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抗日战争初期街头诗、朗诵诗运动还是陕甘宁边区新诗歌运动的发动期的话，那么，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陕甘宁边区的新诗歌运动便逐步进入了它的收获期。这时候，诗人们纷纷走向农村、部队和工厂，形成了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打成一片的浩浩荡荡的诗歌创作队伍。他们的诗作都力争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以不同的风格特点表现民族革命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主题，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风貌。
　　当然，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要比戏剧、小说来得晚些。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即将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诗歌作者参军参战，参加支前和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大批的新作品和新作者便涌现出来。仅《解放日报》、《群众日报》和《群众文艺》就发表了200多位本地区及外地区专业和业余作者的近500多首诗作。
　　诗人柯仲平始终不移地保持着他的战斗激情。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诗的花是为人民而开，爆炸为人民的利益而爆炸。”①这时期他的诗作，既有像《中苏人民的歌》、《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悼星海》、《活基督赞》、《胜利的秋歌》、《想王震同志》等精心制作的热情的诗花；也有像《三根灵签》、《英雄且退张家口》、《杀贼去》等充满着一腔仇恨，饱含着千钧之力的诗炸弹。后来大部分都收在了诗集《从延安到北京》里。在“诗花”一类的作品中，他赞美人民的永恒的力量，赞美为人民利益而不辞辛苦，勇于牺牲的英雄们，热情地欢呼人民的解放。例如《想王震同志》：
　　路过龙门想王震，
　　将军原来是工人，
　　工人领咱干革命，
　　功盖大禹凿龙门。
　　与此同时，诗人则以满腔仇恨，把“诗炸弹”投向敌人：
　　抢我粮，
　　烧我门窗，
　　鸡猪牛羊都杀光，
　　奸淫我妇女，
　　拉走我儿郎，
　　蒋胡匪!
　　不杀你贼，
　　我无脸活在世上。
　　一个令敌人心惊胆寒的农民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前一首在1949年元旦作为一首街头诗贴在延安新市场口；后一首诗，是1947年转战陕北途中，诗人亲笔写在绥德陈米家沟的沟口外大路旁的。诗人始终不忘用诗歌参加人民解放的斗争。他不愧是一位为人民的斗争奔走呼号的激情的歌手。
　　戈壁舟是边区文艺运动史上比较后起的诗人。1942年以前，除在泽东干部学校和鲁艺学习期间偶有所作外，他的诗作大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写成的。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全国解放期间，陕甘宁边区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之一。这些诗都是短小的。既无慷慨激昂的陈辞，又非如诉如怨的吟唱，很像欢快的鼓点，和着人民革命战争不断胜利的时代脉搏前进。1949年7月，他在《群众日报》发表的《南下途中》组诗中有一首《咱们骑兵到来了》：
　　尘土扬的天样高，
　　好像起了大风暴；
　　看见打闪就吼雷，
　　听见蹄声马就到。
　　兵强马壮好精神，
　　身肯大枪挂长刀。
　　老百姓见着都叫好，
　　咱们的骑兵来到了。
　　热情地歌颂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的胜利进军，表现广大人民群众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的快乐心情。又如1949年10月发表在《群众日报》上的《第一次看见国旗》。诗人唱道：“第一次看见国旗，心里说不出的欢喜，国旗在呼啦啦飘，热血在身上涌起。”“人民的国旗，是鲜血染成的国旗，”“你到那里，那里的生活就灿烂，你到那里，那里的生活就美丽。”语言质朴，语调明朗欢快，表现了人民群众获得解放以后那种特有的幸福感和自由感。
