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边区首府延安，号称“民主圣地”。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中国文艺史上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艺革命的新起点，首先和直接的成果，是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崭新变化，使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人民文艺新阶段。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文艺工作者高举“文化下乡”的旗帜，广泛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成为人民文艺新阶段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勉励，纷纷向组织提出下农村，下部队、下基层的要求。1942年6月上旬，边区文委即组成有吴玉章、柯仲平、艾青、丁玲、塞克、莫文骅等12人参加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准备对文协及各戏剧团体的文艺工作者进行编队，集体下乡、入伍。由于文艺整风运动的进行，文艺下乡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准备。这时，延安城区和市郊的文艺宣传面貌首先焕然一新。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口建起街头艺术台一座，分别由张仃、艾青、鲁藜等负责出刊了大型墙报《街头画报》、《街头诗》和《街头小说》。“七七”和“八一”等纪念活动，出现了反映新的生活内容的街头剧。工人文艺小组也纷纷恢复。并且从专业作者到各基层组织，都把支持和帮助工人文艺小组的工作，作为“党给他们的任务”。《解放日报》还开辟《大众习作》专栏，刊登习作、改作和评语，以提高习作者的水平。这说明“工农的文艺活动由于党的领袖的重视和再三提及，已经为下级干部所认识，并且开始认真地提倡和注意了”；也说明“在座谈会以后，经过学风部分的反省，我们的作家对于工农群众和对于工农文艺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且在开始有效地实践了。”①
　　在理论上，文艺部门负责同志和评论工作者，也对深入工农生活，面向实际斗争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周扬、何其芳、张庚分别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论文学教育》和《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等文章，对文学艺术教育如何面向工农兵，戏剧如何表现新生活等，作了很好的论述。冯牧和默涵也分别发表《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和《关于描写工农》的文章和短论，有分析地批评了那种单纯、片面地强调“写熟悉题材”的观点，提倡作家们“更多地去注意和描写工农的生活与斗争。”
　　与此同时，诗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宣传，又一次在延安文艺界展开了。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艾青的《展开街头诗运动》一文中说：“诗人应当毫无间断地关心老百姓”；“应该终结那种专门写给少数几个人看的观念了”；“文学以它所能影响的程度决定它的价值。”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接着，边区文协、延安诗会、新诗歌会、鲁艺诗会等团体，于10月中旬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有诗人和评论工作者40多人出席了会议。高长虹、鲁藜、高敏夫、郭小川等相继发言，就进一步深入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作了有分析的发言。此后，厂民也发表《关于诗歌大众化》的文章，认为只要诗歌作者“能一面在生活与思想情绪上大众化，一面在创作实践上大众化，经常、普遍与深入地工作，诗歌的前途将会无限辉煌。”
　　文化下乡运动在经过文艺整风和上述一系列活动与准备之后，于1943年春天开始了。这年2月6日，延安文艺界组织200多人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拉开了文化下乡的序幕。通过与劳动英雄座谈，把“笔杆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的标语，高高地挂在了延安街头!文化界负责人和广大群众都为延安文艺工作者这一行动拍手叫好。陆定一在《文化下乡》的文章中，表示希望革命的文化人“真正到百分之九十的同胞中去”，“给他们以思想上政治上和技巧上很好的新食粮。”他说，“革命文艺真正大众化了，革命才有希望真正成功。”②
　　当时，党中央对文艺下乡运动的领导是审慎而周密的。避免采取大轰大嗡的做法，而是尽量注意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为使党员作家充分了解党的文艺政策，并在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参加的有50多名党员文艺工作者。刘少奇、陈云、凯丰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凯丰和陈云分别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讲解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应该在认识上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会议肯定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了10个月的整风学习，文艺界的面貌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刊上的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木刻、漫画，都和群众的要求更加接近了。春节出现的新秧歌，尤为观众所喜爱。文艺界招待、访问、描写边区劳动英雄，表明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已经开始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友谊。广大文艺工作者决心参加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这当然是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这一次到群众中去，究竟是以参观访问的方式出现好呢?还是直接和群众一起做工作好?去做工作，究竟是短期好，还是长期的好?工作中有无困难?如何克服各种困难?长期下基层与创作有无矛盾?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党员文艺工作者与其他普通党员有没有特别的不同呢?怎样处理文艺工作与党的各项工作的关系?为了处理好这种关系，搞好党的各类工作者之间的团结一致，文艺工作者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些什么缺点呢?