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在延安时期称为平剧。是我国流行地域最广的剧种之一，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汲取了昆曲、秦腔等许多地方戏曲的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的特点，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的长处，逐渐形成相当完美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由于它流行广，影响大，观众多，特别是为大城市的文人雅士所喜爱，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也就形成一套与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内容特点和形式规程。它的剧目大多反映宫廷生活和文人轶事，主人公多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五四”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京剧的这些旧传统与反映新的现实生活内容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有许多京剧艺术家也力主改革。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张改革的人热情更高，并且有人开始编写新京剧。在延安，出现了以反映抗日战争为内容的京剧演出。但是，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当时《解放日报》有一篇文章中说：“搞平剧的朋友，未搞以前，大概都有点雄心——要改造平剧，创造新东西；搞了以后，大概也都感到一点苦闷——陷在里面，拳打不出，脚踢不起。他们心头时时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推陈出新’，但一做起来，满腹‘陈’的‘推’不开，‘新’的也就无从‘出’了。”这说明旧的京剧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自己完整的艺术体系，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历史惰性，是比较难以改动的。
　　面对着“拳打不出，脚踢不起”的局面，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京剧改革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这是“和创造新秧歌殊途同归的，其目的，也是要从此走向新形式，走向表现新的生活内容，或对旧时代的新的看法。”①延安平剧研究院，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由现有基础着手，进行平剧的研究和改造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目的。在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在秦腔、眉户等地方戏曲不断出现的反映现实生话新剧作的启发下，平剧研究院也以平剧形式为基础，吸收其它地方剧种的曲调特点，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新戏与广大工农兵观众见面。这里有以改造二流子和二流子转变为内容的《刘二起家》、《张学娃过年》；有表现边区人民进行除奸防破坏斗争的《边区自卫军》；有反映边区人民丰衣足食新生活的《上天堂》；还有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难民曲》等等。这些表现新的时代内容的平剧新戏，与新秧歌、新秦腔、眉户剧一样，与现实斗争结合，反映抗日战争、边区生产和建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但是，对于京剧改革这个大题目来说，以上这些仅仅是小型的、局部的。而在舞台上演出的，仍然有许多京剧旧剧目。甚至《翠屏山》、《四郎探母》之类，也时有出现。所以京剧改革的呼声依然不断；有关京剧问题讨论的文章也不时在报刊上发表。就在这种讨论正热烈进行之际，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创作排演的《逼上梁山》，于1944年元旦与观众见面了。剧本是根据《水浒传》中林冲被逼投奔梁山起义军的故事改编的。在旧的故事里，作者注入了新的题材内容，表现了新的思想观点。它的出现，成为轰动当时整个延安戏剧界的一件大事。
　　剧本中所写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他用“穿沟战法”训练士兵，以抵御外敌侵略。侍御官高俅是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他奸诈自私，为着巩固个人权势，对内排斥异己，对外勾结强敌。忠诚为国的林冲就成了他打击的目标。林冲被陷，他的家庭遭破坏，个人受暗算。后经鲁智深救援，才得以免死。在这种种事实的教训下，在人民起义力量的推动下，他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抗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统治者。
　　剧作在刻画林冲的形象时，注重突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及其复杂原因，使这种变化过程表现得比较充分。《逼上梁山》开场第一幕，就表现了大群的灾民逃难的场面。在这一场面中出现的李铁父子是贫苦农民出身。这两个人物贯穿全剧，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矛盾的主要一方——农民阶级的代表。剧中还特意增加曹正等起义上山路经野猪林的情节。改李小二为受林冲救济后上梁山入伙的人物，他还奉命赴沧州开店，招揽英雄上山聚义。这样既揭示了林冲上山的历史背景，又表现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时代特点。剧作突出林冲主张抗击外敌，高俅却投降卖国。政治上的分歧，成为高俅诬陷迫害林冲的根本原因。增强了林、高冲突的政治内容。另外，增加了林冲立场转变后同人民群众结合的情节。如《结盟》一场，很有气势地表现了起义队伍的团结这种生动活泼的场面。总之，林冲是从统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下级军官，在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对北宋腐朽的封建统治，起义烈火到处燃烧，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这种剧烈变化的形势推动下，他从遭受打击和迫害的环境中，接受了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启发教育，终于和人民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来。