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所产生的效应不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整风的准备。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通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整风做准备。
　　毛泽东始终把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高级干部身上。在通过各种准备之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解决过去毛泽东数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但又未能继续的话题，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九月会议”。其实九月会议并不只是在9月间召开，而是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到会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会上首先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一开始便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建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①
　　毛泽东还宣读了王稼祥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
　　毛泽东的报告和王稼祥所拟的研究题目，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定下了基调。
　　在政治局的五次会议上共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两次发言，有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在当天的会议上就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明显流露出来的不满，张闻天是心有所悟的，他曾为此感到苦闷，1941年六七月间甚至当面找毛泽东谈心。他愿意承认、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把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9月29日的会上，张闻天作了进一步检查。他说：
　　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必须把自己个人问题弄清楚，才更好讨论。
　　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也不可能。
　　对于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经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这样有力的发展。
　　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应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②
　　张闻天的检讨是诚挚深刻的。事实上，他在九月会议结束不久，便去了农村，以自己的行动“补课”去了。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布)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在会上检查自己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便参加四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在9月10日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党内主观主义的根源。他说：中国党过去的思想方法论是：(一)机械唯物论——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家长制度。(二)主观主义——德波林的哲学思想。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三)唯物辩证法——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他指出：“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的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③
　　李维汉这时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中央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过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他都较为积极地贯彻过。虽然大家在会上对他批评较重，说他检讨不好，有的同志用词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林伯渠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1936年9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人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他以儒学中汉学与宋学来比喻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指出汉学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检讨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④
　　任弼时发言说：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唯心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是更高明的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充分发展。主观主义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必须要宗派主义在组织上来维持。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不愿与群众接近，自己规定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以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而当革命危机时，表现为悲观动摇。他还说：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理论与实际联系统一，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
　　任弼时还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说他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主张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击敌的方针，认识上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在南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特别是“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⑤
　　与会者都是在党内外有很高名望的领导人。但他们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坦然承认自己的过错，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
　　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对于后来整风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胡乔木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后来的历史决议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时，吸收了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据此，陈云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九月会议上陈云等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观点。
　　九月会议的与会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不少人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也持批评态度。有的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有的说，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有的则说：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克服了某些明显的“左”倾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尚未克服，以致使白区工作完全垮台。有的还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在党的历史上有其意义，如停止了暴动方针，恢复了中共与国际的正常关系等，都是正确方面；但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思想上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另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造成以后既反立三路线，又与立三路线合作的基础。⑥这种状况表明，在1941年之时，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时机尚不成熟。
　　在九月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也发了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中存在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研究实际问题，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⑦
　　9月12日，王明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甚至揭发说，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张闻天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博古、张闻天到苏区后却不提此事。⑧他还抓住李维汉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大讲“他这次轻松愉快，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也就是“还没有认识错误”等等。⑨他在发言中还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却不谈自己的错误。
　　为了对王明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王明的态度突然变得如此强硬，是因为10月初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它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等等。王明自以为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所以将自己的观点全盘端了出来。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和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发展关系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同我们的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我党虽在国共摩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如冀中、苏北等地政策过左，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王明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凯丰、陈云等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不是和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王稼祥、任弼时则以见证人的身份谈了共产国际的看法。
　　王稼祥说：我没有听到共产国际说过中国党路线不正确的话；相反，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王明的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
　　任弼时说：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以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任弼时又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突出个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发言介绍了7日晚上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今晚他说的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认识。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中央原定10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毛泽东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毛泽东也指出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⑩
　　但是，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于10月12日突然声称有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了的“大纲”没能训。自此以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还确立了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9月26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通知规定，高级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由于参加高级学习组成员们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很不一样，11月2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组成员的实际情况，把高级学习组组员分为政治组和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
　　毛泽东很重视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活动。在九月会议后，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其进行安排和指导。对于中央学习组，他强调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要求将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进一步明确对过去路线的认识。在毛泽东的精心布置下，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先于全党其他党员干部开展起来。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6—327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194页。
　　②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314页。
　　③ 《王稼祥选集》，第326页。
　　④ 参见《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470页。
　　⑥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199页。
　　⑦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
　　⑧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7—128页。
　　⑨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⑩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1—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