这就是这次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所要着重从认识上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中央召开的这次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是文艺座谈会之后又一次重要会议。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样，说明党中央对于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关怀和重视；也说明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这次会议，对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过程中，具体解决文艺工作者与群众实际斗争相结合这一关键问题，实施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下部队这一重要步骤，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此后，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便开始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带着下农村，下部队，下工厂，去各基层单位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离开了延安。许多剧团直接搬到了乡下。还有一些文艺团体，在乡下建立了农场和生产基地。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感情逐步发生着变化。针对以往不切实际的生活和艺术追求，他们深有感触地体会到：我们的创作室虽然没有精制的画台和谱架以及其它高级用品，但这些不是我们此刻必须和能够获得的。我们的财产是埋藏在大众生活中间的艺术资源。采珠人在成千成万蚌壳里寻找珍珠，艺术家要在成千成万人民中找寻典型。他们说：“对于人民、土地与劳动相结合的一草、一木、一石，都必须给予爱情。描写革命的人民，不能像在画室里描画石膏像一样冷静、客观、毫无热情。这样顶高的成就，是技术完整的照像，不是有灵魂的艺术作品。”③
　　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与艺术营养，自己也如同种子，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根发芽了。“文艺下乡”不久，边区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群众称赞说：“艺术工作者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街头来了。”而这种街头文艺宣传的最活跃的形式，最大的规模，便是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的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特别是1944年和1945年春节新秧歌活动，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地参加了。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观众达800万人次以上。
　　新秧歌活动带动了各种民间新艺术活动。诗歌、快板、练子嘴、新说书、民间演唱、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都活跃起来了。并且涌现出许多民间新型的艺术人才。如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子洲县的练子嘴专家拓开科，曲子县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富县的民歌手汪庭有，延安的说书艺人韩起详以及移民歌手李增正，民间艺人李卜等。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他们的成长带来了春风雨露。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一面学习民间艺术遗产，一面帮助他们加工整理艺术创作，使他们得以用自己出口成章的诗歌、说书和演唱，活跃在边区文坛，成为当时边区群众艺术活动的骨干力量。
　　二
　　随着文化下乡的开展和群众文艺热潮的出现，戏剧工作的面貌首先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以它易于为工农兵所接受的特点，成为人民文艺运动的主流。
　　当时，文艺界面临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断扩大艺术宣传的范围，更好地反映人民的革命生产积极性，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从陕甘宁边区地处边远的农村，广大群众文化水平还很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中央文委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发挥它在宣传教育活动中的优势。1943年3月22日，文委召开戏剧工作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文委各委员外，还有吴玉章、徐特立，李卓然、肖向荣等多人。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在边区和八路军中，群众性的戏剧活动，有着长期的光荣传统。为了更好地克服一度曾经出现的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倾向，在戏剧工作中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不仅需要戏剧界同志的一致努力，还需要全党的帮助和关心”，“共同讨论今后边区戏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会议确定，在当时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总方针，就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指出：“内容是抗战所需要的，形式是群众所了解的——提倡合于这个要求的戏剧，反对违背这个要求的戏剧，这就是现在一切戏剧运动的出发点”。为保证戏剧运动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央文委和西北局文委共同成立了戏剧工作委员会。由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之等组成。在总结抗日战争以来戏剧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各地方、各部队的戏剧工作。
　　中央文委主持召开的戏剧工作讨论会，是从制定方针、加强领导方面着手，在戏剧领域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经过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又出现了一片崭新的气象。