从这里显示出，统治阶级已经腐朽没落，只有灭亡一条死路；而人民群众只有奋起反抗斗争，才是生路。这就是《逼上梁山》的主题思想所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逼上梁山》出现在延安京剧舞台的时候，正是决定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在整个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再制造投降和内战的严重危机，反人民的面目暴露无遗。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全国人民所信赖；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作为民主幸福的新天地，越来越为全中国人民所向往。剧中所展现的那些动人心弦的历史画面，所赞美和揭露的那些正反面人物，都启示着人民群众，清楚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更加积极踊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争取民主的革命洪流中去。
　　《逼上梁山》的创作和演出，与它的新的思想内容相适应，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许多新的特点。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京剧行当的限制，基本上做到了按照剧中人物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要求，运用京剧表演形式而不受其传统程式的约束；在语言方面，充分照顾京剧艺术语言的音乐性，在不损害它的优美的表现力的要求下，尽量去掉旧套语，加强了现实性和表现力；在舞台布景和效果方面，突破了旧京剧那种单纯的象征性布景的限制，采取虚实结合等手段，增强了演出效果。
　　《逼上梁山》作为业余艺术团体的创作，从开始写稿到首次上演，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它是把写作过程与演出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是把演员、观众与剧作者结合在一起的。整个创作过程不断地吸收了大家的意见，加以分析而集中。所以“《逼上梁山》可以说是在边听、边写、边改、边演中创作成的。”②它的上演，在当时颇受欢迎。《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8日发表艾思奇的评论文章，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说它的出现，表明延安的平剧改革运动“已得到了很好的成绩”。《逼上梁山》正式上演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也于1月9日观看了演出，并阅读了剧本。当晚，给编剧和导演写信，对于平剧改革中取得的这一重大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逼上梁山》的演出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延安京剧界对京剧改革和创作京剧新剧目的信心。延安平剧研究院于1944年5月起归属中央党校领导。7月他们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创作又一个京剧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由李纶、魏晨旭、任桂林三人执笔，在集体的努力下，经过五个多月的编排，于1945年1月与观众见面了。
　　同《逼上梁山》一样，《三打祝家庄》的题材也是来源于描写宋代农民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水浒传》。它的主要内容反映的是梁山泊英雄在进攻地主寨子祝家庄这一战争中所进行的策略斗争。表现起义农民在夺取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堡垒时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戏剧的本事是《水浒传》第46回到第49回中很精采的一段。这一段，曾经为广大读者所称道。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就有这样的话：“《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与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剧作以三次攻打祝家庄的情况与策略运用的不同作为中心。全剧共分三幕：第一慕写调查研究，第二幕写各个击破，第三幕写里应外合。剧本大力歌颂了农民武装摧毁祝家庄这个反动堡垒所表现的力量、智慧和策略。三幕剧虽然分别反映了三次相对独立的战斗场面，斗争重点、出场人物也各不相同；但是又是由一个统帅直接领导的一次大战役的三个阶段，相互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整个战斗，体现了这样一种策略思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敌人，里应外合。
　　由于《逼上梁山》的巨大影响，作者们开始写《三打祝家庄》的时候，也想把它写成一个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斗争的戏。但是经过更充分地讨论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为《水浒传》上“三打祝家庄”本身的重点不在农民起义军对地主的斗争。而且前边已经有了反映这一内容的戏，紧跟着再来一个，容易使观众感到老一套。在题材内容上造成雷同，走着一条很窄的路子。从后来的演出效果来看，这正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正因为从题材内容的选择上做出了努力，才使《三打祝家庄》有可能在《逼上梁山》的基础上迈了一步。当然《三打祝家庄》由于产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于大力宣扬《逼上梁山》创作经验的时候，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用现代化的战法打古代人的战争，把古人现代化等。但总的说来，它的成绩仍然值得肯定。正像毛泽东同志给作者和全体演职人员的信中所指出的：“……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强调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是很必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者们不论处理现实的、历史的题材内容，都对这一点更加注意和强调。《三打祝家庄》正是在抗日战争取得巨大胜利，我八路军、新四军即将发起大规模战略反攻，夺取敌人占据下的城市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出现的。它生动地宣传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具有现实教育的意义。《三打祝家庄》从1945年1月开始在延安演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观众达近10万人次。一般干部平均看三次以上。有的看了一二十次。不少机关、学校通过它进行策略教育。部队中也根据它来学习攻打城市的战略战术。大家认为，该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教育作用是很大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延安文艺运动总的特点和面貌。
