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出现的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最早是由鲁迅艺术学院的王大化、安波、贺敬之、张鲁、李波等利用花鼓、大秧歌等民间形式上街宣传开始的。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发协同下，王大化、安波等人创作并演出的《兄妹开荒》，成为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中最早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优秀剧目。它和《刘二起家》(丁毅作)、《动员起来》(枣园文工团集体作)、《红军万岁》(保安处秧歌队集体作)、《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作)，《刘连长开荒》(留政秧歌队作)、《女状元》(柯蓝、郭新民、沈霜改编)、《变工好》(庄栋、柯蓝等作)等剧一起，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些剧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劳动的主题在新文艺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据统计，反映劳动生活和人民翻身致富的达48％，反映军民关系的占30％以上。
　　由于专业和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精心创作和表演，新秧歌剧一开始演出就显示出很好的艺术效果。例如《变工好》一剧，主人公陈二最初不愿参加变工队，独个儿吆着牛耕地，忙得不亦乐乎。顾了抓粪、撒种，顾不了赶牛；顾了赶牛，又顾不上撒种。一会儿牛跑了，一会儿牛吃种子了……当剧演到“牛套歪了”的时候，竟有农民自动上场准备帮助修理；当陈二忙得狼狈不堪的时候，观众焦急地、规劝似地对陈二喊：“快变工吧，快变工吧!”像这样观众与剧中人物浑然融合的例子，在当时的确是举不胜举的。有些剧目，甚至因为演员的传神表演，剧情感人至深，观众把演员本人都看做剧中人了。譬如《兄妹开荒》中的演员王大化、李波，在当时便很受观众的喜爱。看过鲁艺新秧歌的，再看时，不说看秧歌，只说“看王大化去了!”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边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的地方，连三四十岁的农村妇女也参加演出。富县一个劳动模范的妻子，成了当地著名的新秧歌队的领头人。这在40年代中国偏僻的山区，是极为少见的事。而且越是劳动英雄、生产模范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在新秧歌活动中越是积极活跃。可见，新秧歌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雄伟斗争深深地结合起来了。它的影响所及，从陕甘宁到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甚至在国统区，都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在重庆，由于中外记者团到西北参观以后，扭秧歌也传到了这座山城。有些集会就有人以扭秧歌助兴。一次在重庆近郊招待文化界举行的春节秧歌同乐大会上，就出现了各种阵形十分好看的秧歌队。接着又演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等剧目。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领略到陕甘宁边区农村纯朴清新的生活气息和加紧抗战的蓬勃景象。此后，越来越多的重庆进步人士对新秧歌也有了更高的评价。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参观访问中，曾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陪同出席文艺晚会，观看新秧歌表演。事后，他曾高度赞扬说：“使我最欣赏赞美的是一出《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表演得特别绵密而生动。据说表演者不是北方人，而方言、音调和姿态，十足道地地表现了北方农村，表现了边区人民活跃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这真是‘向老百姓学习’了。”①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边区文艺战线上最先出现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经过了一个由小到大，在实践中得到考验，进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
　　事实上，在陕北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生活上得到改善之后，群众中已经出现了自发地改革旧秧歌的事例。像新宁县五区南仓村的社火头刘志仁，早在1940年就试着创作了歌颂党和领袖，歌颂边区新生活的秧歌节目，对秧歌的传统形式中一些不健康的成分有所革除。在专业文艺工作者中，也有人尝试运用民间秧歌剧形式来表现现实革命斗争题材。如长期坚持在边区农村活动的民众剧团，早在1942年以前，就曾创作演出过《查路条》和《十二把镰刀》等新秧歌剧，并且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但是，这种在群众中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形式，对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在就秧歌改革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很多人仍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愿意参加组织秧歌队的活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了深入工农兵，特别是深入农村基层，深入了解人民群众艺术情趣的勇气；而秧歌队一出动就受到群众的赞扬，很快和群众的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又增加了他们进一步利用、改造秧歌形式，创造新秧歌的积极性。