　　为了迅速贯彻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戏剧工作方针，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委于4月25日向各地剧团发出指示，要求认真检查一年来的工作和活动情况，在检查的基础上，尽快从加强剧团领导，坚持对上演旧剧目的审查，鼓励反映边区现实的剧本创作等方面，切实改进今后工作。各剧团、剧种，都结合学习新秧歌活动的经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延安平剧研究院副院长柯仲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平剧工作者应该欢迎批评》一文。认为平剧工作中“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还不少”，表示“诚恳地欢迎批评，并且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召开了全院讨论大会，研究平剧工作的方向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平剧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产物，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有教育意义的剧目。但正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的艺术，基本上是代表封建统治者宣传的。多数的平剧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能不发生矛盾。如果不加以改造就在群众中公演，是不适宜的。在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审查和修改已经演出的旧剧本，凡对抗战有害的一律不演；把只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戏与可以演出的戏严格分开；创作能直接或间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新的历史剧和现代剧，以表现老百姓的生产和斗争。
　　关于平剧贯彻戏剧运动方针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平剧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加速了平剧改革的步伐，促进了平剧新剧目的创作。到1943年11月，平剧研究院便创作和排演了反映新的生活内容的平剧《上天堂》、《难民曲》及平剧活报等节目，并于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杨家岭大礼堂上演，甚得观众好评。接着，在1944年新年期间，中央党校新编平剧历史剧《逼上梁山》便与观众见面了。这是平剧改革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在平剧舞台上如同在社会历史中一样，使人民群众主人公的地位得到了体现。这一点，为毛泽东同志所十分重视，特地写信表扬了他们的功绩。一年以后，延安平剧研究院又创作并上演了另一出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被人们称赞为巩固平剧改革成绩的剧作。从此以后，在平剧舞台上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剧，在延安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中显示出可喜的成就。
　　秦腔现代剧作，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戏剧运动方针的确定，为这一剧种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创作出更多的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剧目，指出了明确的方向。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上演了秦腔现代剧《血泪仇》。这是贯彻中央文委戏剧运动方针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大型剧，在延安的广大观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结合延安整风，对人民群众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为了使秦腔更好地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秦剧工作者曾就改革秦腔和研究秦腔现代剧创作问题多次进行探讨。例如，1943年5月，陇东地委就出面组织召开戏剧工作会议，对陇东剧团和各县戏剧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对接受秦腔遗产，改造秦腔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刻的讨论，并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向。会后，地委宣传部还向各县发出注意改造和发展业余剧团的通知；组织了地区戏剧研究委员会，研究秦腔改革，进行剧本创作，指导陇东剧团和各县剧团的工作。
　　关于贯彻戏剧运动方针的讨论，各剧团都采取了“边说边干”的办法，把讨论贯串于剧团下乡的过程中去，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提高。1944年春天，各剧团满载着下乡工作取得丰收的成果和经验，回到了延安。报刊上立即发表了《民众剧团下乡》、《鲁艺工作团经验》、《平剧院在乡下》、《八一剧团的转变和收获》等文章，对各剧团下乡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宣传。西北局文委也于5月中旬召开“总结剧团下乡经验，奖励优秀创作大会”。受奖励单位达31个。展示了戏剧工作者在政治思想和创作演出等方面的巨大丰收。为了进一步扩大剧团工作范围，更加与实际密切联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剧目，西北局文委并委托周扬、赵伯平、柯仲平等三人负责组织研究边区戏剧运动情况，审查剧本，指导边区的戏剧工作。使陕甘宁边区戏剧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发展的以戏剧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表现了文艺作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文艺创作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特点。文艺不仅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④。在文艺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历史潮流推动下，边区各地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也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了发展边区文化建设的大好形势，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和边区文协于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全边区文化教育会议。大会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450多名。其中有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化建设的绅士、商人，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作家、戏剧艺术家、音乐家、美术家、医生，以及热忱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央首长、来宾及旁听者共千余人。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罗迈、林伯渠等分别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和一些报告会。朱德和毛泽东同志还分别在开幕式和全体大会上讲了话。