　　戈壁舟的诗歌，不仅写热情、快乐的场面是这样，就是写战争，写撕杀，在他的笔下也是明快动人的。例如《边区好似八阵图》、《打伞兵》、《扫雷兵》、《巷战》、《炮兵真能干》、《箭》等。描写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的战斗的《炮兵真能干》，诗歌一开始写战士往后传话，炮兵冒着枪林弹雨前进。到了炮轰开始，诗中写道：
　　左一炮，
　　把敌人往右赶；
　　右一炮，
　　把敌人往左赶。
　　好似炸了的羊群跑满滩。
　　神炮手打的梅花点哟，
　　敌人腾云驾雾上了天。
　　全诗仅21句，把炮兵的勇敢、顽强和密切配合步兵战斗的场面，生动地描写出来了。用轻松的语言写紧张的战斗，这也是戈壁舟质朴、明快的诗作常用的表现手法。
　　戈壁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哺育下成长的诗人。时代的特点是比较浓郁的。他的一首诗《毛主席笑了》一开头就写道：
　　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秧歌队到处扭唱。
　　我们给毛主席表演，
　　毛主席亲自到场。
　　……
　　诗人巧妙地选择了毛泽东同志看秧歌这一诗的主题，不但描写了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到场，观看群众娱乐表演的欢快场面，而且确切地表达了诗人作为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当场的主观心境。可以看出他的诗创作赖以成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虽然他的诗中也有一些概念化的、欠精刻细雕的篇章和诗句。但并没有影响他诗作的质朴的风格的形成和在当时产生的较大的影响作用。
　　鲁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发表的诗歌有《夜葬》、《新的年代》、《纪念塔》、《迎接冬天》、《收获》、《黎明的信号》、《老连长和他的儿子》、《妈妈和孩子》、《让和平民主的时代开始吧》等几十首。他的诗，保持了纤巧、别致，追求意境和富于哲理性的风格。例如《纪念塔》一首，通过对塔的描写，歌颂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们不朽的精神：
　　……
　　太阳起来
　　照在塔顶
　　太阳西下
　　留下塔影
　　……
　　塔永远缄默
　　正如死去的英雄
　　一样的庄严，肃穆，神灵
　　塔不会死
　　正如伟大者的死不是死而是永生
　　……
　　不过，比较而言，鲁黎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发表的一些诗歌在风格特点上，也有一种变的趋势。如《黎明的佳境》、《让和平民主的时代开始吧》、《从宜川到太原》等，比起以前的作品，就略显热烈而粗犷一些。而意境相应地不如前些篇章深远而别致。
　　徐雉是这时期发表诗作较多的一位。他的诗大部分是配合时事宣传的作品和一些政治讽刺诗。例如《布达佩斯的解放》、《造灾》、《“独立”和独立》、《和平》、《四平保卫战》、《北韩农民大翻身》、《离开那只手》等。在《造灾》一诗中，诗人一开始便写道：
　　整个独裁统治机构的工作，
　　从来没有像一年来那样繁忙，
　　连印钞票也要拜托美国代劳，
　　好省下工夫直接赶造灾荒!
　　内战是制造灾荒的机器，
　　好战分子是制造灾荒的工匠，
　　另外还聘请外国冒险家充当技师，
　　这是一座庞大的现代化工厂。
　　接着，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为加紧准备内战而给人民带来各种灾难的罪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并号召人民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作者善于从政治事件中挖掘创作题材，语言泼辣，讽刺深刻。他的诗作是当时诗歌园地中政治讽刺诗这一类新题材的代表。
　　差不多与徐雉同时发表政治讽刺诗的还有高雄、任子良、路丁等。其中高雄的诗篇如《换汤不换药》、《吃内战饭》、《庐山王》等，多短小精悍，更富于民歌风味和打油诗气息。
　　在奔赴陕甘宁边区以前，就在国统区进步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好诗的青年诗人侯唯动，这一时期也写过一些长诗和许多短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近10首短诗，是他在文艺整风后，随边区政府民政厅一起下乡参加选举工作时的作品。
　　听到叫她的名字，
　　李秀英领了五颗红豆豆，
　　抱着俊个蛋蛋的娃娃，
　　投了一颗给他的大大。
　　常存正摸一下白胡子：
　　“憨婆姨没长眼睛吗?
