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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三个月,一磨四十年——歌剧《白毛女》艺术枝谈

刘建勋


  人说“十年磨一戏”,是指戏剧创作的不易及其必须下长时间的功夫修改而言。“革命样板戏”流行期间,江青也曾引用此话,以表白自己的“劳绩”。然而,作为我国新歌剧奠基之作的《白毛女》,从写作到演出,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在它诞生之后的四十多年来,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改编、移植,可以说,一直“磨”了40多年。人们还有一种常看常新的感觉。这些都不得不归功于它的基础之作的扎实。那么,新歌剧《白毛女》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在我国歌剧艺术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呢?
  歌剧,是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我国从宋、元以后形成的各种地方戏曲,以歌舞、宾白并重,大多属广义上的歌剧或歌舞剧。但是,“五四”以后,文艺的性质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戏曲形式和表现手法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于是,不断有人摸索着创造我国新歌剧的途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曾上演《农村曲》等,就是这种有益的探索之一。然而,真正打开人们眼界的,是在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周恩来同志1945年10月在重庆谈到延安的文艺活动时说:文艺工作者“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新秧歌运动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开辟着一条广阔的道路。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终于逐步创造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歌剧。《白毛女》就是这种努力和探索所获得的最佳成果。它的成功,为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白毛女》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在这之前的文艺整风中,他们检讨了“关门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给文艺为人民服务带来的损失;在文艺下乡中,他们走向“大鲁艺”,参加减租减息运动,了解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上取得很大收获;在新秧歌运动和巡回演出中,他们深入接触农村的社会现实,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艺术成果,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而且积极地从事艺术创作实践,创作并演出了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惯匪周子山》等一批优秀秧歌剧。所有这些,都为《白毛女》的创作,做了必要而适时的思想和技术条件的准备。
  关于“白毛女”这类故事和传说,我国民间早已有之。如1930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集》中,就有一篇《青松上的毛女》的故事。延安鲁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它的故事情节主要是来源于1940年前后在晋察冀边区流行的一个新的民间传说。故事说的是一个佃户的女儿,遭本村恶霸地主的迫害而只身逃往深山,在山洞中生活达八年之久。因少吃没穿,不见阳光,不吃盐,全身毛发变白。在偷吃神庙供物时被人发现,说是“白毛仙姑”。村民常以供物献之,她亦因此而存活下来。后来此地获得解放,八路军干部为了宣传群众,破除迷信,亲自上山解“谜”,“白毛仙姑”也随之得救。1944年,这个故事流传到延安,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当时,鲁迅艺术文学院已经在新秧歌运动中取得很大成绩,创作并演出了很受群众欢迎的新秧歌剧。同志们极力主张把这个故事也写成一个剧。但通过这一故事表现怎样的主题,却经过了一段反复的琢磨和讨论。有人觉得故事本身太“神怪”了;有人认为可以当作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而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终于抓住了它所包含的更积极的意义——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表现旧社会的罪恶和新、旧社会人们不同命运的对比。
  剧本是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从1945年1月动笔到4月首次演出,共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整个创作排演期间,受到院领导的重视和全院同志的一致关心和支持。边排演,边修改。每一幕戏总排时,都要听取许多专门家和各系同学的意见。甚至校内的勤务员、炊事员,校外的老百姓,都对剧中的人物处理、情节安排,提出许多修改的意见和看法。
  新歌剧《白毛女》“深刻地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的主题,集中地暴露出地主阶级杀人喝血的罪恶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在揭发旧社会精神世界的蒙昧与欺骗,戳穿它的神话与鬼话这一方面,又尽了破除迷信的教育作用。”①这一深刻的战斗的主题,首先是通过主人公喜儿这一典型性格的塑造来体现的。喜儿本是一个纯真、勤劳的姑娘。从小死了亲娘,与父亲相依为命。地主黄世仁残酷的地租、高利贷的盘剥,使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17岁的少女,当她天真的生活愿望和爱情理想正在萌发的时候,现实却给予她一系列沉重的打击:爹爹被地主榨干血汗,遭受迫害,含恨死去;她被抢进黄家做了丫头;在受尽残酷的打骂、折磨的同时,灭绝人性的黄世仁又奸污了她。在非人的生活摧残下,她只得绝望地哀叫:“爹呀,我要跟你去啦!”但在张二婶的劝阻下,喜儿终于树立起为复仇而活下去的信心。她完全抛弃了“怎么有脸去见人”的想法,碰到黄世仁时,便厉声质问,且爆发出“我跟你们拚啦!”的吼声。喜儿生活中的不幸,完全是地主黄世仁造成的。她的反抗行动,是农民与地主之间激烈的阶级矛盾的集中表现。在这场斗争中,喜儿从最初的荏弱而很快变得坚强,表现出与她父亲那种始终背负着陈袭重担的软弱性格的差异。在终于逃出虎口的时候,她压抑不住满腔的仇恨,唱道: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
  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
  我不死,我要活!
