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史上，话剧活动是开展得比较早的。它在部队战士、机关干部中，是比较受欢迎的。这里的话剧活动要做追溯的话，可以联系到中央苏区的瑞金时期。后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中的话剧活动爱好者们，把它带到了延安。在延安，专业剧团和业余剧队在话剧的排演中，继承红军时期的传统，采取革新的方法，在“五四”以来的话剧形式基础上，以适应斗争形势和群众接受能力的需要，创作和演出了许多表现新内容的剧目。即使在演大戏、演洋戏比较盛行的1941年左右，在部队、在地方剧团和业余文艺宣传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话剧仍然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以前，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先后创作和上演的中小型话剧剧目总数在150种以上。但是，由于话剧这个剧种，在它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摆脱外来影响的束缚而一直带着很大的局限，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很难迈开更大的步子。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特别是新秧歌运动的出现，文艺工作者决心在话剧领域也有所突破，创作和演出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话剧剧作。为此，戏剧工作者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创作实践方面的试验。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到1945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在刊登一些影响较大的小型秧歌剧的同时，发表了11个独幕话剧剧本。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时晓的《民兵》，舒非的《军民之间》，韦明的《他俩口子》，成荫的《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虎列拉》、《打得好》，冀中火线剧社创作，胡丹沸执笔，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讨论，牧虹修改的《把眼光放远一点》，洛丁、张凡、米星南集体创作的《粮食》，贾克的《保卫合作社》等。其中，《打得好》是写敌人据点附近的人民群众，如何抢护八路军敌工股长，而对敌人进行曲折巧妙的斗争。《粮食》是写我抗日游击区的人民群众，怎样机智巧妙地对付敌人，保存了30多万斤粮食支援抗日。剧中歌颂了八路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也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把眼光放远一点》是一个喜剧，通过对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妯娌之间对待各自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一方坚决支持儿子抗战，一方则拖后腿唆使儿子开小差——所引起的家庭风波，歌颂了广大群众对抗日的坚定、忠诚和劳动人民的智慧，讽刺了一部分落后阶层的犹豫、动摇和眼光短浅。“这个剧本充分地表现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它用轻松的喜剧形式传达了严肃的斗争的故事，通过一个农民兄弟的家庭，反映出了敌后人民的精神的世界，他们必然要走的斗争的道路。各种矛盾集中着，而一切矛盾都用斗争来解决。这里行动盖过了一切：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是精炼的。性格从行动中显示出来。”①上述剧作，曾由西北战地服务团、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等在延安公演。因为题材新颖，内容充实，表演生动，所表现的又都是老百姓的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使得延安观众的印象为之一新。”其中，有一些剧目，如成荫、朱丹、欧阳山等负责编排的《虎列拉》、《打得好》等剧，还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在给作者们的信中写道：“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著名的讽刺喜剧《抓壮丁》的成功演出，是这时期延安话剧界一个重大的收获。
　　《抓牡丁》原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于1938年采取幕表方式，集体创作的一出话剧。1940年，剧队到了延安，经过整风学习，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者们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意义。于1943年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重新整理此剧时，经吴雪、陈戈、丁洪、代碧湘等集体讨论，吴雪执笔，作了重大改写而成。剧本尖锐地触及到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现实中一个矛盾突出的问题——“兵灾”。通过对于农村中地主与保长以及上边派来抽丁的队长之间，既狼狈为奸，又勾心斗角，借抽壮丁之机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搜刮民膏，装肥自己腰包等丑恶行径的淋漓尽致的揭露，使观众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统治的腐败，各级行政人员的堕落，兵役制度与其它各种政治制度一样弊病重重，给广大贫苦农民造成无穷的灾难。剧本犹如漫画般的刻画和描写，是极其生动而辛辣的。采用四川方言，又给人一种生活实感，颇具地方特色，是话剧艺术中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抓壮丁》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最早出现的讽刺话剧，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作品以新鲜泼辣，别具风格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称赞。在边区的各部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演出达数百场。成为当时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这个剧以它独创性的成绩获得了强烈的艺术生命力，解放以后仍不断演出，并改编拍摄成电影，也取得了相当满意的艺术效果，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当然，话剧《抓壮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对地主、保长、队长这些人物丑恶行为的暴露，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它的外在表现上，没有能够进一步向其灵魂深处挖掘。剧中的“壮丁暴动”也显得有些突然和单薄等。但这与它的显著的成绩和巨大的影响，终究是不能比较的。
　　由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于1944年完成，1945年由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演出。这是现代文艺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大的规模上，以正面的形式反映党内路线斗争的严肃主题的剧作。它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对于党内军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给予活生生的揭露和批判；并歌颂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路线的胜利。
