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戏剧运动的历史上，对于地方戏曲的利用和改造，很早就有人开始进行摸索和探讨。1938年，延安的一些搞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在注意到陕甘宁边区军民像需要物质生活保证一样，开始迫切需要精神生活的食粮，需要提高思想文化素质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况下，开始探索具有新内容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地方戏曲。他们利用在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的秦腔、眉户等地方戏曲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政治思想内容。如，杨醉乡领导的抗战剧团，就编排并演出了陕西小调剧《三女婿拜年》、《三姊妹》，新秦腔剧《如此宁夏》以及快板剧《劝妻》等。柯仲平、张季纯、马健翎等发起成立了“民众娱乐改进会”。随后，又组织并领导了“民众剧团”。在改革传统的地方戏曲方面，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马健翎，在创作新秦腔剧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我们的许多文学史著作论及现代戏曲，常常只从50年代谈起。其实，马健翎早在30年代就致力于现代戏曲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马健翎是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故乡参加革命。1936年春到河北省清丰县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又赴延安师范任教。此间，经常参加业余文艺宣传演出活动，并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38年在延安，与柯仲平等人一起发起并领导了“民众娱乐改进会”。是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初任剧务主任，后一直担任领导工作。他是该剧团的主要编导人。一开始，就坚持到边区各地农村，为广大农民群众演出，受到极大欢迎，产生很大影响。在1944年的边区文教大会上，该剧团获得了特等奖，大会授予马健翎以“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47年，民众剧团调属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部队演出他创作的优秀剧目《血泪仇》、《穷人恨》等，对鼓舞部队士气，教育、改造俘虏，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得到部队首长的多次表扬。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对他和剧团的创作、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健翎戏剧创作活动时间之长，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人所共知的。他创作的秦腔、眉户现代剧一共有20多部。著名的如《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那台刘》、《十二把镰刀》、《中国魂》、《三岔口》、《干到底》、《两家亲》、《抓破脸》、《两块钱》、《近视眼张三》、《血泪仇》、《大家喜欢》、《两兄弟》、《保卫和平》、《穷人恨》等。此外，还创作和改编了一些话剧、歌舞剧、秧歌剧和历史剧。如《冲上前去》、《中国的拳头》、《上海小同胞》、《白胡子老头》、《小精怪》、《小放牛》、《有办法》和《打鱼杀家》、《反徐州》、《斩马稷》、《金沙滩》、《王佐断臂》、《葫芦峪》、《鱼腹山》、《顾大嫂》等。
　　马健翎在陕甘宁边区的戏剧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时期。
　　早在1938年，马健翎在延安师范任教时，就写出了很受群众欢迎的剧本《一条路》。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西平遥后，农民刘有道的儿媳和不满一岁的孙子，惨遭杀害。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刘有道认识到：不打倒日寇和汉奸，就不能过安宁日子。于是立即让其子参加八路军，坚决走抗日救国“一条路”。
　　这个戏写得很紧凑。第一次上演是在延安火神庙大戏台，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由“民众娱乐改进会”演出的。马健翎亲自负责武场面的打板。全场演出不到两小时，但非常感动观众。在演到刘有道叫儿子上前线，自己碰在树上时，观众中爆发出了“报仇雪恨!打倒日寇!”的口号声。演完后，台下3000多观众群情激愤，纷纷议论道：中国人必须坚决抗日，才是真正的一条路啊!《一条路》的第一次演出获得了成功。秦腔观众更加欢喜若狂，奔走相告。此后，民众娱乐改进会便以所属两个业余剧团为基础，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古老的秦腔也以宣传抗日的姿态出现在文艺战线上。
　　接着，马健翎在1938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三四年的时间内，连续写了《好男儿》、《查路条》、《那台刘》、《十二把镰刀》、《中国魂》、《抓破脸》等十多个剧本。