　　延安文艺界开展的“文化下乡”活动，正是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边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经出现的时候。大好的形势，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热烈而昂扬的情绪，加上文艺工作者有了要使文艺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人民的比较强烈的愿望，革命文艺出现一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就在这时，1943年春节到来了。在拥军拥政爱民、生产等宣传活动中，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决心搞好这次宣传工作。采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服务。就这样，旧秧歌的改造和新秧歌的出现便“水到渠成”了。
　　还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更加重视了。在尝试以秧歌形式进行文艺宣传的最初阶段，鲁艺的负责人就给参加秧歌队的文艺工作者以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支持大家大胆试验，勇敢实践。在“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最初一批成果出现，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重要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这是党中央召集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运动发展所取得“成绩的一个检阅式”；“证明我们的文艺界已经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社论预祝“秧歌剧产生伟大的作品”。鼓励“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在整个新秧歌运动期间，党中央文委、西北局文委和边区文协，都对它的发展给予经常性关注。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就曾对新秧歌运动的经验进行过认真总结，并且广泛交流了群众秧歌活动的典型经验。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秧歌活动最活跃期间，《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及其它报刊，发表有关新秧歌活动的评介文章及报道等近百篇。所有这些，对新秧歌运动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开创了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新阶段，带来了群众性秧歌剧创作的新局面，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秧歌剧创作，呈现出繁荣多姿的可喜景象。这些剧作有专业文艺工作者写的，也有工农兵群众自己编的，总数在数百种以上。
　　群众创作的秧歌剧，大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新秧歌运动差不多和边区广大农村的生产自救、变工互助、改造二流子、识字扫盲、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等同时兴起，各地政府部门都把新秧歌活动直接纳入宣传教育工作的范围。而且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提倡面向工农兵的同时，也提倡工农兵自己写自己，自己演自己。所以各村的秧歌队都根据本村本地活的事实材料创作自己的新秧歌剧，作为自我教育的教材。在此情况下，就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特有方式。正像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说的：“一个人各自是不行的，要众人在一搭里讨论讨论，事实呢，是根据咱们村上发生的事实，谁做过什么，就让他演什么，故事怎么个编和讲些什么话，要众人在一搭里发表意见，众人同意了就照着编，照着演，不同意了就再商量。”②经过这样讨论、试验，加上群众中的艺术骨干的加工润色，有时还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指导和修改，就产生了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
　　这些群众集体创作的秧歌剧，首先，大量的是反映变工互助、劳动光荣、二流子转变以及大生产等内容的。例如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的《动员起来》，庆阳三十里铺农民集体创作的《麻子变工》、《务棉》、《夫妻开荒》、《劝二流子务正业》，清涧机关春节秧歌队集体创作的《访白德》，延安郝家桥秧歌队集体创作的《二流子转变》，马栏整训班集体创作的《组织起来》，延安军法处秧歌队集体创作的《钟万财起家》，安塞宣传队集体创作的《新状元杨朝臣》，延中秧歌队集体创作的《植棉》、《棉花咋价打卡》等。有的赞扬劳动英雄，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有的批评和帮助二流子转变，动员大家积极生产；有的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希望大家都走共同幸福的路；还有的形象地介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鼓励大家学先进，为边区丰衣足食而出力。总之，这些秧歌剧，都是围绕着劳动生产这一中心问题的。劳动人民自己以主人翁的态度表现自己的劳动生活，这是以前文艺作品中所不曾有的。这种文艺现象是在党的领导下新的民主社会的产物。例如《动员起来》一剧，它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的方式到组织起来计划经营中的思想斗争。用夫妻争论的形式，提出和解决了关于参加变工中发生的一些思想实际问题。演出效果很好。这个剧本还曾在《解放日报》发表，受到大家的好评，认为“这是群众的艺术，是合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