　　边区文教大会设有艺术组，专门负责总结文学艺术方面的经验，讨论今后的努力方向，评选先进艺术工作者。周扬在全体大会上做了《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的总结报告，肯定了边区文艺运动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提出表扬的是：新秧歌、新秦腔、新平剧、新民歌、新年画剪纸等，从内容到形式，为边区新文学艺术的发展创出了新路子；延安各剧团在戏剧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总任务下，组织下乡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领导的民众剧团和民间艺术家刘志仁组织的南仓社火，受到边区群众的普遍赞扬。文教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等文件。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是边区文化教育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总结了经验，检查了工作，制定了发展方针，为边区文教建设再一次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次大会对于边区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群众自己的与我们为群众的新文艺运动的大检阅，也是群众中的文艺英雄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空前的一次大集会”⑤，在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
　　历史进入了1945年。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也以它巨大的成绩而发展，出现了更大的高潮。这高潮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一些著名的文艺成果，如秦腔《血泪仇》、平剧《逼上梁山》、小说《洋铁桶的故事》、歌剧《白毛女》等已经诞生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因为文艺工作者以他宏伟的规模和气魄，投入了人民民主解放的历史新潮流。
　　这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线。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了内战准备。于是，一方面是人民的胜利，一方面又是反动派对胜利果实的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在这样的局面中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广大解放区加倍努力，巩固和扩大人民的胜利，并且准备对付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建国总路线，决定在更大规模上深入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以文艺为武器，宣传群众，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而奋斗。
　　1945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理事会全体会议。由丁玲主持，讨论文抗延安分会今后工作。在讨论中，大家分析形势，交流看法。认为：鉴于当时抗战局势的发展，各解放区都需要大批文艺工作干部。在党的直接培养下的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此刻应该置身于最前线，去反映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伟大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去争取这伟大的胜利。理事们提出：具体地计划、组织、帮助大批文艺工作者上前方，应该成为文抗延安分会目前最中心的工作。并决定，分会先着手进行调查了解，再与有关单位协商，尽快安排文艺工作者到敌后解放区去。
　　这一次文艺工作者去敌后解放区，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化下乡运动的继续。但它的意义、规模以及文艺工作者所表现的认识程度和觉悟程度，都显示了与以往任何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和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几年来延安文艺界的一个空前未有的壮举”。“它的意义，不仅是在它的规模的宏大，同时也在于这次到前方去，是在我们文艺工作者已经经过几年来的整风并已实际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的时候。”⑥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对客观形势、创作实际和创作队伍本身情况的进一步剖析，认为：延安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在近10年，特别是文艺座谈会后3年中，都经历了一个从对于旧生活和旧事物的理解与表现能力，到对于新生活新事物的理解与表现能力的改造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和问题的最后解决，却决不是概念的理论所能完全达到的。只有到波澜壮阔的生活海洋中去，到群众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去，观察、体验、感受时代的脉搏，群众的情绪；了解、熟悉、捕捉现实斗争中的生活形象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并在不断的辛勤劳作中，才能完全脱出旧的窠臼，创造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里有一个情感和技巧的变化过程，而生活实践对于这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抗战即将胜利，但人民群众为争取新生活的斗争仍将继续发展。文艺工作者更应认识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因此，到敌后解放区去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地成为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