　　其中，1938年冬创作的《查路条》一剧，可作为他这一时期现代戏剧作的代表作。剧本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根据地一位刚刚懂得抗日救国道理，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农村老大娘刘姥姥，宣传烈属王二婶一起去站岗查路。经过多次认真负责地盘查，通过的人有农民、军人等，都称赞她认真负责，是个热心抗日的好老人。以后，她再接再励，毫不放松。在自己的队员和儿童团员以及她的小孙子的协助下，捉住了一个狡猾而愚蠢的汉奸。故事很有风趣。传统戏味道很浓，反映的却完全是抗日防奸新内容。表现了抗日根据地新的生活和人们新的精神面貌。《查路条》的演出成功，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在创作秦腔现代剧的初期阶段，为这一剧种表现抗日新内容，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柯仲平曾写文章《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给剧作以高度的评价。文章说：
　　这剧的优点，总括地说，是在它能把握住一段抗战的现实。运用了旧剧的技巧，利用旧形式而又不为旧形式所束缚，达到了相当谐和的境地。这是我们看过的许多利用旧形式的剧本尚未能达到的。其次是人物个性的真实、明朗，一般地克服了利用旧剧时所易犯的公式主义，脸谱主义。再其次是剧情的发展并不勉强，对话非常活泼(这样的对话，作为话剧看，也是很出色的)。选用了一个才进步了的老太婆，作为剧中的最主要的人物，这更能将一般农民的进步表示出来。而且从她的进步就表现许多逗人发笑的地方，这也是很聪明的办法。
　　写于1941年的《十二把镰刀》和《抓破脸》，也为新地方戏曲创作提供了相当成功的经验。《十二把镰刀》是采用了眉户曲调的一个短剧。表现的是青年铁匠王二夫妇，从心眼里热爱政府和军队，一夜之间打了十二把镰刀，支援部队生产。整个剧只有两个人，但演起来非常红火热闹。从这个剧的创作和演出可以看出，马健翎是在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寻求和创造新的戏剧表现形式。整出戏剧的表演过程，就是两个人物打镰刀的劳动过程。按说，这是不容易表现的。因为，只有两个人的劳动场面，容易使戏剧显得枯燥。然而，马健翎却使它出人意料地生动活泼。他在《<十二把镰刀>后记》中说，这“是个试验的东西”，一些处理方法和表演程式“话剧里不多见，旧剧里少有”。张庚也认为，《十二把镰刀》对新秧歌剧创作起着“开先河的”作用，“给后来的新秧歌剧不少启发”。《抓破脸》是一个大型秦腔剧。它的上演除在内容上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外，在表演艺术上也有显著的特点。尤其是编剧方法和舞台设计都有革新。如：不再借用古典剧的上场对子下场诗和自报家门、身世等方式，并从此取消了拉场的人等。这种改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秦腔剧目的创作和剧种演进历程中，是有着一定的划时代意义的。
　　大家知道，西欧中世纪的戏剧传统中，有所谓“第四堵墙”的主张，它是指舞台表演中存在着一个封闭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从这种主张出发，在戏剧舞台上展示的一切，要尽可能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出现，是日常生活片断的“再现”。因此，所谓好的戏剧表演，演员必须力求再现现实人生的真实生活。为了制造舞台上现实生活的幻觉，必须把舞台视为一个完全独立、封闭的物理和心理空间，根本忘记观众的存在。在电视出现之前，无论在现代戏剧舞台或电影银幕上，这种理论一直占主流地位。这是与包括秦腔在内的我国传统戏曲所截然不同的表演程式和戏剧主张。马健翎新秦腔剧的创新，对传统秦腔戏的表演程式无疑有一种革新的意义。
　　马健翎和民众剧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为秦腔现代剧作的这些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极大欢迎，对他们鼓舞很大。当时下乡演出，几乎是场场暴满。临走，老大娘、大嫂们为了表示谢意，把煮熟的鸡蛋直往演员口袋里塞。所以，团长柯仲平有个笑话，说：你要找我们民众剧团吗?就顺着撒满鸡蛋皮的小路朝前走。但当时尚未得到文艺界的应有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出了它的重大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马健翎和民众剧团的同志们更加努力从事于秦腔现代剧的创作和演出。在前一阶段着力探索的基础上，他的秦腔现代剧创作又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绩。
　　1943年，马健翎的代表作《血泪仇》问世了。这是一个最早出现的表现了两个社会两重天这种新、旧对比内容的大型剧作。其故事梗概是：河南农民王仁厚，在蒋匪军和地方反动政权的残酷敲诈勒索之下，弄得家破人亡。虽然两次“买壮丁”，但独子王东才仍然被匪军抓了去。在逃难途中，儿媳又遭匪军蹂躏而死。老婆也被气得自杀身亡。王仁厚终于下决心带着女儿和孙子逃到边区。在边区，受到政府及人民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劳动生产，过着美满幸福的新生活。但他被拉去当兵的儿子王东才却受匪军威胁利诱，潜伏到边区给水井投毒，并被迫走上杀人行凶的道路。等到王东才认出了他要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知道服井水中毒的也正是自己的儿子时，他抱头痛哭。并且向群众坦白悔过，杀敌锄奸，立了功劳。这出大型秦腔现代剧，充分运用传统戏曲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特点，借助于秦腔粗犷、激昂、强烈的戏剧艺术特点，刻画和描绘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整个故事惊心动魄，出场人物之多，牵涉地域之广都是很可观的。作品以王仁厚一家三代颠沛流离途中家破人亡，最后又几乎酿成自家人毒死、杀死自家人的生活悲剧，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凶残；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广大贫苦农民的血海深仇。同时以鲜明的对比，表现边区政府对难民处处关心的动人情景。全剧笔触跌宕有力，情节波澜起伏，爱憎分明，感情激越，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量。
