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恰如一股春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气息。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以全新的面貌开展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是从座谈会以后才开始的。
　　汇集了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虽然早就开始了整风学习，但真正明确了整风方向、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1942年6月4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本院的实际情况编印了《复习学风文件参考大纲》，作为复习学风文件时的反省参考材料。大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从艺术方面看，反主观主义意义何在?(左翼十年中的新教条，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封建主义的旧教条，曾发生了何种有害的作用?)第二，从主观主义的表现方面看，鲁艺具体表现在哪里?艺术性和革命性是否兼顾等等。第三，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包括如何从实际出发，在艺术工作中如何实践，如何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在艺术上如何具体化，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学习对群众采取正确的态度，改进鲁艺的中心问题在哪里，从何处着手等等。从这份复习材料中可以看出，鲁艺的整风已发展到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缺点的程度，也说明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产生了。
　　为了学习其他单位的整风经验，鲁迅艺术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了整风学习参观团，曾前往中央党校参观了两天。在参观中，发现党校的同学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所以无论在讨论会中还是在笔记中，都能以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党校的领导也能经常深入了解下层，研究情况，及时总结。参观团回学院后根据本院的特点，参照其他单位的经验，提出改进本校整风学习的意见。院学习委员会接受了这些意见。为了便于大家在整风学习时联系本院的工作实际，决定印发周扬1941年的《全院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本届教育计划》，让大家对照检查学院的工作。为了适合文艺工作的特点，除中央规定的文件外，鲁迅艺术学院还增补了几个文件，如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高尔基《论青年的文学及其任务》、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也被编印出来，作为研究延安文艺界思想偏向的反面参考材料。
　　经过三番五次地学习、争论，鲁迅艺术学院的整风学习终于取得很大收获。7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成就。这篇报道说，一个月前，该校发动大家对学校的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进行讨论，周扬在一次大会上鼓励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并说不妨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学习委员会在讨论前指出应注意的问题是：所学和所用是否脱节，脱节的程度如何，即教学上的提高和普及，艺术上的革命性和艺术性的联系如何等。还未到正式讨论开始，全校就已卷入激烈的辩论中，“从清晨到夜晚，饭厅里和树荫下，散步的时候，连星期日也不例外”。所有的讨论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上：“鲁艺的教育方针和实施方案是在路线上有错误呢，还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或者两者都没有什么错误?”一些人认为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实施计划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又一些人认为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对的，在方案和执行上有某些缺点。还有人认为两者都无重大毛病。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认为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和实际脱节。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里缺乏研究现状的精神，关门提高的偏向从而发生。表现在课程配备上，就是充满着西洋古典。表现在艺术作风上，是从个人出发，不注意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接受遗产的批评的战斗精神也很不够。由此所产生的对个人的影响就是想当专家，但对专家的概念又认识模糊，强调技巧，突出个人等等。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大家有两点明显的收获，一是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学会了怎样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明白了什么是空而无用的条文。二是使大家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它的教育团体，必须在每一活动中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①
　　鲁迅艺术学院的整风学习是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艺是不可能有这样深入的讨论的，也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收获。
　　著名女作家丁玲也根据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检讨。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从立场和思想感情的高度，对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和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还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胡乔木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说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②
　　6月15日至18日，文艺界举行有4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整风号召，掌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而召开的。虽然会议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批判王实味的所谓托派思想，但许多作家也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密切和群众结合。
　　在延安整风的热烈氛围中，文艺工作者怀着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愿望，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充实自己，以此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第一步。
　　7月，青年剧院在学风文件的学习中，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自己创作的十个小型剧本作了认真的分析、讨论，检讨了小型剧的创作方法，指出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以促进青年剧院的创作思想的进步。
　　8月，“文抗”进行学风总结。总结大会开了八天半。总结方式是先由被检查者自己作一分析，然后其他同志就其分析进行补充或纠正误解和偏向之处。大多数人的反省能把握文件的中心，态度坦白诚恳。向他人提出批评的同志毫不客气，尖锐彻底，但不失与人为善的态度。被批评的同志也很虚心。大家表示，要严肃地对待文件，把真正掌握文件作为改造自己的开端。最后由丁玲作了学风队伍的总结报告。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人周扬对鲁艺的学风学习也作了总结。1942年9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他从三个方面来检查鲁艺的教育：(一)怎样才叫做“从客观实际出发”。他指出这个客观实际应当是：抗日战争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在战争中和民主政权下，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的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面前所摆着的任务。这三者都是我们以前所从没有遇到过的。(二)我们的“糊涂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偏向。他说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三)今后的改进方案。他认为把鲁艺整个教学活动建立在与客观实际的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上，这是改造鲁艺的首要的中心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艺界整风运动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有了明确答案后，以前争论不休的“人性论”、“光明与黑暗”、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等问题不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转变为检查文艺工作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影响，以及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二是开始认真地普遍地反省自己的工作，检查自己的作品，能够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思想和立场的高度来分析自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这是文艺界过去少有的。三是文艺工作者在整风学习中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走向工农兵群众，打破了“普及”与“提高”的对立，为“普及”做了大量工作，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整风成果。比如，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使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发展为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鲁迅艺术学院多次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宣传。1943年初鲁艺秧歌队150多人在延安周围演出40余场，每到一地，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种在整风中边整边改边出成果的崭新气象，也是过去少有的。