　　《同志，你走错了路!》在观众面前所展开的，是发生在八路军某支队司令部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斗争。从上级机关派来的联络部长吴志克，在统一战线问题中推行阶级投降主义政策，不听支队政治部主任潘辉的劝告和批评，对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别动队某纵队司令赵友臣等顽固势力的代表一味迁就让步，企图仅仅依靠“联军会议”，“说服”等手段团结其抗日。结果赵友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驻地发动进攻，使我军力量多次受到严重损失。最后，赵友臣甚至勾结日伪，布下对日作战的圈套，企图通过日军消灭我抗日力量。就在赵友臣面目已经暴露无疑的情况下，吴志克还幻想争取他，结果做了这个坏蛋的“俘虏”。而潘辉等率军英勇战斗，依靠人民群众，对顽固势力进行惩罚，终于收复失地，取得胜利，并且救出了吴志克。使吴志克从血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了自己所执行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危害。
　　潘辉是个红军老干部。他精明、干炼，在处理党内、军内和统一战线内部问题上，善于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他运用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他认识到执行这一方针和必要的让步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不应该是带有消极后果的。从这一思想方法出发，他恰当地区别对待国民党中的不同人物。对有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王旅长积极争取和帮助；对“嘴里叫哥哥，手中摸家伙”的顽固派司令赵友臣，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且亲自出面交涉，亲自临战，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剧本所塑造的这一成熟的党的工作者的形象，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强大威力。对于虽然执行错误路线，但仍然是自己的同志的吴志克，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他则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你走错了路!不过，你能认识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就有了补救。”这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党的正确路线的强大生命力。但这个人物在塑造上也有一些缺点：他在统一战线里，既然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路线，但是没有给他一个进行联合的场面，使人觉得，他只强调斗争。另外，朴素严正有余，和蔼可亲不足。对于当年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形象来说，就有些欠真实。
　　剧本还成功地塑造了胡连长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剧中最动人的形象，有着坚定的阶级立场，纯正的阶级品质，高尚的阶级感情，最看不惯吴志克那套“乱七八糟的统一战线”主张，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感，甚至激愤地顶撞过吴部长。由于吴志克解除了思想武装，丧失了革命警惕，造成他们一起被顽固派所俘。在生死关头，他见到吴志克已经有所觉悟，并且感到非常悔恨。他对首长却毫无怨恨，而是给予劝慰和鼓励。在敌人要杀害吴志克时，他则喊到：“要杀先杀老子!我不能先看我的首长受你们残杀!”说者便向敌人冲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自己的首长。表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品德。作者说这个形象其所以成功，因为在他过去的同志中，有一个给他“印象最深的警卫连长做了‘底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生命力，在这里放射出了可喜的光辉!
　　支队司令员李东平英勇善战，在军事指挥上机动灵活。但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缺乏理论修养，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有些糊涂起来，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吴志克片面理解党的统战政策，只强调团结，放弃了斗争。执行一条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然而又主观武断，夸夸其谈，不联系实际，不相信群众，常以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吓唬别人，犯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当他落入敌人魔掌，又表现了高度的革命气节，并且在血的教训中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李、吴两个人物的塑造，使人感到切实可信，分寸把握得当，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塑造人物的一些模式，因此也就比较感人。
　　《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和演出，在当时曾引起了文艺领导部门的极大重视。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在文艺作品中，它首次反映路线斗争问题，反映党和八路军的内部生活及其思想斗争，有歌颂和赞扬，也有暴露和批评。而且处理较为恰当，具有良好的现实教育意义，是它最大的优点和成绩。与此同时，剧作中把军队内部斗争，八路军与顽固派之间的交锋以及对日寇的战斗等各种矛盾，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加以集中反映。舞台上还正面表现战斗场面。这些都使戏剧的气魄显得宏大。就形式而论，它对以往话剧中的舞台语言、动作也有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话剧语言上的洋八股和学生腔，而代之以比较生动活泼的工农干部的语言特色。这是它在艺术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