　　剧本所着力塑造的是王仁厚这个农民真实的艺术形象。他勤劳、忠厚、朴实而又刚正、坚毅、倔强。反动派的凶残所造成他生活道路上的大灾大难，没有能够扼杀了他的生活意志，而终于逃到了边区，寻求到新的生活。当他在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便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创造和保卫人民共同幸福的新生活而奋斗。王仁厚前半生的悲惨遭遇，是生活在国统区广大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他投奔边区，过上了幸福康乐新生活，又为广大国统区人民展现了光明的希望和前途。
　　《血泪仇》一剧，在抗日中期诞生。在那时候就能够准确而尖锐地反映出农村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问题，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极端反动、腐朽的本质。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戏剧观指导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健翎在《<血泪仇>的写作经验》中说：“写剧本，有先指定了主题，然后根据那个主题，搜集材料，观察事物；也有先有了受感动的人物与事件，觉得把它写出来，就可以表现一个什么主题的。我自己觉得后者有把握。”又说：“《血泪仇》是使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愉快，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来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他常常因剧中人的悲惨命运而滚滚泪下，滴湿了稿纸，有时甚至半夜啼哭而引起剧团同志的惊怪和慰问。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坚持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血泪仇》创作中取得可喜成绩，与当时在一部分文艺创作中比较流行的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的创作现象形成了对比。也为许多年轻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经验，给他们以很大的启迪。
　　《血泪仇》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最早表现出成绩的大型剧目。它的演出成功，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引起极大的反映。很快流行其它解放区，改编为多种地方戏曲形式演出，也收到同样好的效果。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接着，马健翎于1943年冬天便随西北文艺工作团赴陇东分区下乡工作，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在陇东分区，他又完成了一部大型眉户剧《大家喜欢》的创作。这出戏的内容是：调皮而又善辩的二流子王三宝，长期以来积下了抽鸦片，不务正业的恶习。经常打骂其妻李玉贞。因偷了其妻为公家代纺的棉线而死不承认，弄到夫妻离婚的地步。乡长为了改造这个二流子，和他一起变工生产。最后经过多方面的热心帮助，他终于改过自新，勤奋生产，妻离子散的一家人也重新团圆。这出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在当时众多的表现二流子转变的戏剧中是最好的。演出效果异常出色，为当时和后来的观众所一致称赞。
　　马健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就探索秦腔、眉户等地方戏表现现代生活内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着力于秦腔、眉户现代剧的创作。写出了众多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剧本。在边区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位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剧作者，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首次文教大会上，获得了特等奖。
　　在解放战争时期，马健翎的剧作主要有《保卫和平》(又名《一家人》)、《穷人恨》等。《保卫和平》写的是发生在新解放区农村敌我双方的一场激烈斗争，穿插着多年离别的父子重逢、弟兄相会等复杂情节。演出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7年冬，民众剧团已经随军活动。在部队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上演的马健翎新作《穷人恨》，是继《血泪仇》之后，又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新秦腔剧。故事情节是：地主胡万富一贯勾结日寇、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穷人。他在逼着佃户老刘的儿子满仓替他儿子出壮丁后，又强逼着老刘的女儿红香到他家做亲。并把为老刘证明其女已经许人的正义农民袁尚义捆走。红香到了胡家，不愿受胡的污辱，奋力撕打反抗，被关入冷房。红香的未婚夫、表兄兴旺探望红香未成，胡万富反下毒手要除掉兴旺。这时袁尚义从他所参加的人民解放军武工队带回消息：解放军就要来了。但敌人也做了垂死的挣扎，开始向兴旺下了毒手。正当这时，镇上解放了。受了无数磨难的红香、兴旺等人终得解放。这是一出很富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戏剧。其主题，着重在暴露旧社会的本质，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暴露恶霸地主对劳苦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屈辱无告的贫苦农民，在这伙强盗的统治之下，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直到共产党解放军打来，才从火坑中得救。戏剧把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穷人的苦难，在舞台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使得许多不幸的农民从戏中照出自己曾被恶霸地主、反动派压迫、剥削和迫害的身影。因之而提高觉悟，燃起对反动派仇恨的怒火。