　　其次是表现拥军爱民，锄奸防奸的主题。如留政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军民联欢》，中央党校秧歌队集体创作的《王荣贵受伤》，联合剧团集体创作的《军人招待所》，马栏整训班集体创作的《大家来锄奸》，清凉山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劳军》，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的《治安英雄》，延中秧歌队集体创作的《模范抗属张金兰》，留政宣传队集体创作的《史圪塔坦白》等。反映拥军爱民内容的，多是部队秧歌队的作品，大体都显示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的红火热烈的气氛。以锄奸防奸为内容的秧歌剧有反映敌我矛盾的；也有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上当受骗者的。以《史圪塔坦白》为例：剧中人史圪塔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钉缸工人。他从河南逃来边区。在路上受到敌人的诬陷，要他干破坏边区的勾当。可是，边区政府对待难民那样好，边区的老百姓个个都欢天喜地地过日子。在群众的监督帮助下，他的行为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他痛苦、慌乱，连活也做不好了，一失手打破了人家的缸。在政府的宽大、教育和邻人的劝告下，史圪塔终于跳出了泥坑。这个秧歌剧情节很吸引人。不管是看了剧本还是看了表演的人都连声称赞。老百姓看了后说：“我们边区生产好，生活好，人好，人心好。还能教坏人变好人，真是一块了不起的好地方。”
　　群众集体创作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歌唱减租、识字、丰农足食，宣传选举、民主建设、破除迷信、讲卫生，反对包办婚姻等表现边区新人新事新风尚、新的道德习惯的。如延安文化乡群众秧歌队集体创作的《丰衣足食》，延安化学工厂工人集体创作的《工厂是咱们的家》，靖边杜子栋秧歌队集体创作的《不识字的害处》，延安市北郊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反巫神》，延安市桥镇秧歌队集体创作的《蛮婆冥命》、《货郎担》、《买卖婚姻》，庆阳三十里铺黄润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妇女识字班》，靖边张家畔妇女秧歌队集体创作的《识字好》，保安处工作人员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妯娌要和》等。这些剧目的思想内容与陕甘宁边区当时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表现边区新生活上大都有着兴高采烈的欣喜笔调；表现新旧势力的斗争，大都以喜剧或闹剧的方式，给革新者以赞美和支持，让坚持顽固，坚持老一套的人当众出丑，在嘻笑中将他们代表的落后思想埋葬。
　　在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编写的大量新秧歌剧中，产生了许多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马健翎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王大化等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等。《兄妹开荒》以朴实憨厚的哥哥与爽直快活的妹妹饶有风趣的对唱和对话，边歌边舞，反映1943年期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他们愉快活泼，朴素单纯，对于大生产运动充满了热情，使观众看到边区新农村生气勃勃的生活图画，耳目为之一新，为这类秧歌剧创作也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苏一平在延安时期曾写过许多新秧歌剧。他的好几个剧作都在当时获得好评。《牛永贵挂彩》(与周而复合作)是新秧歌运动早期出现的一出表现军民关系的秧歌剧代表作。特别是他1946年写的新秧歌剧《红布条》，在同类题材中是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剧目。该剧写一个心直口快，但工作方式不好的事务员赵登奎，为过路的八路军号房子住宿。因对老乡不够尊重，使得房东老大娘一气之下在窑门上挂起了红布条，表示内有产妇，不让八路军住进去。善于团结群众、耐心帮助同志的班长陈大民，带领全班同志，发扬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扫院、担水，用实际行动感动了房东老大娘。房东老大娘不但又亲亲热热地把战士们迎了进去，而且给大家做饭、补鞋。作品真实地表现了由于个别人的缺点，而在实际生活中，在人民与子弟兵之间，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客观矛盾。但是这种冲突必然地圆满解决，更加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表现了军民一家人的深刻主题。柯仲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发言《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中，也赞扬《红布条》在艺术上的成功，使它在解放“战争初期起了很大作用”。此后，苏一平还发表过《孙大伯的儿子》、《打斑蟊》、《红土岗》等好几个剧本。其中，《孙大伯的儿子》从更深的角度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牛永贵挂彩》到《红布条》，再到《孙大伯的儿子》，都是以军民关系为题材的，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不断有所突破。表明了苏一平在新秧歌剧创作上的前进里程和对新秧歌运动的贡献。
　　柯仲平的大型秧歌剧《无敌民兵》是诗人的力作。剧本反映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重新挑起内战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民兵游击小组在边境上英勇保卫边区的故事。剧一开场，便是一群坚强的、朝气蓬勃的民兵日夜站岗放哨的情景。他们是边区的农民，也是守卫边区的战士。迈着英勇的步子，手持钢枪，用敏锐而仇恨的目光，监视着国民党顽固军的行动。剧本着重塑造了路长贵、王登高等民兵英雄典型和登高父、登高妻、自卫军营长等人物形象。路长贵是一个豪爽、坚强、精细、勇敢，有着强烈的阶级仇恨，高度的革命觉悟和斗争精神的民兵战士，他仇恨敌人，爱护群众，自觉维护群众纪律，不怕牺牲，勇挑重担。从他身上显示了年青的中国未来主人翁的潜在力。王登高是游击小组长。为着保卫边区，他从不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是那样的坚强、英勇、深明大义。妻子被敌人杀死，父亲遭敌人毒打，被拔掉胡须。他把这一腔血海深仇都化作了勇敢杀敌的实际行动。剧本所展示的民兵英雄的形象，一个个都是感人至深的。使人觉得他们是一支整体的战斗力。有了这样的战斗集体，敌人想吞掉边区是绝对办不到的。《无敌民兵》正是以这样的民兵形象，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开了一幅无敌英雄图。
