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长期形成的思想方法、观念，不可能在旦夕之间便改变，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否则，整风运动就不可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不久，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这个通知公布了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组织机构和各级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等机构。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负责调查研究局的工作，由此可见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
　　8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文件首先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对于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与无知，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然后指出，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这个文件号召大家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都设置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
　　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对上述文件的补充，使各级调查研究机关的任务更加明确。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风气逐渐兴起。
　　思想方法论的学习，调查研究的开展，无疑有助于人们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但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那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称之为“党书”的编辑工作。
　　所谓编党书，是指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部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对于编辑《六大以来》这套书的情况，当时参与此事的胡乔木有详尽的回忆。①
　　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八九月间，实际上此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但当时收集资料主要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而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
　　准备材料的工作最初交给了任弼时，预定1940年10月底印出准备的各种材料，其中包括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文献。但是，六大以来文献的收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到10月份，找到的文件还很不完全。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其中陈云负责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张闻天负责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邓发负责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在11月底完成。由于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大可行。于是中央不久又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胡乔木回忆说：
　　毛主席接手后，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裴桐同志专门承担文献收集工作，他每收集到一份，便由王首道同志(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转交毛主席审核。毛主席审核完毕，再交王首道同志送印刷厂排印。以后王首道同志不再经手这件事，而由裴桐同志直接同毛主席的秘书联系，直到这时，仍然只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在为七大准备材料，而没有听说还要把这些材料汇编成一本书。
　　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为准备“九月会议”，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
　　收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是一项既费时又艰苦的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除了从六大召开的1928年至1941年，时间隔达13年之久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1934年被迫从中央苏区撤退到陕北，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当时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一、中央从苏区带到延安的。这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二、毛主席自己保存的，它们主要是毛主席本人的文稿，如井冈山决议(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给林彪的信等，这部分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三、从党的报刊中查找，这条途径查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报刊主要在江南、上海一带，长征到达陕北后，查找这些报刊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决议、命令、指示、通告等在报刊上登载的很少。四、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查找，国民党出于其反共需要在三十年代编辑了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有五六本，收集了我党历史上大量的文件资料。这成了当时收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主要途径。但从这个途径查找到的文献，特别是党的重要决议、命令、指示等，要看有没有被篡改，这个工作由毛主席亲自审核。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查找，还是有一部分文件在延安找不到。就连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当时也没有找到。为此，中央曾致电南方局，希望上海党组织帮助查找。那时，中央在上海有一个“秘密文库”(即中央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存放文件的秘密地点)。上海地下党从这个文库中找到了一些文件，但没有赶上付印。②
　　毛泽东对此书的编辑是极为重视的，他亲自安排分类编辑工作。他是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排的，即首先将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八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毛泽东编排好后，便交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文献。毛泽东将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分类专题之后，在目录中则以“补遗”或“拾遗”标明。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这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等，共约280多万字。该书内容丰富，工程浩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
　　《六大以来》的出版，使大家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确曾存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原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同志，在大量的史实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很多党员干部由此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有些同志要求中央像编辑《六大以来》那样，编辑一本六大之前的资料，以供大家研究党的历史使用。于是，毛泽东又于1942年初开始编辑《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的主要材料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占了全部篇幅的90%以上。而《六大以前》的主要内容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约占60%以上，因此收集资料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毛泽东曾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去电，请他们帮助查找资料。
　　由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篇幅浩大，一些干部并不一定能有时间完全阅读，因此，在编辑上述两本书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43年又编辑了《两条路线》。虽然材料都是从上述两本书中选出的，但由于只挑选最能代表各个时期党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适合在范围更广一些的干部中阅读。所以，《两条路线》不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每人一套，而且各个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几乎人手一套。
　　这些资料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毛泽东很看重这几本书的影响，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③毛泽东所说“党书”即指《六大以来》。其实，这几套书均可称为“党书”，它成为几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文献。
　　① 有关编辑《六大以来》的资料主要出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17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