　　剧本演出后，作者之一的姚仲明曾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创作经验。周扬也以《关于政策与艺术》为题，给出版的剧本写了“序言”。他称赞“《同志，你走错了路!》是一个优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政治剧本。”他说，这个剧本的成功之所以特别值得指出者，“是因为表现像这种剧中那样英勇正直的共产党员的积极的人物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在中国新文艺中，又几乎是初步尝试的缘故。在过去文艺作品中表现新型的积极人物，通常是十有八九失败的。”所以可以说，这部话剧在处理尖锐重大的主题和众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及彼此之间纷纭交错的关系方面，为后来的创作是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的。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另外，还应该看到，边区的文艺创作，特别是话剧创作，继承了中央苏区和红军时代的传统，特别注重配合对于干部、战士的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的作用。而这时的宣传、教育，仅仅用一般的革命精神去感染和鼓动人们，也已显得远远不够。人们要求在具体的政治思想、政策观念上去帮助他们。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党的政策的实行者。他们不但希望自己的生活和事迹在艺术中得到反映，而且要求艺术作品能启发他们解决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学习到斗争的本领。对于文艺，这些看来有些苛刻的要求，特别是历史环境的变迁，文艺自身特质的高扬之后，严格说来，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要求，在当时却是摆在文艺工作面前的活生生的事实和必须办到的。而《同志，你走错了路!》以及它的创作经验，却为文艺工作满足干部、群众上述要求方面提供了借鉴。因此，它受到文艺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解放日报》曾发表过几次有关这个剧的演出效果的报道。在一则报道中说：事实证明，“这个剧本在教育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反对教条主义上，确实具有很大的效果。每次演出，观众都特别拥挤，有的并感动得不禁落泪。各单位看过之后，自动开了小组座谈会”。一些同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并说：“教条主义足以亡国亡党亡头，过去体会不深刻之处，现在事实可看得清楚了。”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战斗剧社演出的五幕话剧《九股山的英雄》是一出为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的剧目。在新开辟的西北解放区各地上演，对广大人民群众也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这个剧取材于延安保卫战，由林杨、严寄洲、刘莲池等集体创作。剧本以高度的革命热情赞扬了我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民主圣地延安大举进犯，西北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在延安外围九股山地区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我军一个班，以少胜多，连续四次打垮了敌人的重火力进攻。战士们在异常艰苦的战斗中宣誓，一定要坚守阵地，掩护部队，使中央首脑机关安全转移。任务完成后，全班战士已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一天一夜吃不到饭，喝不上水，但同志们毅然牢记我军光荣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他们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机智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哨位，胜利突围了。英雄们归队，首长和战友们分外激动和高兴。在庆功大会上，他们获得了全旅第一功。被称誉为“九股山的英雄”。这个戏以表现人民的胜利，表现我军民的英雄气概，鼓舞士气，使人越看越“来劲”，越看越高兴，被战士们称为“甜戏”。成为这一时期上演次数最多，观众最为欢迎的剧目之一。这个剧曾连同歌剧《刘胡兰》一起，由战斗剧社代表西北解放区，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北京的演出，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另外，话剧《九股山的英雄》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过场的写法进行了尝试，“减少了过去话剧中的叙述幕后事及介绍环境等冗长的对话，一切都开门见山地用动作表现，剧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观众看得清清楚楚。”②为后来的话剧创作提供了一些艺术经验。
　　在解放战争期间，西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普遍开展了“兵演兵，兵写兵”的活动。各部队以自我教育为目的，自编自演了许多中、小型话剧，在军队内部和军民之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剧本在没有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加工以前，艺术质量不怎么高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作为战争期间戏剧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当时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编写方法和过程，与新秧歌运动初期农民群众自编自演秧歌剧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贵州”部某连，发现了一个同志，当年受地主剥削，被地主霸占了全部财产，曾经揽工、讨饭、下煤窑，到最后翻身，参了军，生活经历典型动人。有人提议把它写成一个剧本，连队当即组织爱好剧戏的几位同志集体讨论编写。遇到思想感情难于体会，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问本人。边写边排，边听取大家对剧本的意见，仍一边进行修改。许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剧目，就这样产生了。他们经常演给战士和群众看。有的还拿到联欢会、娱乐会上去交流。这种“兵演兵”的活动，大大普及和繁荣了部队文艺活动，特别是话剧活动的开展。它和枪杆诗、战士画等一样，推动了战士的自我教育运动。而且，因为拥有较多的部队观众，有时又因为有良好的戏剧效果，其教育作用更加生动和深刻。
　　就总体而言，在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中，话剧活动起步虽不晚，跋涉却艰难。它不如新秧歌剧、新歌剧、秦腔和京剧那么活跃，也没有出现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是剧种本身、历史地理环境、文艺工作者的熟悉程度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与原来的基础相比较，仍然有极其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几个演出效果较好的剧本的产生，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给话剧工作者以鼓舞和力量。这些剧目在解放后很长时间内，仍在新中国的戏剧舞台不断上演。还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一阶段的话剧活动，使更多的戏剧工作者进一步认识了话剧确实是一种与现实生活容易接近，便于表现现实生活与斗争的戏剧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果在创作和演出上缺乏生活气息和艺术形象的生动性，更容易暴露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的弱点。打从那个时候起，边区就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决心为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后，我国话剧事业的进步是与陕甘宁边区时期话剧运动中的探索和前进分不开的。
　　①周扬《<把眼光放远点>序》。
　　②杜扬《<九股山的英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