　　在《逼上梁山》一剧出现的同时，延安的一些业余文艺组织就自编自演了一些京剧新剧目。如“战卫”部的《战北原》、《史可法》和《恶虎村》；八路军留守处政治部的《保卫边区》、《阎家坪》；稍后还有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的《廉颇蔺相如》等。这些“都是战士们集体智慧的产物。虽然作者都是新手，但效果很好，可以看出‘推陈出新’方针在解放群众艺术潜力方面所产生的力量”③。所有这些剧目的出现，与《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以及其它一些改编剧目，如《大名府》、《中山狼》的上演，交相辉映，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京剧改革的信心，它的影响还不仅局限于陕甘宁边区一地和京剧一个剧种。其它解放区的旧剧改革，从此也都蔚成风气。
　　1948年7月，在原延安平剧研究院大多数人员赴华北一年多之后，晋绥平剧院迁来延安，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平剧院。他们创作演出的新编京剧历史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解放战争中，为陕甘宁边区军民提供了艺术营养和精神食粮，起到了它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他们先后创作和演出了《红娘子》、《丹梁桥》、《北京四十天》、《赖虎计》、《武大郎之死》等好几个剧目。基本上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北京四十天》一剧，是由王一达、邓泽、石天集体创作的。该剧的中心思想是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又酿成失败大悲剧的原因的一段论述而阐发的。剧本深刻地表现了李自成夺取北京以后，由于军事布局和用人上的失利，政策和执行问题上的过失，尤其是因为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起义军内部“太平享乐”的倾向，“个人得失”的计较，“杀戮功臣”的做法等，导致了很快的失败。在《北京四十天》中，对这些失败的原因，做了形象的暴露和揭示。在错杀李岩兄弟以后，李自成正感到悔之晚矣之际，宋献策则哭号着说：
　　嗳!说什么报仇，道什么雪恨!请问仇者那个?恨者何人?依山人来看，仇者不远，就在京城之外：吴三桂与清兵也!恨者犹近，就在我朝之中：坐高官与享太平也!自从进京之后，为君者不纳忠谏，为臣者任意胡为，大敌当前，置于不顾，终日所忙者，追脏呀!杀人哪!登基呀!欢宴哪!纷纷然，昏昏然!北京四十天，把我们这为国为民仁义之师的风习一扫而光，只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黑。如今李岩将军兄弟惨遭陷害，满朝文武，何人不哭哇，哪个不痛哇!我哭哇，我痛哇!哭的是李岩弟兄，痛的是大顺山河。哎呀呀，我怕呀!我怕我们十余年从水火中救出的黎民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之中啊!
　　在观众目睹剧中活生生的事实之后，经剧中人这样悲愤交集的哭诉，观众更加被深深地感动了。人们从李自成的失败中领悟到深刻的道理，得到生动活泼的教育。《北京四十天》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上演，对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尤其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的京剧工作者，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经过一番认真的酝酿，吸取了前人在京剧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创造新的思想内容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新京剧方面，进行了理论研讨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在编导者、演员、观众及领导同志的多方努力下，先后创作和演出了一些新的京剧历史剧。使一贯受旧的内容和形式影响和禁固较深的京剧，开始表现新的思想内容。为京剧改革提供了发人思索的经验。它的影响所及使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专业京剧团体及业余京剧团体都活跃起来。到《北京四十天》、《武大郎之死》上演为止，相继出现了几十部京剧新剧目。成绩应该说是巨大的。
　　当然，这种改革还仍然是开端，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特别是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有违背艺术规律的地方。以《逼上梁山》为例，该剧是以《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改编的。原故事是说林冲妻子去庙里烧香，被太尉高俅的儿子看中，高为了满足其子的要求，要将林冲害死。林冲遭受种种迫害后，终于逃脱性命，投奔梁山。而改编时，就中加进了政治内容，提高了“故事的政治意义。”但是考察当时的历史实际，这种“加进”的“政治内容”与当时历史实际出入很大。而且为了突出政治意义，设计主要人物，增添陪衬人物，如贫苦农民代表人物李铁父子等，其作法都多少有些脱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些包含在经验中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的。
　　①张庚《解放区的戏剧》见第一次文代会纪念文集。
　　②刘芝明《从<逼上梁山>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见《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
　　③张海《留政的新年文艺活动》，见《解放日报》1944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