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图书

[上一记录][下一记录]

第六章 文艺界整风独辟蹊径 一、毛泽东分管文艺界整风,密切关注着这支“鲁总司令”的队伍

高新民,张树军著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诗人。他的诗词,有的感情细腻,颇有几分婉约的味道。比如: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①
  但他毕竟是政治家,所以他写的诗词大多充满了政治意义,显示了豪放的情怀,只是这种政治的意义蕴含在深厚的艺术修养之后。比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②
  这首词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有的文艺评论家说这首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自己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③
  在短短的一首词里面,包含了如此深刻的寓意,却又充满艺术色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与诗人和谐地统一的结果。
  不知是有意还是一种巧合,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分管文艺界整风。
  由这样一位有着深远政治眼光和深厚文学功底的人来主持文艺界整风,便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和久远的历史影响。
  延安在历史上有过它辉煌的一页,凤凰岭上古风依旧的庙宇,宝塔山上巍巍耸立的古塔,都是过去那一页的见证。但在后来这座古城逐渐衰落了,它的历史文化鲜有人提及。
  抗战开始以后,这座因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而著称的古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无数青年所倾心向往的抗日中心、革命圣地。短短几年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投奔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数以千计。毛泽东1944年春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粗的估计数字,但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的热烈氛围。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延安,成为革命文化的中心。
  毛泽东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在延安无疑是诚心欢迎的。直到1942年,在大批文化人投奔延安的高潮已过去的情况下,他还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刘少奇和华中局的电报中说:“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④这里既有政治家对文艺及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视之意,也有文人对文人的珍惜之情。
  鉴于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的重视和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尊重,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加强和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比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胡乔木回忆说,每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胡乔木举了这样两个例子:一是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二是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事例反映出毛泽东对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绩是肯定的,也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
  但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多的注意文艺的政治功能,这在文艺界整风开始前就三番五次地表现出来了。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为了培养文艺工作干部,充分发挥文艺工作的战斗作用,中央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1938年4月10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出席了该学院的成立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旅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⑤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他号召青年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细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他强调,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⑥
  毛泽东对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他在1939年3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时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非艺术的作品。
  毛泽东的这番话固然是批评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一些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偏向,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鲁艺的文艺作品是极为关注的,否则他不可能对鲁艺的创作是否有朝气作出一个时间上的明确分界和内容上的对比。
  作家萧三原是新民学会会员,1939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毛泽东在1939年5月5日傍晚到鲁迅艺术学院探访萧三,谈话间涉及到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在毛泽东看似闲谈的话语中,体现出政治家看文学的独特视野。虽是一家之言,却也发人深省。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毛泽东那里,文学与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的、社会的作品来阅读的。这一特点,不能不对延安文艺界整风产生影响。
  毛泽东对“笔杆子”必须与现实政治结合的想法在很多场合都能表现出来。他曾这样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挡得过三千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上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生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⑦
  萧三在1939年5月间曾给毛泽东一份自己的诗本(手抄本),毛泽东看后写信给萧三,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⑧显然,这种符合现实需要的充满战斗感的作品,毛泽东是热烈欢迎的。
  毛泽东的文艺创作主张,在他给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中也明确体现出来。1939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出席纪念大会,并为鲁艺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鲜明主张。这就要求文化艺术作品既符合现实需要,又充满鼓舞人、激励人的革命热情和理想。联系到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可以说,毛泽东本人是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主张的最好实践者。
  当然,作为文化艺术工作的一种根本的方向,还应该是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即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科学的”,其含义在于“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还强调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⑨这种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的阐述,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他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从什么是好的艺术家、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基本方针、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到文化艺术工作的根本方向,都有了明确的并且全面的一整套主张。贯穿于这套主张的基本线索就是文艺是革命战线中的重要一部分,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他各种观点都是围绕这条红线而展开的。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这套主张简单地概括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人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⑩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必然要用这种思想去指导延安的和整个革命阵营中的文化工作,并以此来纠正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与此不符的偏向。
  当然,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排斥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文艺作品。这种观点,在他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有论述。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外国的古代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文化,都分为糟粕和精华两部分,提出剔除其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而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也不排斥在延安上演一些并不直接反映根据地生活,但寓意深刻、有积极作用的文艺作品。他在1939年12月初曾找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他自己也酷爱并不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对古代小说《红楼梦》的偏爱是人所共知的。1940年6月初,他到延安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时,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具有个性化的见解。当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这部小说当作社会历史书来读的。
  毛泽东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是多方面的。1940年2月15日,他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该队是去内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影片途中路过延安的。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当他们的领队介绍了《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
