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总后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化界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积极推动“文化下乡”，为发展边区文化，丰富边区的文化艺术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时，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鼓舞下，从窑洞走到街头，创办了大众画报，开设了街头画展，建立起街头艺术台等等，努力使美术工作与群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在群众艺术的领域里，垦拓了一片片新的园地，开放出一朵朵光彩夺目的美术之花。但是，在山区分散的农村环境下，文化艺术生活仍然显得很薄弱。不但街头画报、街头艺术台等活动难以开展，就是较为轻便的戏剧宣传活动，也受到当时山区地理条件的限制。群众需要艺术，艺术要面向广泛的人民大众。于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新洋片，便应运而生了，
　　新洋片是利用一种旧的民间美术形式——“西洋景”，予以艺术改造，推陈出新而产生的。旧的“西洋景”，是用一个小匣子，里面装着一幅幅画片，当时人们称它“洋片”。演出时，通过一个放大镜孔，一张一张轮换拉过。拉洋片的人一边拉一边换画片，一边弹唱解说。边远的山区观众，曾年复一年地从这种文艺形式中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和“享受”。当然，不难想象，他们也从中接受到不少封建性的糟粕。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对文艺生产力的一次大开发。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美术工作者，当然不会在这种虽是旧形式却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面前闭上眼睛。他们下决心对这种旧艺术进行改造。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获得新的艺术的宣传教育，他们把洋片匣子扩大，以新的写实的大幅连环故事画为主要内容，配合以锣鼓、音乐和演唱，成为以美术为中心的综合性的艺术宣传形式。画图逼真，声情并茂，灵活机动，简易轻便。两三个人，一副担子，或者配备一头毛驴，便能够随时深入到山区农村。每次可供几十到几百观众欣赏，深受边区人民群众和军队的欢迎
　　据资料记载，最早尝试改造“西洋景”的，是当时在边区从事美术工作的陈叔亮等同志。他们吸取许多文艺宣传队利用简单的拉洋片形式进行宣传的经验，在“三边”一带实验了“洋片大鼓”、“斗争洋片”。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此极为重视，建议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搞美术工作和音乐工作的同志，对这一宣传形式进行调查、总结，并继续进行革新和推广。以后，这一艺术样式，从跟随剧团进行辅助宣传，逐步发展成为活跃在边区广大农村的独立的艺术活动。1944年10月，规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各种艺术宣传的经验进行总结时，其中也特别重视总结了新洋片活动的经验。会后，这一艺术活动便逐步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勃兴起来。当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专们成立了洋片组。许多艺术工作者，如石鲁、施展、张明坦、辛可、李梓盛、刘迅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群众中一贯享有盛誉的边区民众剧团，也积极参加和从事新洋片演出活动。离延安较远的其他区、县以及一些部队，也纷纷成立新洋片活动小组。特别是在1946年以后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年代，在其他文艺活动开展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党的文艺事业的一支轻骑兵，新洋片却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特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从1944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的这支艺术轻骑，活跃在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几十个县内，观众达几十万人次。据当时的报刊资料记载，仅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直属系统创作编画的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和赞赏的优秀新洋片，就有四五十套，计500余幅。其中，反映生产运动的有《劳动英雄》、《两头空》、《掏谷槎》、《打蝗虫》等；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丁有财》、《刘锁儿》、《大战兴武营》、《西华池战斗》、《英雄刘四虎》、《五女报仇》等；反映减租、土改、民主建政、踊跃支前、妇女翻身以及解放区新人新事等方面的有《魏老婆劳军》、《一张驴皮》、《宋阎王》、《为啥穷》、《娶媳妇》等。就内容上讲，它反映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军民在生产建设、战斗、支前、民主建政中的创造性劳动，革命英雄主义品质和新社会主人翁的精神面貌。从形式上看，画片的人物、故事、环境、气氛、色彩、动作，生动逼真。而且，在音乐、演唱的配合下，观众的情绪始终被画面所吸引。使人民群众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民主教育和新的道德品质教育；得到生动活泼、新鲜明快的艺术享受。在当时那些贫瘠的山区农村，极大地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例如，反映减租、土改斗争的新洋片《宋阎王》、《洋恶霸》等演出时，当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形象一出现，民愤立即为之沸腾。画中的剥削者在铁的事实和血的控诉面前低下了头。观众叫喊着：“把你那颗脑袋抬起来，照一照你的脸!”而那些畏罪者则始终不敢抬起头来。受苦的群众就当场诉苦，使大家的革命斗争精神大为振奋。又如反映解放军战士为了救穷人出苦海，舍身忘死，表现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的新洋片《英雄刘四虎》，在部队和农村中反响都很强烈。妇女们看后都说：“英雄们在前方打敌人，多勇敢啊!咱们要实心实意地做军鞋，支援前线。就顶咱也扎了敌人一剪子!”有些很少接触美术、音乐的山区老太婆，看了新洋片，也被那些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所感染。她们惊讶地说：“唉呀，真好看。上头画的一满是实际的事嘛，都是叫人学好呢!怕是人家安了个啥镜子，把咱经过的事情都照进去啦!”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战争年代，随着战斗的深入，新洋片更加轻装化。有些创作新洋片的艺术工作者直接参军参战。他们提出：到前线，到新区，到敌战区去宣传!使群众明白“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打内战，不消灭他们没太平”的道理。启发、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识我党、我军的伟大战略部署，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
　　由于陕甘宁边区的艺术工作者坚持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努力使新洋片这一艺术形式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事业相结合，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受到边区和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观众赠给他们许多大红幛子，上面写着“普及教育”、“情合民意”、“推陈出新”等等赞语。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期间，大会特地安排了西北文化界代表团创作的新洋片演出。所有这些，不但是人民群众和文化界领导对作为陕甘宁边区文艺轻骑——新洋片工作者的褒奖，而且也是纪录我们革命文艺先辈光荣足迹的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