题，不正确的方式、方法问题等也不会自动消失，只有长期的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够提高认识，减少错误的东西。
　　(二)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领导要勇于带头承担责任
　　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的传统。在一些错误和失误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带头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的失误。毛泽东首先作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几年所犯的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17)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多次强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8)总结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场风波“我们从未责怪学生、青年，主要问题出在党内，甚至是党内某些高层人物。没有什么理由责怪青年，对青年工作做得太少了”(19)。这种中央领导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展现了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
　　(三)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就要勇于改正错误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20)不管批评别人还是接受批评，目的都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党正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犯了错误，就严肃地认真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邓小平指出：“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自信的表现。”(21)正是有这样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努力纠正那些“左”的错误，同时，警惕右的错误的危险，对“文革”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更是注意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并有错必纠，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给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先进性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是辩证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他既强调不要在什么问题上都进行无原则的批评与争论，也强调在重大问题上共产党员要勇于开展批评与争论。有些人僵化地看待邓小平思想，认为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要批评与争论，只要经济发展，可以不问改革的方向如何，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甚至连对改革反思都不行，认为这是在反对改革，否定改革，否定党制定的基本路线。这其实是与邓小平的思想相违背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那些在一切问题上都要问个姓“资”姓“社”，以至于使改革迈不开步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后，他接着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22)可见，邓小平在一些涉及我国改革的根本方向问题的时候是一定要问个姓“资”姓“社”的，是要批评、是要争论的。
　　邓小平一再指出：我国的改革，如果“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23)。因此，我国的改革要“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24)。这种回头看就是要认真反思以前的改革，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现在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适时推进，就会有回到体制僵化、失去活力的危险，但如果贸然推进，也会有蹈苏联覆辙，造成国变衰、党变色的危险。如何推进改革不断深化，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让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争论，对于深化对我国改革的认识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放弃批评的武器、反对争论，只让一种声音说话，甚至给那些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那些认为在我国改革中可以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对改革不能进行反思的人，不仅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放弃了党保持先进性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对于错误熟视无睹，最终只能害了党、害了人民、害了国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2页。
　　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页。
　　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0页。
　　⑩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11)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页。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4页。
　　(14)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15)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6)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页。
　　(17)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7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19)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1315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页。
　　(21)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72页。
　　(23)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16页。
　　(24)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