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偶合。1936年，这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逢“六”之年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红军的英勇长征全面结束；
　　这一年，党领导的陕北抗日根据地刚刚形成；
　　这一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机的枢纽；
　　这一年，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在这中国大地上已经面临着崭新形势但依然是动荡的年月，座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城保安，正像星夜的北斗，给人们以希望的召唤，理想的光芒和前进的力量。
　　就在这一年，曾经在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斗》月刊的女作家丁玲，结束了3年多的囚徒生活，像一颗若隐若现的小星，向着北方的红色根据地奔来。
　　一
　　30年代的国统区，生活就像一张张各式各样的网，在所有的劳动者、受苦者、抗争者、革命者前面张开着……
　　1931年1月1日，上海的党组织决定胡也频同志去江西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胡也频打算让自己的妻子丁玲与之同行。这消息曾使已经作了妈妈的丁玲高兴得小孩似的，整夜睡不着觉。她憧憬着：那里崭新的土地，崭新的生活。没有白色恐怖，没有愁苦和折磨。赤卫队在操练，红军在歌唱。到处都是欢笑，到处都洒满着阳光——啊，这才是茫茫中国代表着光明的区域，古老神州唯一的希望!
　　可是，就在这美好的憧憬里，一个噩耗传来了。胡也频于1月17日去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机关连系的途中被捕了。她疯也似的到处奔跑，寻找着营救的门路。然而20天罪恶的光阴匆匆过去了。胡也频和他的四位战友一起倒在了血泊之中。冷酷，笼罩着这个刚刚新婚三年的家庭；孤独，伴随着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丁玲伤心得嚎啕大哭!但是，哭又有什么用啊?这位倔强的女性很快意识到，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莫如沿着他用鲜血铺就的一条路，继续走!她毅然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准备投奔江西苏区。
　　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丁玲曾这样叙述道：
　　“1931年我从湖南回到上海，一个人住在环龙路的一个弄堂里。我要求到苏区去，正等着答复。我像一个孤魂似的深居在一间小屋里，伏案直书，抒发我无限的愤恨，寄幽思于万里之外；有时在行人稀少的环龙路上的梧桐林荫下踟蹰徘徊，一颗寂寞忧愁的心，不断被焦急所侵扰。”
　　——作者对反动派的刻骨憎恨和对苏区的无限向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也正是在这时，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又萌发了。她找到党组织负责人，要求投入党的怀抱，吸取革命者赖以前进的力量，去完成胡也频等烈士未竟的事业。
　　一年以后，又一个春天来临了。在上海南京路一家酒店里，一帮脚登皮鞋，身着西装长袍的男女青年，三五成群地向店堂走来。有的像企业家，有的像商人，有的像市政要员，有的像大学教授。一个个风流倜傥，彬彬有礼，一见如故。好似办什么喜事一般。丁玲跻身于他们之中，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在这个欢乐喜庆的气氛掩护下新召开的秘密而又庄严的会议，正标志着自己政治生命的新开端。她经历了人生道路上巨大的悲痛，用血刷泪洗过的金石一般的语言，向党陈述着自己的志愿：
　　“我过去曾经不想入党，认为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我又认为做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可是，生活教育了我，我明白，我不能仅仅做一个党的同路人。所以，我要求入党，我要做党的一颗螺丝钉……”
　　她的话，如实地概括了自己思想前进的历程，从深深的心底进出。使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同志等都感到欣慰和高兴。是啊，党领导的正在苦难中前进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巨轮上，也多么需要你这颗螺丝钉啊!