　　《穷人恨》和《血泪仇》两出剧的演出，都收到了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1944年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文艺评论说：“在群众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在去年民众剧团演出的《血泪仇》。《血泪仇》在各处每次演出，都能使大多数观众为之痛心落泪，使观众随着剧情而发出同情和义愤的呼声。不但如此，还感动了失足者，感动了犯人，使他们坦白，讲出自己的心事。”在老区、新区，这两出戏演出后，都激发了千千万万群众的阶级觉悟；在部队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对鼓舞战士斗志，奋勇杀敌，对帮助教育“解放战士”(即俘虏)等方面，作用尤其明鲜。战士们看了戏后，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激昂义愤地宣誓：为王仁厚报仇!为天下穷人雪恨!有的部队、战士，在战斗开始后，竟喊着这样的口号向敌人发起猛攻，夺取战斗的胜利!为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曾亲笔写信给剧团和马健翎同志，对他们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鼓励和祝贺。彭德怀同志给剧团的信中说：
　　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有力的武器。望继续深切体会群众痛苦，创选出代表群众要求的更多新剧本。
　　王震司令员给马健翎的信中说：
　　……《血泪仇》和《穷人恨》的演出前后我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你把中国社会两个天地描绘如此深刻，使人透彻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匪帮残酷、野蛮、黑暗、罪恶等等……因此多次看它，使我对前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
　　的确，马健翎在秦腔现代剧的创作、演出和秦剧改革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每次从写剧本、导演，一直到演出后的不断改正，为了加强现实性，不对地和旧形式肉博斗争。”但是，对于“历史剧毫无价值”的观点，他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老百姓，绝大部分是文盲，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大半从看戏得到。我们只要经过审定、修改，再加上用新观点编写的历史剧，对社会教育是有意义的。”①因此，在创作秦腔现代剧的同时，他于1942年开始，先后创作、改编了七八部历史剧。其中《鱼腹山》一剧在解放战争后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剧中通过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时胜时败，其中特别危险的一段故事，写出了人民疾苦，也写了官僚的骄奢；写出有组织的起义，也写了奸细的活动。更着重写出了起义军内部思想蜕化，政治麻痹，闹独立性带来的危害，使人们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总之，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秦腔、眉户现代剧创作和演出，是开创时期，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探索和试验，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血泪仇》、《穷人恨》等优秀剧作的出现，马健翎在秦腔现代剧的创作和秦剧改革工作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现代文艺史、戏剧史上用传统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内容的先行者。而且，在他领导的民众剧团和其它几个演地方戏曲的剧团中，也涌现出一批新的比较年轻的秦腔现代剧作者和优秀作品。如尚伯康创作的《八千马》，钟纪明创作的《三勇士》，黄俊耀创作的《阎王寨》、《巫神打架》，钟纪明、黄俊耀等合作的《官逼民反》，钟纪明、张云、雷烽等集体创作的《解放发电厂》等。这些剧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向着敌人斗争，建设人民民主新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全国解放已经40多年了。我国以传统戏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现代戏已经很多，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马健翎同志也在60年代中期离我们而去。然而，他为我国戏曲工作所做的贡献，将为人们铭记。现代戏，不会忘记他!
　　①马健翎《我对于地方剧的看法》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