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三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在建党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诗人。他原名肖子璋，1886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曾在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3岁开始与毛泽东同学。曾于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岳麓山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并曾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加入中国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前身“工学世界社”；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此间，写过有关“二七”罢工的戏剧，并与陈乔年一起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1924年回国，曾任共青团的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这期间写过一些诗传单和诗标语。1927年又一次去苏联，曾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在苏期间，运用民族形式写过许多诗篇。如《南京路上》、《棉花》、《血书》、《三个摇篮歌》、《八路军部队进行曲》等。这些诗以强烈而真挚的感情，流畅而通俗的语言，歌颂了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表现出肖三诗歌创作的成就。在莫斯科期间，他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8月，他曾出席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以“左联”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1939年4月，诗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曾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文化俱乐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主编《大众文艺》、《新诗歌》及《中国导报》等刊物。曾发表《朱总司令在延安》、《贺龙将军》、《徐老不老》、《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中》和《毛泽东传略》等诗文。
　　在延安，肖三是诗歌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常常邀集一些诗人，进行诗歌朗诵活动，举办街头诗。对延安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0年，他在《诗人，起来——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写道：
　　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
　　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
　　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
　　流在中原的沙场上。
　　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
　　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
　　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
　　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深入兵民，走向战场，要把诗当作刺刀和枪弹，为可歌可泣的大时代而歌唱。这在肖三当时的诗文中曾多次提到。它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诗歌所应表现的内容和它的作用的看法。
　　综观肖三这时期的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为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而歌唱。比如《抗战剧团团歌》、《儿童节》、《号召》、《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题材内容反映了这样的主题。这些诗歌，是诗人真实、诚挚的革命激情的自然流露。以《儿童节》一诗为例。这首诗只有四段，从人们都珍爱儿童时代开始，写到当时儿童却惨遭轰炸和屠杀的严酷现实，最后呼吁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必须赶走日本侵略者：
　　谁不爱护满树娇嫩的花苞?
　　谁不喜欢一年快乐的春天?
　　打倒那些摧残园子的强盗!
　　让满园的花儿灿烂地开遍!
　　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封锁，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时，诗人写了许多表现边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歌唱边区民主幸福新生活，抒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赞美与热爱的诗篇。对于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三五九旅，和它开辟的“陕北江南”南泥湾，诗人曾三次歌唱。在《我又来到南泥湾》中，诗人歌颂了南泥湾的巨变，通过联想古老的祖国河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表现了抗日群众对祖国的解放，大好河山的收复，寄希望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坚强信念。全诗充满了朴实、真挚的感情。
　　肖三这时期诗歌创作内容中另一个主要方面，则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歌唱。特别是对当时进步人类都寄于同情和希望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歌唱。如《反法西斯小诗》、《“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乌拉，红军!乌拉，斯大林!》、《希特勒的“妙计”赞》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上述思想内容。在《反法西斯小诗》中，诗人对法西斯强盗的面目做了活灵活现的深刻揭露，表达了爱好和平的人民对这些世界上最大的“强盗”的诅咒和仇恨：
　　就是莫里哀再生，
　　或者吴敬梓复活，
　　也难找到恰当的字眼，
　　或者想出挖苦的外号，
　　来形容法西斯的罪恶。
　　任你翻遍字典；
　　“残暴，野蛮，
　　卑鄙，恶浊，
　　刽子手，强盗，
　　吸血鬼，恶魔……；
　　这些都不够画出
　　“可怜的历史畸型、怪物”。
　　的确，自古以来，
　　奸雄，宵小，野心家，贼。
　　谁能比他的露骨，大胆?
　　谁能比他的无耻，厚颜?
　　肖三还有一些诗篇，是以表现敌占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为内容的。如《敌后催眠曲》、《蒋军士兵歌》等。在《敌后催眠曲》中，诗人以巧妙的构思，含而不露，层层深入的叙述方式，为我们讲述了敌后一位母亲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被敌人发现而用被包闷捂死自己的小孩的故事。激烈悲壮的思想内容，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通过朴素的诗歌语言和表现手法叙述出来，更加感人至深。
　　肖三说：“我的几乎全部的微薄的作品，都是反映国内外人民斗争的，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①这正好说明了他诗歌创作内容上的特点。与此相适应，肖三在诗歌艺术表现方法上极力采取“最好也不与中国人民的习惯脱节的”形式②。朝着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方向努力探索。例如，他的《蒋军士兵歌》(三部曲)，就是采用通俗易懂、易背、易记的民歌形式写成的。其中，《我跑》一曲这样唱道：
　　我跑，我跑，跑呀跑……
　　跑到解放区的好。
　　看那边水也清山也高，
　　那边的人个个是兄弟，
　　那边的人个个待我好，
　　个个待我好。
　　这是诗歌的第一节。整个六节都采取这样的形式和节奏。读起来朴实、清新、流畅。使人感到内容和形式上的和谐、连贯和统一。
　　肖三曾经写过一首诗《我的宣言》，表明了自己对诗歌大众化的态度，用来概括他的诗歌创作特点，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的诗诚哉是非常粗浅，
　　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
　　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
　　但求其，写出来，像人说话。
　　如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
　　那我就把它们贴在街上。
　　假如是这形式和这内容，
　　读起来，听起来，比较好懂，
　　我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
　　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
　　“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还仍然要“这样唱和这样写”。说明了诗人为推动诗歌大众化所下的决心。诗人自青年时代起，就置身革命运动行列，又较长时间在苏联。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文艺与党在各个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关系看得比较重要。甚至把它看做是党的文艺工作的准则。为达到此项目的，在内容和形式上则要求彻底的通俗、易懂、大众化。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在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问题的看法上，是存在着某些时代的局限的。
　　肖三在延安，从事诗歌运动的组织工作和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一些文艺论文，也发表了许多译著。《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曾引起延安和大后方，如重庆、桂林等地文艺界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讨论。除此而外，作者在这时还写了有关毛泽东、朱德、贺龙的传记文学和特写。其中，《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是当时撰写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的极少数书稿中的一部。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较为长期而广泛的影响。
　　①②《<肖三诗选>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