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导层中，虽然经六中全会制止和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的认识始终没有统一。1940年，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在第三版的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说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
　　特别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以及其他一些政策上，“左”或右的倾向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轮流交错出现。由此又引起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某些争论。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毛泽东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毛泽东还说：在过去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
　　毛泽东还联系抗战以来的实际，指出，在建立政权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的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各项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
　　事实上，毛泽东在1940年下半年已经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要总结和清算苏维埃时期的错误。他的建议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响应。这年11月博古从重庆回延安后，王明很快就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不愿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这使博古不能不认真看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苏维埃时期所犯错误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代。因而，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上，博古表示希望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错误，对当时的错误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而张闻天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并不是批评博古一个人所能解决问题的。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之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到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解决。毛泽东还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要分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他提出，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不善于区别对待的片面观点和过左过右的摇摆。这个指示从策略原则上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综述和重申了党的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
　　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1941年1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这次事变带来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同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既然“左”与右的错误都源于思想方法问题，源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那么，毛泽东便要采取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上分别加写了“序”和“跋”。毛泽东在“序”中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而怎样才能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呢?“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①毛泽东还突出地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实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②毛泽东重新出版过去的调查文集，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是要大家去记那些具体的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面情况的办法，帮助大家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在全党学习理论之际大谈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出了一种解决具体工作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提出了一种如何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途径。当时延安的报刊杂志，把调查研究称之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而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序”和“跋”的发表，实际上为整风作了舆论准备。
　　在此前后，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在学习内容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一般地学习马列著作，转为以学习思想方法论为主。
　　经过长时间准备之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被认为是整风的动员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③显然，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升到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时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风运动大方向的规定。
　　毛泽东紧接着又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三个方面，谈到了党内存在的缺点。他指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在历史研究方面，毛泽东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在学习国际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④
　　在当时，究竟是谁言必称希腊?锋芒所向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在上述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态度：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第二种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这种态度概括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即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⑤毛泽东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毛泽东根据党内存在的问题，向全党建议要系统地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改进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
　　毛泽东的报告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范围，它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报告在参加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胡乔木曾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⑥
　　其实，辛辣也罢，激动也罢，无非是想唤起更多人的重视，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以便对历史上的错误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
　　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同志没有理解这个报告的深刻含义，因而没有大力宣传报道这个报告。只是在将近一年后，才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报告。所以，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毛泽东对有关部门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这个报告的精神还是流传开来并得到了贯彻。因此，有人把《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开始的一个标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