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历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曾经留下极其珍贵的一页。
　　一
　　1940年5月31日，延安《新中华报》曾以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则长篇报道，标题是：“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两先生”。报道中说：5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偕夫人康克清同志及由新疆来延安参观之大文学家茅盾先生，社会科学家张仲实先生同来延安”，“各界闻讯莫不兴奋异常，均表欢迎”。
　　茅盾这次亲赴革命圣地，是应聘去新疆讲学一年后，归途中路经西安，在西安停留半月，后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才随朱总司令一起赴延的。
　　一到延安，党、政、军、民各方面，尤其是文化界，立即举办了多次欢迎会、座谈会和茶话会。其中5月27日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由吴玉章同志主持。演出节目为鲁艺的《黄河大合唱》和京剧《陆文龙》。后来，茅盾于1946年1月写的《忆冼星海》中回忆说：“那一次的演奏”“十分美满”，“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①这位早负盛名的文学家，对根据地的文艺事业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初到延安，茅盾下榻在交际处。不久，为工作方便起见，他便搬到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后来，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儿。除讲学和写作而外，茅盾经常出外开会和考察，与各地文艺团体、文化单位、文学青年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5个月的时间，茅盾对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文学期刊的创办，文艺创作和演出、出版等做了比较全面的实际了解。尤其是对边区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及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状况，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调查。1941年4月，他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中，谈到抗战初期兴起的“文艺通讯员组织”时，特别以延安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为例，写到：“延安各文艺小组(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部队的)，大约有五六百人”，由全国文协延安分会指导，“习作有十多个作家专任批改。好的习作都在《大众文艺》或其他刊物上发表。”去年10月，又专门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大众习作》，登载青年们的习作——小说，诗歌，报告等等，“每一篇经过修改的习作都把原作照登在下方，说明何以如此修改，以便读者对照着看。这对于青年的写作者，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由此可以学习怎样炼字、炼句，怎样布置章段，乃至全篇的结构，人物描写。”②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并且以热烈的口气对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北方抗日根据地文艺活动作了赞扬：“谁敢说今天的‘文艺通讯员’中间就没有未来的爱伦堡?谁敢说今天的活跃在华北的无数文艺团体的工作人员中间就没有未来的马雅可夫斯基和A·托尔斯泰?中国的前进的文艺后备军，是在大量地产生了，培养了，这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中最光辉的一页，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特征!”
　　还在茅盾未到陕甘宁边区的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家就推选茅盾为名誉主席之一。茅盾到延安后，对文协所开展的工作都尽可能参加。譬如，仅5个月时间，在文协所办文艺刊物《大众文艺》和当时延安大型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上，就发表了9篇文章，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长篇或较长篇的论文。他到陕甘宁边区后，被聘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艺顾问委员会委员。对文抗延安分会领导下的各文艺小组活动十分关心。完稿于7月10日，发表在《中国文化》1卷5期上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当时在边区文艺界影响颇大。而这篇文章，就是根据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整理而成的。茅盾在“附记”中还写到：演讲时有两位同志速记，但速记稿太长，“只得辜负了两位同志的心力，依速记稿重行编配写成如上式。谨此附白，除对两位同志致谢外，并致歉忱。”
　　茅盾在延安时曾接见了许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访。《谈<水浒>》就是根据许多青年读者特别是部队读者读《水浒》以后所存在的问题而谈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为什么要谈《水浒》呢?《大众文艺》的朋友们告诉我：一般人都读过这部书，因为在旧小说中间，这部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所以一般的战士都喜欢它；但是有一些和这部书有关系的问题，例如：《水浒》产生的社会背景，它的内容中间那一些是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意识，那一些又是压迫阶级给涂上去的有副作用的白粉，它的技巧不用说是好的，但好在何处——这些对于一般读者，似乎所知不多，如果来谈上一谈，也还有点意思。我也是喜欢《水浒》的。因此，我就接下了这个题目。”发表在《大众文艺》2卷2期上的《茅盾先生对于本文的意见》，通篇只有600字，是作者为刊物审稿后写的一段未加标题而签署姓名的文字。对延安文艺界和文学青年中开展的“关于文学上的天才或才能的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识非常深刻，对青年颇有教益。刊物在《编排之后》中说“……茅盾的意见已经可以作为这个辩论的结论了”。不仅如此，就在同一期的“文艺讲话”栏中，有篇《一点小小的意见》，是作者将要离开延安，已经从鲁艺搬往交际处时写的。作者就自己在看一篇习作者的小说中偶然发现的一句话，讲了6种不同的句式结构，并且说明不同句式在表达同一意象中的不同效果。他语重心长地告诉青年读者：“对于一个写作者，‘炼句’是初步的修养，然而同时也是他终身的一刻不能疏懈的工夫。”