  我要报仇,我要活!
  在深山老林的非人生活中,她住山洞,吃野菜,过一天便在岩壁上划一个道道。这无数个道道像记下了她的“千重冤、万重恨”似的。就凭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愿望,她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承受了人生少有的折磨,终于活了下来。当黄世仁来奶奶庙躲雨时,正好碰上了“白毛仙姑”,她“怒火突起,直扑黄世仁”,并用献供等物向黄世仁打去,长嚎般地喊道:“我要撕你们!我要掐你们!我要咬你们哪!”到这里,白毛女的反抗性格已达到新的高度。当然,最终解救她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但是她终于熬到了“太阳底下把冤伸”的地步,正说明她的反抗性格终于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喜儿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到受污辱,遭迫害,被逼迫去住山洞,吃野菜而长出一身白毛,但仍为复仇而坚持活着。最后终于获得解放。她的这种经历,极为典型地概括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受尽封建欺压,坚持反抗斗争的漫长历程。也是特定环境下农民反抗精神的高度而合理的表现。作品所塑造的喜儿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正在于此。
  《白毛女》中还塑造了从杨白劳、赵大叔到大春、大锁等一系列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悲惨境迂和两代人之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斗争精神,以及由此而得到的不同的前途命运。杨白劳忠厚、勤劳,在沉重的封建压迫下,他仍有着朴素善良的生活愿望。他大年三十躲账回家,买回三样东西:二斤白面,一根红头绳和两张门神。这三样东西,形象地体现了作为当时条件下,一个受苦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起码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就这点儿也终究难以得到满足和实现。杨白劳何尝不想挣扎,不想反抗?封建的枷锁,因袭的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只能走一条含恨而死的道路。他的悲惨命运,是老一辈旧式农民生活经历的总结。他的死,是对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控诉,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唤起了后一辈人的觉醒!赵大叔与杨白劳同属一辈,也是挣扎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但他坚强、乐观。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闯炼过,亲眼见过红军,相信地主老财总有一天要被打倒。是他启发、鼓励大春奔向“西北”,找寻“活路”。这一形象,犹如“神话”中的历史老人似的。他在第一幕讲的“红军还要来”的话,成为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他的性格,是对剧中主要人物杨白劳挣扎和有限的反抗精神的极为重要的补充。作品中的大春,是年轻农民的代表。他投奔红军,解放家乡,救出了自己的未婚妻喜儿。假若说,赵大叔的形象是在杨白劳十分凄惨的命运之后,给观众心目中以微弱的安慰和希望的光芒;大春的形象则是喜儿反抗行动与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相联系的纽带。它说明旧中国农民的个人反抗,只有纳入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洪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白毛女》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尖锐的矛盾对立。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并奸污她迫害她,几乎使她走向绝路。逼得一个纯真的少女,不得不过上“鬼”一般的非人生活。杨白劳和喜儿的命运,是旧中国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集中体现。黄世仁的所做所为,也完全代表了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凶残、虚伪、腐朽、贪婪的本质。剧作倾诉了旧中国农民的苦难和冤仇,激发着人们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千仇万恨;歌颂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不屈的反抗精神;鼓舞着人们的革命斗志。这是《白毛女》比当时不少同类题材的剧作更具积极、尖锐的思想意义和更能引起强烈共鸣的根本原因。剧本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也远比同类题材更高一筹。贺敬之说:“就《白毛女》本身来说,对于它的效果的估计,则首先或主要的是由于内容,由于主题思想有积极意义。”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应当充分肯定之外,这的确应当是研究《白毛女》在现代文艺史上的价值和地位的关键。
  在艺术方法上,《白毛女》吸收了陕北秧歌和其它地方戏曲中好的表现手法,又吸收了现代话剧的某些特点,形成朴素、明朗、精炼、流畅的风格。歌唱和对话完全体现着人物的性格、处境和心理状态的特征,唱词又饱含着诗的素质和力量。诗、音乐、戏剧熔为一炉。使整个作品的情调贯通,紧紧伴随着剧情的发展。民族的语言,民族的音乐和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创造出了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的新歌剧。它是中国新型的人民艺术在发展进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