　　你怎价投给他……”
　　老年人是旧脑筋嘛，
　　怕自己人投了自家，
　　落下一个笑话。
　　但群众鼓掌欢迎，
　　农会主任的婆姨叫好：
　　“这不碍情面，
　　她信任自己的汉。”
　　“这就是公道，
　　当然该投票……”
　　《麻家渠村民选举会》之一
　　这首诗抓住了边区选举中婆姨投汉一票这一生动的镜头，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边区人民在民主生活的薰陶下的思想解放和变革。这种生活场景是当时国统区人民意想不到的。使人读后更增加了对边区民主生活的热爱。侯唯动的诗，如《来看他的儿子》、《延绥道上》《妇女们来了》、《农民在歌唱毛主席》、《在复员回家的路上》等，大都表现了边区人民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描写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的改变。他善于写人状物，栩栩如生地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而且能够比较准确地在诗歌中运用方言俗语，使得他的诗篇犹如一幅幅状写新生活的风俗画。另外，他的诗作总是洋溢着一种欢畅的情调，也使得他的诗歌显得与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以后边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异常合拍。除以上作品外，作者在此时还写了《红领巾》、《西北黄土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将军的马》、《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谷》等长篇叙事诗，在以后陆续出版。
　　齐鸣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反映部队生活和军民关系的诗作。如《从劳山来》、《八路军和蒙古少女》、《通讯员》、《八路军进了树》、《战地小诗》、《照应》等。在《照应》一首诗中，作者以一个解放军伤病员自述的口气，写了一个雨天的黑夜，群众如何把他“一村转一村”，转送到一个村主任的家里。村主任的母亲连忙把他抱在怀里，用袖子揩去他脸上的水，给他换上干衣服。然后通过婆媳三人的对话，表现我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和人民群众无比热爱、亲切照料子弟兵伤病员的动人情景。他的诗善于摄取一个个活生生的镜头，通过场面的描写，表现战士和人民群众可贵的精神品质。
　　诗人方冰是晋察冀解放区街头诗运动发起人之一。1944年回延安后，发表了许多诗歌。他的诗仿佛是从前线带回的战斗和胜利的消息，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1945年4月在《解放日报》连载的长篇叙事诗《荣堡的风波》，生动地反映了敌占区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和战胜敌人的顽强意志；表现了共产党人郝正光英勇无畏、公而忘私的高贵的革命精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三光”政策和他们注定要灭亡的历史命运。尽管诗句有散文化的倾向，但仍不失感人的力量。他的短诗如《三月的夜》、《人民的葬礼》、《红灯》、《担架》等，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农村的革命战争”的真实纪录，往往是选择一个个生动场景，用挚朴流畅的语言，作生动的描述。例如《三月的夜》写征兵动员工作中的一个故事。一对青年恋人刚开完会，在美丽的月光下肩并肩走着。你听他们俩人的对话：
　　——我报了名，要走了，
　　你想我吗?
　　——我想你!
　　——你想我?
　　——你要是老守在家里，
　　我就讨厌你了!
　　如此淳朴的语言，道出了青年人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正确理解。可以想象，通过报名的行动和这段语言的交流，他们的爱情更加牢固、深厚和甜蜜了。
　　齐鸣和方冰的诗，一个从军队的角度描写战争，一个从人民的方面表现战争。他们的诗歌放在一起，正好构成一幅兵民抗战胜利图。
　　诗人贺敬之、严辰、公木、离长虹、郭小川、李雷、刘御等，40年代初、中期在延安都发表过一些很好的诗作。贺敬之的《笑》、公木的《鸟枪的故事》、李雷的《荒凉的山谷》、郭小川的《老雇工》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诗篇。除此而外，他们还都写了许多短诗。如严辰的《送别》、《八年》；贺敬之的《选举》、《啄木鸟》；公木的《风箱谣》、《我看见你们了》以及《万纳太太》；高长虹的《边区是我们的家乡》、《胜利的歌》、《解放歌》以及《希特勒的逃走》、《法西斯罪犯们》；李雷的《误会》、《记长征英雄之墓》、《夜梦记》；刘御的《就说爸爸种棉花》、《种桃吃桃》、《打斑蟊》等。这些诗，或抒情，或状物，都尽量运用大众化的语言，学习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诗人都先后离开了延安，奔赴华北、东北和新解放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的诗篇，如刘御的儿童诗，在陕甘宁边区有很广泛的影响。他的《打斑蟊》一诗，在解放前后，还曾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深为少年儿童所喜爱。
　　从保卫延安开始的西北解放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候，文化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人员大批参军参战。陕甘宁边区的诗歌运动也形成了它的新特点——为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为新解放区人民的翻身而歌唱。这里，除上述柯仲平、戈壁舟等诗人外，还有高敏夫，高鲁、胡采、林山、王汶石，张季纯、黄既、黎苏、玉杲、汤洛以及李株、杨宏章、老野等人。
　　高敏夫、高鲁、林山等在抗日战争中就写过许多诗篇。如高敏夫的《你们的脚》、《乡选歌》，高鲁的《劳动带来幸福》、《欢迎》等，林山在苏北也出过街头诗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在边区文协发起的一次又一次街头诗活动中，写了许多优秀的诗篇。1946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集中发表的《街头诗集》和1949年《群众日报》曾几次集中发表的《街头诗选》，就有高敏夫的《蒋军愁》、《要打双头蛇》，胡采的《吃完他卒子再吃车》、《披上羊皮的狼》，张季纯的《胜利花》，黎苏的《打落水狗》，杨醉乡的《打碎他们假面具》，林山的《南京的和平》等。其中高敏夫的《蒋军愁》全用三字句，写了蒋军若要进攻边区，毕竟要落个“跑着来，爬着走，缺了腿，断了手”，“车上来，担架走，短命鬼，不长寿”的可悲下场。这首诗为人民群众所传颂，起到了灭蒋军进攻边区的威风，长人民保卫边区的志气的作用。胡采的两首诗则很讲究意境，文字也流畅，形式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当时流行的小型快板诗的代表作。如《吃完他卒子再吃车》：
　　打蒋军好比下象棋，
　　吃完他卒子再吃车，
　　全盘人马都吃尽，
　　看他老将走那里!?