　　入党后，丁玲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她日夜勤奋笔耕。不但写出了悼念革命烈士的短篇小说《某夜》，而且写出了《水》、《田家冲》、《法网》《消息》等一批反映工农劳动者疾苦的作品。这时，她的心也和工农大众更加接近。一有时间，就深入到纱厂女工中去，体验她们的生活，陶冶自己的感情。党对这位积极、热情的新成员充满了无比的信赖，并委以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重任。
　　如同起锚扬帆的航船，必定要遇到风浪一样。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生活的海洋中破浪前进的时候，新的打击又迎头而来。1933年5月14日，在她的住处昆山花园的7号4楼2室里，她和前来联系工作的潘梓年、应修人一起遭到叛徒、特务的暗算。两人被捕，一人在搏斗中跳楼殒命。
　　丁玲和潘梓年一起被押送到南京监狱。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伎俩，软硬兼施，严刑诱供，都休想撬开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嘴巴。
　　“已经有人证明，你是共产党员。你说!”
　　“早告诉你们啦，我跟共产党员没关系。无须多说!”
　　反动派的审问一次次碰壁，灰溜溜如丧家之犬。当他们感到对这位有名的女作家暂时还不敢轻易处置的时候，只好把她释放了。
　　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使丁玲吃尽了苦头；保释后，又蒙受着坏人的造谣和同志的误会。丁玲急切地要求找到党。她上北京，回南京，四出联系。终于在冯雪峰同志的安排下，由张天翼夫妇帮助陪同，重返上海，回到了党组织的身旁。她向党倾吐了自己的一片忠心：红军长征已经胜利。我的心也已经飞向陕北!当年，未能同胡也频同志一起去江西苏区；现在，留下的路我仍将继续走下去!
　　二
　　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你像无数中华母亲一样，用自己仅有的乳汁，养育着奔向自己怀抱而来的革命儿女。这里虽然艰苦备尝，但它是中国的旗帜，民族的希望，人民的理想之所在啊!
　　从南方，到北方，离开大城市，投奔边远的山乡。是什么在吸引着女作家丁玲呢?就是这一杆红旗，一个理想，一片希望!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9月，来到了古城西安。她住在七贤庄，当时的一位外国牙科医生冯海伯的家里。这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在近乎两个月的逗留中，她为了不惹人注意，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客人。白天烧饭，看报，晚上听听收音机。动乱的西安，一片剿“匪”之声，使她气愤，又使她焦急，恨不能一步跨入陕北。但这毕竟还有遥遥近千里呀!
　　忽然，像做梦似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丁玲焦炙的心情暂时得到平静。烦忙的操作代替了一切。
　　这天下午，一向老诚持重的冯海伯却异常地兴奋起来。他告诉丁玲和另一位女同志：
　　“今天晚餐有客人。多杀几只小鸡，多准备一点汤和点心咖啡!”
　　从冯海伯的言行举止，丁玲意识到来客一定是自己人。然而她不好多问。只是身不离厨房，一心为客人们准备起丰盛的晚餐来。
　　当饭菜做好的时候，冯海伯兴冲冲地请丁玲同客人会面。丁玲急忙高兴地揩了揩手，整整衣服，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客厅……
　　“客厅里上首坐着一个外国男人，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伫立在窗前，像等候谁似的。我折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灼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战栗了。好像这种温暖的拥抱是我早就盼望着的，这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我并不曾想到，会是史沫特莱来拥抱我，但我在凄凉的艰苦的斗争中，在茫茫的世界里，总有过一丝希望，总会有这样一天，有这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个老朋友、哪个老同志，只要是真正的朋友、同志，他，她总会把我抱起来，把我遭受过的全部辛酸一同抱起来，分担我在重压中曾经历过的奋战的艰难……”
　　早在1931年，胡也频遇害后，史沫特莱就以极大的悲愤向国外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怀着深切的同情访问了要求去苏区的丁玲。后来又多次互相往来，两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丁玲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去苏区的理想将要实现的当日，在古城西安，又与这位生于异乡的亲姐妹重逢了。
　　在这里，她还津津有味地听斯诺讲陕北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谜似的生活”，讲毛泽东、周恩来，讲红军将领、苏区人民、妇女儿童以及她那满腹的故事，展览似的欣赏他收集的许多珍贵的照片。随后，大家又用不同的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她虽然还未到达陕北，就已在这里，向斯诺学会了《炮火连天响》、《送郎当红军》等红军歌曲。
　　这时，丁玲才仿佛觉得，她离陕北保安，这理想和夙愿中的圣地，已经很近很近了!