  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公开上演了。一时间,轰动全城。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一连演出30多场。机关干部、部队战士、农民、市民群众纷纷前往观看。有人连看数次,还有的远从安塞、甘泉赶往延安观看。当时,延安文化生活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戏剧,踊跃批评。特别是对于《白毛女》这样具有强烈感人力量的戏,人们普遍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评论。从《白毛女》演出的头一天起,就不断收到各方观众的来信。在首次公演中,这些来信达40余件,15万字之多,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延安召开,七大全体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看剧,并展开了热烈地讨论。讨论之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专门去鲁艺传达了七大代表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认为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艺术上是成功的”。“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很快广泛流行起来的。“②后来的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种预见。《白毛女》在解放战争中成了全国各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部队看了演出后,便立即掀起杀敌立功热潮。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农民看了《白毛女》演出,立即发动起来,开展反霸斗争。贫苦农民对照喜儿的身世开展诉苦运动。在全国解放战争和减租、土改工作中,《白毛女》充分显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量,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解放以后的评论界普遍认为,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戏剧的观众之多,感染力之强,《白毛女》还是空前的。
  《白毛女》开创了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新生面。这与它的音乐创作在表现戏剧的思想内容、塑造人物形象和体现戏剧矛盾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它的曲作者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在吸取《兄妹开荒》、《惯匪周子山》等秧歌剧音乐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使《白毛女》的音乐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戏剧化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的歌剧音乐。
  根据秧歌剧音乐创作的经验,《白毛女》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调表现新的生活内容。首先,它根据剧中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选择了适当的民间音调作为创造代表各个人物音乐主调的基础。如,喜儿的音乐主调之一,是采用了河北民歌《小白菜》。它的徐缓下行,嘤嘤哀诉的音调,为表现喜儿的哀痛情感和孤苦形象,提供了准确鲜明的基调。当然,民间音乐不可能与剧中人物性格完全吻合,这就需要对其音调加以再创造。著名的《北风吹》的唱段,为天真无邪、纯朴可爱的喜儿的出场勾画了一幅十分鲜明、生动的“肖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在《小白菜》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和发展而成的。为了表现喜儿遭遇惨变后,她的强烈的阶级仇恨涌在心头,如同烈火似的要爆发出来,创作者还以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的音调为基础,写成了《想要杀死我》。前后既衔接而又变幻,分别刻画了喜儿性格发展中,从悲哀到反抗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和阶段。成为贯串全剧的音乐主调。
  其次,创作者从不同人物在阶级素质、性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出发,特别着力于两个对立阶级人物之间在音乐形象上的对比性,以及同一阶级人物的音乐主调在气质和风格上的统一性。如喜儿、杨白劳、赵大叔、大春等的音乐主调,主要采用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民歌和具有这方面特征的戏曲音调。而有关地主阶级营垒中人物的主调,一般则偏重于从说唱性较强的音乐和带有戏谑特点的民间音调中吸取素材。有的原来已是为宗教祠堂所用的音乐。如黄母的音乐主调,就采用了寺院音乐《朝天子》、佛曲《目莲救母》和河北的念善书调等。而且通过音乐形象突出了人物性格特征。如黄世仁的骄奢淫逸,穆仁智的刁猾奸诈,黄母的伪善阴毒等。当然,创作者也十分注意全剧音乐在风格上的统一性。《白毛女》做为歌剧表现的是华北农民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音乐素材也主要选用了北方的民间音乐。这样,就使性格各异,对比强烈的音乐主调,在风格和色调上相互协调,保持全剧相对的统一性。
  综观《白毛女》的音乐成就,可以看出:创作者开创了一条使民歌音调戏剧化,传统的戏曲音乐手法现代化,和现代音乐手法民族化的歌剧音乐创作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一部比较成熟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初步完成了从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剧创作开始的创造新型民族歌剧的任务,奠定了中国新歌剧发展的基础。在它之后,西北解放区和其它解放区相继出现了《刘胡兰》、《赤叶河》、《王秀鸾》等一批新歌剧,从这些作品和解放后产生的新歌剧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白毛女》的深刻影响。这正是新歌剧《白毛女》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历史见证。
  在《白毛女》诞生以前,对歌剧的概念理解不一。在延安,有人将秧歌剧和其他地方戏曲,如秦腔、京剧,也称做歌剧。尤其是在演出中,以歌剧的名称出现的小型剧目很多。这里边除少数不属于秧歌剧,如当时民族学院蒙族学员排演的《上延安》、《找八路军去》,就是带有民族特点的小歌剧。其余大部分属于秧歌剧。《白毛女》出现之后,人们才逐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歌剧《白毛女》产生以后不长时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来了。各项工作都转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剧团和文艺工作者大部分参军参战。以演歌剧为主的西北文艺工作团一团、二团也随军活动。因此,这个时期还产生过许多表现战争和支前的大、中、小型歌剧。这些剧目与《白毛女》、《刘胡兰》,还有《英雄刘四虎》等配合演出,为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①冯乃超《<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
  ②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
  

延安文艺史论稿/刘建勋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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