　　另外，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这一时期，以短小精悍的诗歌为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罪行。如黄既在《边区群众报》发表的一些诗歌，总题为《笑蒋楼诗稿》，也从不同角度揭露了蒋匪一定灭亡的命运，表示了人民必定胜利的前途。
　　李株在西北解放战争时期，发表了许多诗歌。如政治讽刺诗《“谢谢”白皮书》、长诗《放在渭河边上的一个花圈》以及短诗《斥艾奇逊》、《老向导的话》、《支前诗抄》、《不朽的英雄们》等。《放在渭河边上的一个花圈》写一个穷苦船夫在草滩渭河渡口秘密摆渡革命青年奔赴边区的故事。诗篇通过对已经光荣牺牲的船夫的怀念，表达了千百个革命青年的感激之情。题材本身就很吸引人，写得也感人肺腑。《支前诗抄》三首短诗，通过“做军鞋”、“抬担架”、“送公粮”深情地，富有民歌风味地表现了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譬如“抬担架”中有一段说：
　　后村的鸡蛋前村的米汤，
　　热心热肠喂到嘴边上，
　　他为了咱来咱为了他，
　　咱心挂在他心上。
　　这是当时人民对子弟兵一片真情的写照，如实地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愿。作者的这类作品中浓厚的民歌色调显然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收获。
　　杨宏章富于说唱风味的中篇叙事诗，如同战地通讯一样，表现了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许多壮烈场面；描写了战争中的动人故事以及新解放区人民的翻身生活。这些诗作有《围困瓦堡城》、《双英雄贺玉云》、《梁琴和雷瑞亭》、《孩子们的故事》、《你们是咱百姓的忠臣》等。《双英雄贺玉云》描写了一个“尺八宽的膀子八尺高的身，浑身肉圪堆黑又红”，“点起上下川的生产大运动”，“八尺高的大像挂在瓦堡城”的劳动英雄，怎样在“胡宗南来到瓦堡川”，成为“杀敌立功又扬了名”的战斗英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启发教育民兵坚强果敢，与敌人斗智斗勇，协助主力消灭敌人，起了很好的作用。杨宏章是个业余作者，还写了一些通讯和故事。他的诗吸收了民间说书的特点，善于状物、叙事，语言通俗、形象，绝大部分都是四句一段，显得很工整。在业余作者中，是具有一定的的个人特色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直到西北解放战争胜利。在边区诗坛产生一定影响或发表过一些好诗的，还有何其芳、陈学昭、马凡陀、曹葆华、邵子南、高詠、柯蓝、王伯惠、张铁夫、闻捷、白原、邓洁、邓汝纶、玉杲、晋曾、谢焰青、阎景寒、和谷岩等。例如和谷岩的《建设人民的小天堂》一诗，不管内容或形式，都堪称一首好诗。另外，在当时的环境下，悼念诗和祝寿诗也较流行，报刊杂志上曾多次发表过诸如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陶铸、续范亭以及黄炎培等人的这类诗作。
　　总而言之，陕甘宁边区的诗歌园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创作面貌焕然一新，诗人们进一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始多抒写经过大生产运动及整风后的欣欣向荣的边区新景象。接着，在胡宗南进攻边区以后，诗歌的题材也就更集中于战争，支前，保卫边区，扩大解放区以至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就是有一些所谓抒写个人感情的诗作，也明显地表现了极其崭新的特点。如《我是一块制好的砖》：
　　我是一块制好的砖，
　　等待工匠们拿去，
　　勿论是放在高楼的尖顶，
　　或是茅屋的根基，
　　我本身就是为了建筑的②。
　　内容充实、积极、健康；在形式上，有一种向民歌学习的趋向，通俗、新颖、口语化。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体裁上讲，叙事诗多于抒情诗；就篇幅上讲，短诗较长诗更为繁荣。在1945年大批文艺工作者分赴东北、华北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部队干部、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活跃于诗坛。他们的诗尽管略显幼稚，但生活气息、乡土气息较浓，又能紧密配合战争、支前、土改和民主建政。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这应该说是战争环境下的边区诗歌运动和诗歌创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发展了我国新诗从“五四”以来所建立的战斗传统。
　　①见《人民文学》1953年11月份《创作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
　　②作者朱衡彬，见《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