　　二
　　茅盾在陕甘宁边区的讲学活动，据当时一些报刊记载，是极为忙碌而辛苦的。《大众文艺》1卷5期上曾刊登预告《文协举办“文学讲座”》，其中就有茅盾讲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当时在国统区出版的进步刊物也曾经报道说：茅盾在延安“从事写作，演讲极勤”。茅盾系统的、较长时间的讲学活动是在鲁艺进行的。演讲的总题目是《中国市民文学概论》。当时凡听课者都发有油印讲义。据一些资料披露，内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其中既讲到向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学习，又讲到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从《敕勒歌》到《子夜歌》，从《木兰辞》到《孔雀东南飞》，一直到《水浒》、《红楼梦》和《西游记》。对许多作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讲到“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时，茅盾既指出要使作者的生活范围扩大，观察、体验实际生活，又强调必须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树立进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茅盾同志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讲中说：“《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以及第2期上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洛甫)，这两篇文章想来各位同志早已熟记，而且研究过了；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方才看到的。近年来，或者说，自从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种面目、性质，以及近20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了怎样一个方向发展，目前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似乎也有不少人士零零碎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些意见也有不少是好的，然而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地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茅盾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学活动，不但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活体验，不仅是一个文学大师以自己渊博的文学知识和修养到这儿来传经送宝，其中还包括着就近学习党中央的文化工作方针和政策，以充实自己，武装自己，创造出更加丰硕的精神财富。
　　事实上，茅盾在这期间的写作成果也的确是不少的。而且，可以看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都是学习、阅读和参考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从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实践中引出实际例子予以论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批评错误，肯定正确的。除了上边提及的以外，还有6月11日完稿的，发表于《中国文化》1卷4期上的文学评论《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新水浒》是作者谷斯范同志用章回体描写江南敌后太湖地区一支游击队(原国民党散兵)的改造和成长的历史。作者把这部书的原稿从安徽寄到了新疆。希望茅盾同志能就“通俗化的用语、结构、人物描写……”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作为写第二部、第三部时的参考。茅盾在延安发表的这篇评论，除谈了上述几方面的具体意见外，着重从利用旧形式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见解，对读者颇有启发。正像评论最后所指出的：“这是‘草创之作’，优点固有，缺点也还不免。然而我相信，无论如何，这本书在利用旧形式的实践过程中，将是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将是可宝贵的经验与借镜。也是因为这样想，我所以写出了我的意见，聊作有志于此道者的参考而已。”这大概正是茅盾同志要在延安写成并发表这篇评论的意义吧。以后的历史实践并没有辜负评论者的希望。边区不久也出现了利用章回体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很好的中篇小说。
　　茅盾到陕甘宁边区期间，正是延安文艺界开展以如何建立“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为中心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之际，接着又是隆重纪念鲁迅逝世4周年，鲁迅研究活动正积极开展。他热情地参加了这些活动，并为报刊撰写有关文章。7月23日写成的《为了纪念鲁迅的60生辰》，9月6日写成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9月24日写成的《关于<呐喊>与<彷徨>——读书杂记》，都分别发表在《中国文化》和《大众文艺》上，并且还在《新中华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文学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纪念高尔基杂感》、《关于“民族形式”的通讯》、《纪念鲁迅先生》等。此外，还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旧稿《中国青年已经从十月革命认识了自己的使命——答<国际文学>社问》。从这些文章的内容看，紧紧地围绕着上述两方面的议题。关于民族形式，茅盾说：“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是故民族形式的建立的任务，新文艺作家们固应当仁不让”③。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作者学习和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用犀利的艺术之笔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分析鲁迅作品中所揭示的问题。谈到阿Q的形象，茅盾说：“在《阿Q正传》中，这所谓‘精神的胜利’，是作为‘奴隶哲学’被讽刺着的。鲁迅在别的地方，也屡次反对过这种所谓的‘精神胜利’。阿Q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典型，就因为它不单纯，它是那样的复杂。”④所有这些思想上、艺术上的卓越见地，直到今天，不是还能够对我们起着极大的启迪作用吗?