　　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具体组织、安排，数以百计的文艺工作者分期分批奔赴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以东北为例，首批由舒群带队，组成赴东北文工团，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文艺工作者近30人。1945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10月底即抵达沈阳。原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也于这一时期组成赴东北文艺工作二团，于年底到达东北。不久，又由吴印咸率领延安电影团40余人，于1946年夏到达兴山。为促进东北解放区文艺事业的繁荣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华北方面，曾由艾青等人带队成立赴华北文艺工作团，也于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到张家口，加入华北联合大学组成文艺学院。此外，还有很多文艺工作者随干部队伍一起奔赴东北和华北等地。
　　党中央对于文艺工作者赴敌后根据地，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曾亲切鼓励文艺工作者到敌后根据地后，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根、开花、结果。而且，把延安文艺工作者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规模的深入群众斗争生活的壮举，及时地热情地介绍给重庆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于1945年10月21日，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在应邀讲话中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的作家，又大批的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作家、诗人、木刻家、音乐家、演员等等。重庆的作家、朋友，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⑦
　　随着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东北和华北，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的重点也开始逐步转移到以“动员人民粉碎蒋军进攻”的为战争服务的方面来了。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以15万5千人的兵力包围和进攻陕甘宁边区。文艺与战争结合，从这时起便开始成为边区文艺活动和创作的最显著特点。以1947年春节延安文艺宣传为例，有近30个专业和业余剧团参加，演出节目共50多个，其中战争的主题占了绝大部分。整个演出，虽因战争环境带来困难，多数文艺工作者离延，使技术力量发生变化，显得粗糙些，但是，它集中而准确地表现了人民群众所一致关心的主题，为群众所普遍欢迎。特别是《无敌民兵》(柯仲平)、《王照儿招祸》(钟纪明)、《送公粮》(杨醉乡)等戏剧，对宣传教育群众，齐心协力保卫边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此以后，陕甘宁边区各文艺团体，主要是各剧团，便进入了武装宣传时期。男女同志都荷枪实弹。绝大部分文艺工作者还直接参加了军队工作。民众剧团改为西北野战军总政文工团，跟随前线总指挥部演出；西工团以战斗的姿态到农村配合土改宣传，开展新区工作；联政宣传队以多种多样的小型剧目活跃在各部队中；各分区剧团都以战争和土改为中心展开活动。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既是演员，又是战斗员，既是剧作家，也是活跃在战斗前线的政治鼓动家。除了演出外，参加战斗，押送俘虏，护送伤员，打扫战场，动员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革命和战争所需要做的，他们都做。必要时还跨过封锁线，到敌占区演出。在整个西北战场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战时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如民众剧团就曾多次受到部队首长彭德怀、王震同志的表扬。他们的行动为边区文艺工作者赢得了光荣和骄傲，从而载入文艺史册。
　　解放战争中，部队领导机关对于文艺工作者随军参战给予极大的重视和领导。西北野战军曾于1948年12月发出《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整顿剧团、宣传队工作意见》的专门文件。要求部队各级政治部门，要给予所属剧团、宣传队“一定时间的政治与业务整训”，“检查工作，检查思想，赏功罚过，发扬正气”。另外还提出各剧团要互相学习，观摩提高，实行文艺奖金制度，奖励优秀作品等。
　　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大成绩，与部队和地方的党、政领导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陕甘宁边区文协的积极领导和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边区文协始终坚持文艺为战争和土改服务，除派出剧团、说书组、洋片组深入部队和农村，进行有效的宣传外，还及时总结各地方、各部队文艺工作经验，如战士枪杆诗活动的经验，新形势下街头诗活动的经验，以及工厂文艺活动的经验等，并迅速及时地加以推广。保卫延安的战争胜利后，文协创办了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群众文艺》，为推动文艺活动，促进创作和批评创造了条件。在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文协还组织开展了“文艺进城的思想准备”的讨论，对开展新解放区城市文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49年5月，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陕甘宁边区文协随边区政府一起迁往西安。7月，边区文协组成45人的文艺工作者西北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结束后，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文协为了贯彻文代会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于11月9日召开文艺干部会议，提出西北地区当时文艺工作的任务和方针。到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陕甘宁边区的建制同时宣告结束。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也便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①程海洲《我们文艺小组的新生》，《解放日报》1942年9月27日。
　　②见《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③张仃《画家下乡》，《解放日报》1943年3月23日。
　　④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集》第69页。
　　⑤柯仲平《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同上，第268页。
　　⑥见《解放日报》1945年9月22日。
　　⑦周恩来《延安的文艺活动》，《周恩来论文艺》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