　　三
　　初到陕北的日子，如同作者人间旅途中的第二个生日，那个欢乐感和幸福感，丁玲对于它，是一生也难以忘记的，她在1979年曾这样写道：
　　“多么令人怀念的过去呵!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感情。我这一生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欢乐的、幸福的生活总是使人感觉轻松，好像浮在五彩缤纷的而又透明的纱似的云雾上；而痛苦则使人如堕入黑暗的深渊，背负着重载爬行。天呵!编辑同志!我真感谢你让我回到我仅有的、为时不多的一段日子里。那是1936年冬天，我在党的帮助下，逃出了黑暗的南京，投奔到光明的苏区，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
　　刚到保安，丁玲住在当时的外交部所在地的一个大院里。这天，在一间大窑洞里举行着一个热闹非凡的欢迎晚会。人们用着全部的热情欢迎这位著名女作家的到来，丁玲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她完全没有料想到，就在这间窑洞里，她几乎见到了党和红军的大部分领导人——这些在自己心目中想念已久的英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博古同志，还有林老、徐老、邓大姐等。在亲人面前，丁玲很快地由激动变得毫无拘束。她欢乐满怀地和领导人交谈着，讲述自己的遭际。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给她倒水喝；徐老给她讲长征的故事……
　　毛泽东主席关心地问她：
　　“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
　　“当红军!”丁玲兴奋地回答着。
　　毛泽东同志笑着说：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线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啊!上前线去，当红军……”
　　丁玲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她的心立即飞向战斗的前方!
　　——在这里，革命的作家终于回到了革命大家庭；党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赤子归来，人们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
　　毛泽东同志触景生情，一首《临江仙》词孕育而成了：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对丁玲简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看着毛泽东同志潇洒的笔迹，她的心通通地跳着，仿佛听到了战马在疆场上驰骋。生命的旅程啊，崎岖盘亘，自己居然要变成一位“武将军”了。
　　起程的那天早晨，参谋部为丁玲同志送来一匹战马，因为马有点跛脚，又怕她骑不惯，还特地派来一名饲养员。不几天，到了前线，任弼时同志看她骑着一匹跛脚的马，便立即给她换了一匹当地的枣红马。后来在行军作战中，丁玲把这匹马留给了前方的将土。她跟随部队一起步行。一天走六七十里到近百里路，脚上打泡了，就学着老红军的样子用针线蘸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路。由于她初到部队，还不属编内人员。有时候，管理员忘了给她号房子，她就住伙房，住马号；有时候，管理员忘了给她发干粮，大家吃东西，她就躲开，说自己不饿。对于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这里的确是太艰苦了。但她觉得，这才是走上了人生最豪迈的历程。她不再是一个名门闺秀，也不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而是一支浩荡大军中的成员，一队雄壮行列里的战士。
　　1936年冬到1937年春，丁玲就这样在前线度过了她最初的红军生活。当她陪同史沫特莱一起从前线归来，毛泽东同志又关心地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还是那句老话：“当红军”。于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信给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同志，指定丁玲担任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尽管这只有一个月时间，然而在丁玲一生的工作中，却产生着重要影响。连同以前几个月的随军生活一起，总计不到半年。但丁玲说，她后来的许多工作方法，都是在这时学到的。
　　在这最初的红军生活中，丁玲记下了许多日记。并且在写作上出现了第一批成果。如散文《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速写彭德怀》等，发表在当时的《红色中华》报上。这份报纸是油印的，当《速写彭德怀》的文章发表时，她还亲自刻画了彭老总的肖像，作为题头速写画。她的画栩栩如生，非常传神，为读者所争相传阅。
　　四
　　“纤笔一枝谁与似”。虽然是初到保安，犹如离子刚刚投入母亲怀抱那些令人沉醉的日子，丁玲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的责任。
　　她，成为陕北红区第一个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人。
　　这是丁玲到了保安的几天以后，她开始向这里的中央机关分管文教工作的徐梦秋、王亦民等人谈起，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不料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很高兴，同意和支持的人很多。有的说：我们虽不是文艺家，也不会写文艺作品，但对文学是有兴趣的。现在，丁玲能来领导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我们当然是热烈赞成!