  萧军是一个个性很强、颇有才华但性情有几分孤傲的作家。1938年3月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萧军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回重庆。1941年7月下旬,他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诚恳地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收集文艺界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这时起就有了实际的调查。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又给他写信,内容是:“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11)毛泽东坦诚恳切的心情,既有批评又有鼓励的意味,在信中表露无余。
  在全党整风动员阶段开始后,毛泽东曾参观延安美术协会举办的讽刺面展,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以表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后来,毛泽东还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谈话,说:有一幅画,叫《1939年所植的树》(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这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都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这段对话,既体现了毛泽东对漫画家们的关心,又再次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阐明了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热讽”。“热讽”是毛泽东的概括,而做到“热讽”,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的态度,还牵涉到诸如此类的许多基本问题。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基本点,即必须明确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也是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文艺战线真正成为革命事业的有力推动者,成为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文艺的政治功能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另一方面,文艺工作也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文艺界也存在一些与当时斗争环境不太适应的偏向。1943年4月22日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曾极其简练地概括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具体说来,这些偏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
  第二,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还有人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第三,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的形式来讽刺现实)一类的口号也出来了。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还有人认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写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的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等等。
  第四,在与实际生活、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鲁迅艺术学院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创办起来的,为活跃边区的文化生活,调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作出了贡献,但办学方针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珂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
  第五,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有许多的人自己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对工农兵群众,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六,在文艺工作队伍中还存在着宗派主义的余毒。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无原则的”问题上挑起争端。而在“为什么人”这个原则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倒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12)
  此外,在“人性论”、“人类之爱”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
  造成这些偏向的主要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说,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是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还存在着唯心论、教条主义、空谈、轻视实践等不正之风。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立场、态度方面的转变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
  从客观方面来说,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1月以前,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有留延安工作者,有在延安住一段又回大后方者,来来去去,听其自便。而当时党正忙于抗战,有关部门对文化人的工作着重于招待、优待和帮助他们上前方,对他们的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在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做得不够。但那时环境比较好,因而问题暴露得不是那么严重。但19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但文委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充分研究,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此也没有深刻理解。而这时国内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反共宣传屡次甚嚣尘上,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也出现了很大困难,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问题便暴露出来了。
  对于文化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党中央、毛泽东是极为重视的。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文化艺术界开展整风运动是极为必要的。
  延安文化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是认真的。
  1942年4月3日,鲁迅艺术学院召开大会,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周扬在报告中说,院内有些同志想在三年内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天下不会有那样容易的事。目前鲁艺的同志和各根据地的军队、民众有脱节的现象,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培养,尽是限于空想,知识分子应是生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报告号召大家不要轻视工农分子,要虚心地主动地向他们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鲁艺还决定把整风文件分为四类进行研究:学风文件三个星期,党风文件两个星期,文风文件三个星期,最后一星期精读所有文件并作总结性研究。研究问题之前,先召开座谈会,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指导。问题讨论结束后,学院举行小考一次,艺术上有修养的教员,成立特别研究会,研究艺术运动、艺术教学等问题。研究结果,向学院作报告。院里还成立整风材料陈列室,除陈列整风学习文件外,还包括各个时期的教育计划,各届党员大会的文件,党和非党人员的关系的材料,各系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进度,各部代表作选集,创作目录统计等材料,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青年艺术剧院比较早地开始了整风动员。1942年4月13日又召开大会,号召全院同志反省自己在戏剧工作上、创作方法上有过什么缺点。为了避免检查工作中出现不良倾向,检查委员会改为整风委员会,并决定以两个月的时间研究文件和讨论文件。在此期间,艺术课暂停,实习课照常,实习中的排演和剧本的创作,都以整风为原则,并随时准备上演小型剧。
  延安平剧院也开展了整风学习,全体党员、非党员都积极参加了学习运动。院领导组织出版了整风墙报,发表大家整风学习的文章。
  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关注的。这不仅因为他分管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艺界暴露出许多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事件出现后更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所谓“思想斗争有了目标”,当然不止是说王实味,而是指的那些广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借整风之势,对文艺界来一番思想整顿,也就在所难免。
  ①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毛泽东诗词选》,第61—62页。
  ③ 《毛泽东诗词选》,第6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5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2—253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3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48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8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页。
  ⑩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3页。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4页。
  (12) 上述关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均参见《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858页,第868—87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4—256页。
  

延安整风实录/高新民,张树军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07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