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文艺座谈会从此正式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面对着众多颇有才华、又有强烈个性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当然更要进行调查研究。
　　4月初，萧军受毛泽东委托，陆续收集了一些文艺界的情况，他将这些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给萧军说这些材料已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4月7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约萧军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两人接连谈了两天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
　　4月9日，毛泽东复信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约请欧阳山及夫人草明谈话。当天欧阳山夫妇应约而来。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4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欧阳山夫妇：“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①同一天，他还给萧军、舒群写信，也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而意见。仅仅过了四天，他又写信给欧阳山、草明，说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要的说明。毛泽东在几天之内，连续给几个人写信，有时给一个人连写数信，说明盼望了解情况的心情是很急切的。
　　4月间，毛泽东还约请艾青交谈。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烽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先后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在一次面谈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再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泽东委托艾青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几天之后，艾青便把材料交给了毛泽东，并经修改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三次约请了刘白羽。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请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白羽耳目一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由于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党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还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刘白羽曾向毛泽东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毛泽东约去谈话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齐名，曾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胡乔木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王震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胡乔木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一篇文章就否定丁玲。毛泽东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同何凯丰向100多位作家发出邀请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请他们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开座谈会，以便交换对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座谈会召开前，他又邀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
　　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他还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一切都想得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谈到人性问题时，毛泽东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时说：他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
　　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回答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就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这个谈话发生在文艺座谈会的前夕。从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对座谈会的主要讲话内容已是胸有成竹了。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了。
　　5月的延安，春风和煦，山间河边草木葱葱，生机盎然。1942年5月2日下午，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主持会议。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走进会场，气氛就活跃起来。毛泽东在周扬的陪同下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泽东还向刚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亲切致意。③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引言”。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④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十分活跃的。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作了恰如其分地阐述，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还回顾了“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的成长过程，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很有成绩的部门。但在十年内战时期，当时的反动派把文化军队和手里拿枪的军队从中隔断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到抗日根据地的多了起来，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⑤
　　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着重提出了五大问题加以阐述。
　　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立场。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态度问题。毛泽东说，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毛泽东指出，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毛泽东分别论述了对三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态度：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对自己人，也就是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对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⑥
　　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作对象的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既然如此，“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毛泽东批评有些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不熟不是指人不熟，而是指“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不懂是指“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谢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⑦毛泽东接着提到“大众化”的问题，认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还以自己如何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转变到逐渐同工农兵熟悉起来，感情起了变化为例，说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毛泽东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⑧
　　毛泽东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延安文艺界的各种争论就无法得到正确解决。毛泽东的政治家的姿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座谈会一开始就充分体现出来。
　　毛泽东讲话之后，要大家讨论。萧军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作家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插上几句话。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很激烈，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表态。胡乔木回忆说：萧军的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很高兴，开完会，他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⑨
　　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举行边区戏剧界座谈会，讨论戏剧运动的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问题。会议的中心是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大会尖锐地批评了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死人”的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对于普及与提高二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胡乔木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继续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还不时地作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他说到这里，与会者都笑了，毛泽东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回来的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毛泽东对这个发言很满意。
　　在讨论中也有人大谈空泛的文学定义，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讲起，说文学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爱是永恒的主题”，宣称自己从不写“歌功颂德”之类的文章。还有人借机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这反映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在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政治局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着的偏向，同意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都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座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朱德在下午最后发言。他热情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他还批评了文艺界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甚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传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朱德针对这种思想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便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来抱怨延安没有知人善任的韩荆州。朱德批评说：你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有的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朱德还针对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对于某些作家嫌延安生活太苦的问题，朱德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⑩朱德的讲话朴实无华，言简意重，在与会者心中引起很大震动。
　　朱德讲完话后，毛泽东作“结论”。此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三根木棍悬挂起一盏汽灯，照得会场一片通明。
　　毛泽东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人们专注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问题的中心归结到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着力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首先阐发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以其惯有的政治家的思维，从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高度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这样，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权问题，党的领导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与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就提纲挈领地阐发出来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民大众?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1)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这四种人。毛泽东分析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原因，关键在于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没有转变，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2)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还说，过去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毛泽东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二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工农兵的问题，是“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毛泽东还指出了二者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13)
　　毛泽东进而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党内关系是指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4)在党外关系上，毛泽东力主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团结起来。毛泽东特别强调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在第四个问题中，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用了很大篇幅来讲文艺批评的问题。他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5)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还具体解答了延安文艺界在“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光明与黑暗、“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动机与效果、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的争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分辨其正误，阐述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结论”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指明延安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落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整风运动。在这一部分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入党”的观点。他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6)这不仅是对文艺界党员而言，而且还是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党内大多数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都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改造、转变而言。毛泽东的这段话，其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界整风，而对指导全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毛泽东以党的领导人身份，对党的文艺工作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的基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党领导下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今天的文艺理论有许多新的、甚至是前所未闻的观点和流派出现，但现在的文艺理论毕竟是从那个时期、那个阶段走过来的，这也是不能割断的历史。
　　当然，毛泽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表这个讲话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因而有些提法只是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所指，在某些问题上只是适合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胡乔木曾发表意见说：
　　文学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跟阶级、政治的现象有些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情就讲不清楚了。(17)
　　按照胡乔木的说法，“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提法是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指出，要考虑到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事实上，毛泽东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某些艺术至上、文艺脱离政治的偏向而提出的，其用意在于调动文学艺术界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为抗战服务，为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服务。这也是政治家抓文艺工作的一个特点，即把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毛泽东不可能撇开战争，撇开政治，去专门研究文艺的特殊发展规律。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延安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的各方面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欢迎。他还说，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100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那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方面文艺工作者要和做其他工作的同志结合；另一方面其他工作的人，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从文艺工作者这方面来说，毛泽东还特地提出，主要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18)毛泽东指出，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承认，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分成几类：一种是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19)总之，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20)
　　毛泽东对党的文艺政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21)
　　如同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讲文艺工作一样，他没有局限于文艺本身来讲文艺，而是把文艺和其他工作联系在一起来看。在高级学习组的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把文艺和知识分子政策又联系在一起了。他指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补充。他所谈的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问题，不仅对文艺界整风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整风运动都有指导意义。
　　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检查整风学习。这时，学院的同志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办学方针，检查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联系学院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解答。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有些人争论不休，毛泽东说：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的小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泽东还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4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56页。
　　③ 艾克恩：《延安的锣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前后后》，转引自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587页。
　　④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9页；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第58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4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⑩ 参见《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8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429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