　　在延安，茅盾还和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艾思奇等16人一起发起鲁迅文化基金募捐活动。在《鲁迅文化基金募捐缘起》中说：“中国文化工作者从来所处的境遇是艰难的，生活是困苦的。政治的或生活的条件，时常迫得多少文化工作者中途离开自己的工作，埋没了多少文化工作者的才能，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⑤。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和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的发起人的很有见地的观点，当然包括茅盾的观点，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文学生涯中，无不有着值得研究和纪念的意义。
　　三
　　有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描绘了最广阔的生活画面的作家，无疑要首推茅盾。作为生活经历中一段最难忘的历程，作者当然的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作品。茅盾在陕甘宁边区以及离陕期间和稍后一段时间，写下了许多篇优秀的散文。这些散文大约10多篇，后来绝大部分收在《茅盾文集》第9卷第8辑“见闻杂记”中，其它一些就散失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作者西北之行，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文学活动所留下的思想上艺术上的重大收获。
　　郁达夫曾经这样说过：“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词章极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⑥。《见闻杂记》1942年在桂林印行时，作者有个后记，其中说：他离开香港到新疆时，办期刊的朋友都约他写些见闻杂记，原觉得行这么长的路程，有许多景物是可以描写的。但实际情况是怎样呢?路途上的所见所闻，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了强烈的感受。“而美好的风景看过了，往往印象不深。”所以作者说，“如果还值得印出来，无非因为这是一段生活的纪录，虽属一鳞一爪，多少也可以看到29年冬至30年春，大后方自南至北，从都市至乡村，生活正在起着如何的变化而已。”例如《西京插曲》，写战时的西安，这座“现代化”的古城，累遭轰炸，一种破败流离的景象，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消极抗日，缺乏战时动员。而宪兵特务却时隐时现，甚至连华侨慰劳团也不让和群众接触。这是一切抗日志士都多么感到着急、忧虑和愤慨的事啊!而《市场》一篇就更加以犀利的笔锋，从刻画战时西安市场景象入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政治。作者对西安当时的民众市场内商业小贩、杂货摊点以及食、用、衣、行、住的描写，简直如同神来之笔，精采淋漓，诙谐幽默。然而字里行间却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的无情的暴露和义愤。《“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拉拉车》、《秦岭之夜》等也都表现了作者在抗日热情驱使下，在离开抗日民主圣地，看到国统区的景象后的那种愤懑，希望唤起抗日民众的心情!
　　与这些作品内容形成显明对照的，是著名的散文佳作《白杨礼赞》和《风景谈》。如果说前边所提作品是茅盾同志经过陕甘宁边区之行，返重庆途中的见闻记录；而这两篇散文便是茅盾同志陕甘宁边区之行的直接收获；是对解放区生活的写照。
　　《白杨礼赞》是以曲折含蓄的笔调写浑厚深刻的内容。通过对白杨树的赞美，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解放区的劳动人民，赞扬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英勇豪迈，顽强不屈，坚持抗战的英雄气概。作者既细致地渲染白杨像“哨兵似的”，“是多么坚强不屈与挺拔”，“是树中的伟丈夫”；又描写守卫着祖国的哨兵，坚持在敌后的普通的农民，像是“傲然挺立”的白杨。读着这篇激荡着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力求上进的民族解放精神的作品，你简直就好像当年和作者一起在离开延安的大道上驱车行驶。那样的激动，那样的感奋，那样的充满信心!
　　这篇作品于1941年6月在《文艺阵地》发表以后，当即有画家“取其意作白杨图”，茅盾还为“白杨图”题诗一首：北方有白杨，挺立如长茅。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羞与柟枋伍，甘居榆枣俦，丹青标风骨，愿与子同仇!寥寥数语，进一步表现了作者对根据地人民的赞美与怀念之情。
　　“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这段格言式的语言，是茅盾在刚离开陕甘宁边区就发表的非常出色的散文《风景谈》中的话。这“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活动”，在当时的中国，唯有陕甘宁边区是它最集中的体现者。在《风景谈》中，作者通过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的描绘，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神往之情，油然生之。文章中既使你看到了“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窑洞”，又使你看到窑洞前的石桌和男女战士勤奋的学习；既使你看到绿荫丛丛的桃林，果实累累的枣树，又使你看到在这桃林、枣树边劳动、学习的“虎头虎脑的青年”；一会儿，遍地漫游，仿佛听到了延水的叮冬声，三边的驼铃声，南泥湾生产的号子声；一会儿，窗前凝望，仿佛见到了挺直胸膛的小号兵伫立的“摄影”，严肃而立的荷枪战士笔挺的“雕像”；甚至连作家的笔，木刻家的刀，美术家的画板，音乐家的谱架都尽收眼底。总之，人们在一个崇高理想的鼓舞下生产、战斗和生活着；革命者坚定、刚毅、舒徐的风貌跃然纸上。显然，作者对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建立了深厚的，几乎是难分难舍的革命感情。难怪到了1948年，当晨曦即将冲破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刻，作者还怀念《风景谈》中描写过的那些革命者。他激情满怀地说：“祝福这些纯洁而勇敢的祖国儿女，我相信他们不久就可以完成历史赋给他们的使命，而他们的英姿也将在文艺上有更完整而伟大的表现”。
　　茅盾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学活动，仅仅是5个月时间，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和斗争却深深地使作者留恋。
　　①《茅盾文集》第10卷第113页。
　　②《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合刊。
　　③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见《中国文化》2卷1期第5页。
　　④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读书杂记》，见《大众文艺》2卷1期第6页。
　　⑤见《中国文化》2卷2期第48页。
　　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