　　延安的山岭是墩实、浑厚的，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延河的水弯弯曲曲，透着一股灵气。生活在这山水之中的人民淳朴敦厚，有着风格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惯于到处“采风”的文艺界人士，只要肯以热诚的心俯首在这块土地上，便可伸手拾来诸多未经雕琢的艺术宝石。
　　作为文艺界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文艺工作者在整风的教育下，深入基层，创作出大量的甚至长久流传的优秀作品。
　　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界的许多人就利用各种途径、各种方式深入群众。一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受到文艺整风的推动，要求到群众中去。文艺座谈会后不久，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方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1943年2月，文化界200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③
　　为了更好地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为了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解决如何到群众中去工作等问题，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刘少奇、陈云、何凯丰、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
　　何凯丰在讲话中指出，作家到前方去，到农村去，今天并不是第一次，但是这次和过去各次都不同，因为过去很多同志都是去做客，甚至已经工作了几年，自己还觉得是为了搜集写作材料而来的，不觉得自己应该是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还保留着很大的距离，所以就始终不能解决作家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次是根本打破宾主的界线，去的人不以客自居，群众也不以客相待。最后，他希望到会的同志都能够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方向，能够把中国新文艺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同时希望党政军各方面的同志也能够给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以必要的帮助。
　　陈云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针对一部分同志从旧社会带来的两个弱点——自视特殊和自大自满，在讲话一开始即尖锐地问：文艺工作者在加入党的革命队伍时，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普通文艺家?他指出，前者是党所要求的，因为这样党才是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后者是党所反对的，因为那样的党就变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党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明白的原则问题。他认为党内没有抽象的党员，文艺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因此，分工决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陈云强调：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在党内关系上应该尽量做到不特殊，要和旁的党员一样遵守纪律，学习政治。在反对自大自满问题上，陈云要求文艺工作者无论对文艺在全部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知识和成就，都要有冷静的虚心的估计。实际上文艺乃是经济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文艺作品的内容乃是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反映。就这两点来说，文艺都是有从属性的，承认这种从属性(并不否认它的能动性)，对于任何文艺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做文艺工作的党员，他的工作做得有成绩更是份内的事，如同每个战士都做了他的份内的事一样，完全不值得骄傲。
　　在大家的要求下，刘少奇也讲了话。刘少奇反复批评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得到知识应从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入手，读书虽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方法，但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在学习的质上说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的方法，学习就是要打倒无知，这比苏联打倒希特勒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需要大家长期学习。
　　中央领导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很大鼓舞。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一分子。”④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文艺工作者们热情更加高涨，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决心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并很快见诸行动。如鲁艺工作团1942年12月到绥德分区等地巡回宣传，直到1943年4月才回延安。他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鲜活的素材，又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协助，创作出了许多真实动人的作品。他们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惯匪周子山》、秧歌剧《兄妹开荒》，根据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创作的《白毛女》，根据秦腔改编的大型秧歌剧《血泪仇》等，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一直流传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表明，这些作品不仅有较强的政治意义，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943年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
　　1943年秋冬，西北局宣传部组织延安各剧团下乡，民众剧团出发到关中，西北文艺团到陇东，青年剧院和部队剧团到三边，平剧团到延属各县。他们在基层演出、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深入基层不仅解决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而且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们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问题的良好开端。
　　后来，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给他们写信，认为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⑤
　　1944年6月，丁玲、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泽东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⑥
　　诗歌创作在此期间也有大批新作涌现出来。如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攻边区》，高敏夫的《边区自卫军》等。这个时期涌现的《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王贵与李香香》等都成为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
　　这种以刻画工农兵新人物，反映党领导的根据地人民斗争、工作、生活的作品，只有在明确了文艺的方向并自觉地以反映这种生活为己任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这是代表了新时代的前进方向、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协调一致的文艺作品。
　　毛泽东十分欣赏文艺工作的新成果。他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
　　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不仅在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史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运动，而且在当时整个整风运动中，也是有代表性的成功的典型。这当然与毛泽东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与毛泽东为文艺界整风确立了基本方向有重大关系。但是，也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那些文艺工作者都是怀着参加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强烈愿望来到根据地的，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一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就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一切与现实斗争不相符合的东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去。这种崇高的精神，理想的光辉，将是永载史册的。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30—231页。
　　②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4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6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6页；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59—363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