　　丁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洛甫等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
　　在征求意见、请示领导的基础上，丁玲又召集了一次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有徐梦秋、李伯钊、成仿吾、伍修权、洪水、陆定一、徐特立、危拱之等。经过大家的商谈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七人筹委会，由丁玲、徐梦秋、王亦民负责。11月15日，丁玲等7人在徐梦秋所住的窑洞里举行了一次筹备会议，研究了成立大会事宜。开始规定的入会条件是很简单的：凡对文艺有兴趣者均可参加。当时关于名称，有提议叫文艺俱乐部，有提议叫文艺工作者协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决定在成立大会上当众采选。后来，大家还是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叫做“中国文艺协会”。
　　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每家每户的窑前院内，都会分享到温暖的光辉。
　　11月22日，天气晴朗，太阳把它那金色的光芒照例洒遍黄土高原的山山峁峁。保安城外，山崖环抱着一个南向的小小院落，这时候正如同一个天然的暖炉。院子中央设置了一张木桌，桌上放一具水壶和几个小铁碗。桌前横放着一排简易的木凳和木板。除了院外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而外，院内再无任何装饰和点缀。这便是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的会场。
　　8点多钟，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了。不一会儿，小小院落的木凳和木板上已坐满了人，参加会议者超过百数以上。筹委会的人只得在石阶上席地而坐。洛甫、博古、林老、徐老、凯丰和吴亮平等，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先一天晚上12点接到前方的电报，忙于工作，几乎通宵未眠。这天上午9时整，也准时来到了会场。当他把前方大胜利的消息和一个士兵用步枪打下了敌人一架飞机的喜迅告诉大家的时候，会场立即沸腾了。欢声笑语在人群中洋溢。人们说：这是中国文艺协会的一个吉兆!
　　大会由临时主席李伯钊主持。
　　会议开始，丁玲首先报告了协会组织的意义和筹备经过，以及她个人对于协会的希望和祝愿。她报告时，虽因陌生和激动，脸上泛着红晕，但那简明而清晰的演讲，却紧紧地吸引住了全场人们的注意力。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等相继讲话祝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人深思，博得了阵阵掌声。他说：
　　“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毛泽东同志讲了抗日的形势和文艺工作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的作用。最后，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
　　“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成立大会在选举出丁玲等15人的干事会之后，余兴开始。大家对李伯钊独唱的苗族民歌和丁玲的昆曲清唱等节目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毛泽东同志也以他的节目——一则笑话助兴，使会议圆满结束。
　　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作为这个协会主任的丁玲同志，把大会成立的消息和情况，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在《红色中华》报上作了报道，并且在她亲自撰写的《刊尾随笔》中写道：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去打败敌人。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剿的一支笔!
　　……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的阵地，夺取他们，来站在一个战线上，一条争取民族统一抗日的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了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
　　在这里，刚到陕北的丁玲同志，以自己的最初感受，用枪和笔作比喻，把文艺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关系，说得多好啊!
　　是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中，丁玲同志的一支笔，早已闻名世界，蜚声全球。可她所赋予这笔端的感情，恰恰是在那动荡的年代，来到陕北崭新的土地上，获得了最初迅速而显著的升华!
　　为此，我们赞美作者，也赞美作者人生航程中第一个加油站——保安，这个曾经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会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