　　《无敌民兵》在当时的发表和演出，轰动了整个边区。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以为窃据抗战胜利果实的时机已到，要开始下山“摘桃子”了，重新将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向工作也不得不相应地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为战争服务”便无疑地成为边区文艺工作的最高目标。而《无敌民兵》正是在这时期首先出现的规模比较宏大的很有教育意义的为战争服务的剧作。它受到读者和观众的赞誉，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敌民兵》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不同民兵的个性：有机警而富于智慧的；有阶级观点鲜明而性格十分顽强的；有热情而勇毅的；有诙谐而富于幽默感的；也有思想比较后进而且行动迟滞的等等。《无敌民兵》出现虽晚，但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是新秧歌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张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等合作的《惯匪周子山》也是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较好的大型秧歌剧作。在这之前，张水华等已编写过《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张丕谟锄奸》等剧。贺敬之还写过反映边区植树运动的剧作《栽树》，它和马可的《夫妻识字》一起，被认为是保持了秧歌既歌又舞的特点的优秀小剧。曾获得观众的好评。《惯匪周子山》的主题是防奸。剧中主要人物周子山是一个带着旧社会污点，怀着个人动机加入革命队伍中来的投机分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叛变投敌，受敌人指派在当地长期潜伏下来达七八年之久，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最后终于为人民所识破，在作案时被捕获。这个剧反映了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一段历史，以比较尖锐的戏剧冲突，从侧面反映了革命事业开创阶段的艰难历程，用秧歌剧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宏大的革命斗争历史题材，是《惯匪周子山》为新秧歌剧创作提供的一条经验。另外，以反面形象作为中心人物贯穿全剧，然而表现的仍然是革命潮流的不可战胜。这又是它的不同凡响之处。所以这个剧在新秧歌运动中得到文艺界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翟强的《徐海水除奸》，钟纪明的《一盏灯》、《三石粮》(与李维翰合作)、《就是他》(曾在《解放日报》发表)，在当时也是受欢迎的剧目。
　　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所编写的比较好的新秧歌剧作还有周戈原作、柯蓝、郭新民、沈霜改编的《女状元》、柯蓝的《变工好》，丁毅的《刘二起家》、《黑板报》、《二流子变英雄》，张季纯的《保卫和平》，杜鹏程的《宿营》，王汶石的《边境上》，肖汀、方杰的《回娘家》，杨醉乡的《送公粮》，女作家颜一烟的《回家》、《张德发》、《反巫婆》，王琳的《模范妯娌》，蒙族作者云照光的《鱼水情》以及闻捷的《加强自卫军》等。这些剧目在发表和演出后都有比较好的反映。
　　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陕甘宁边区新秧歌剧作，对于发动生产运动、抗战、支前、推进和加强军民关系、服务于人民自卫战争以及宣传一定时期中我党的革命任务，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收到很好的效果。有相当数量的剧作并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朝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方向努力。有一些作者还创作出了比较成熟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剧作，为中国新秧歌剧的产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仍出现过在作品主题上一般化，剧中人物概念化，剧情发展公式化等倾向。当然这与当时战争环境和宣传任务的紧迫有一定关系。但是，与当时或多或少地轻视艺术质量，在组织创作上采取简单的划一做法，忽视艺术创作规律等错误倾向，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文艺是属于人民的。随着革命的胜利，理所应当的有更多更美的文艺为人民所享用。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与五四时期、30年代同为三个创作繁荣期。而它比以前任何时期，就文艺与人民结合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文艺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进程而言，都有新的关键性的突破和发展，对解放后的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也产生着更为直接的影响。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是40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第一步。对于这个“第一步”的历史的回顾，尤其是对这段历史经验的进一步的总结和探讨，无论对中国现代文艺和当代文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①黄炎培《延安归来》第15页。
　　②马可《群众是怎样创作的》，《解放日报》1944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