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本世纪早期的1913年。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列宁曾高度评价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的作用。他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处于艰苦卓绝阶段的时候，从革命圣地延安传出了一支歌——《延安颂》。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多少个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不愿做亡国奴的有志青年，每当唱起或听到这支歌，无不心情激动，热血沸腾。他们用这支歌传达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首府延安的热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人也用这支歌的优美的旋律，寻找着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这支歌的曲作者郑律成同志，当时正是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一位朝鲜族革命青年。
　　郑律成同志原籍朝鲜。1918年7月7日，出生在全罗南道光州市一个贫苦人家。少年时代的郑律成就喜文艺、擅唱歌。那时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等地，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郑律成的大哥、二哥都先后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斗争中牺牲。这给郑律成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热爱革命，仇恨侵略的种子。尤其是二哥在东北牺牲时留下的一件遗物——小洋琴，他把它长期带在身边，弹拨演奏，并以此激发自己的革命斗志。郑律成15岁那年，当他得知朝鲜革命组织在中国南京开办的学校招收学生，便毅然和亲人一起，辗转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和上海，学习钢琴、提琴和声乐。1937年8月，他在南京结识了正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的冼星海。在不长时间的交往中，彼此建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郑律成把这位革命音乐家，看作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位至亲至诚的朋友和老师!在冼星海的影响下，郑律成踊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且决心投奔延安，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革命的音乐艺术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数以千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青年，怀着对真理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先后从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平津、东北等地奔赴延安。这年冬天，当许多刚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与延安的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会师后，大家心情激荡，文艺活动随之活跃起来，尤其是音乐活动迅猛开展，使延安城继之变为一座“音乐城”、“歌咏城”。就是这座革命的城，音乐的城，迎来了一个长途跋涉，来到延安的郑律成。
　　郑律成到延安的时候，延安有一大批艺术人才和文艺青年都聚集在陕北公学。这里设有音乐组、美术组，大有“艺术之校”的派头。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考虑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开始建立，急需培养更多的革命文艺人才。我党又拟定在陕北公学内开设正式的艺术训练班。郑律成带着他的小洋琴，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接受组织分配，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他以满腔的热忱和激情，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歌咏活动之中，成为群众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在成千人的群众集会上指挥大家唱歌。每逢星期天，他还带着那把二哥留下的小洋琴，来到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为群众弹奏、演唱狄盖特的《国际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以及他自己在南京时的习作《战斗妇女颂》等。和许多音乐工作者一样，19岁的青年郑律成也为自己能把革命的、抗战的歌声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去而骄傲，而自豪!
　　是年冬天，延安筹备成立一所艺术学院的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赞助。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于1938年2月，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衔，有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同志作发起人，联合发出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并立即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以及刚来延安的一些文艺青年中录取了一批学员。郑律成作为第一批学员来到以鲁迅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当他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全力支持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他决心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对文艺青年的关怀和培养。
　　郑律成同志在音乐系学习。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功课，认真听讲。以革命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为榜样，刻苦自学。课余时间，他积极参加集体组织的建校劳动，为初期还非常简陋的鲁迅艺术学院艰苦创业感到无尚光荣。每到休息时间，他总是手持小洋琴，或依靠在窑洞门口，或漫行在屋前院落，边弹奏边放声歌唱，以此来练习自己音乐演奏和歌唱的基本功力。他的演奏和歌唱，也总是抒发着对党、对革命、对延安的真挚的爱和深厚的感情。正是在这些深情的演唱中，郑律成的创作热情也在奔腾，仿佛有许多音符在他的脑海里跳动，一支支新的旋律开始酝酿着。
　　初创阶段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和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但就在这艰苦的学习和生活中，却充满了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关怀。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曾亲临鲁艺讲话。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央书记处，都从办学方向上指导鲁艺的工作。“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就是通过中央书记处研究讨论制定的。作为第一批学员的郑律成同志，认真学习和执行鲁艺的教育方针，努力锻练自己，使之成为适合抗战需要的艺术人才。正是在这时，他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加强。他对党、对革命圣地延安，不但在感情上更深厚；对党在抗日斗争、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一天下午，鲁艺的师生去延安城开大会，散会以后，郑律成和同学们一起穿过城区，回到学校。这时的鲁艺已从城内凤凰山麓的鲁迅师范学校搬到延安旧城北门外西侧一里多路的半山坡上。师生们在山坡上修了一个土坪。郑律成常常和同学们一起上这里唱歌，散步和谈心。就在这天傍晚，郑律成和几位同学一起登上土坪，极目远望：夕阳的余辉映照在宝塔山下；一轮明月渐渐从东方探首。工人、农民扛着铁锤、锄头归来；战士、民兵也手持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去。队伍威武雄壮，人人斗志昂扬。整个延安城像筑起一座坚固的战斗堡垒。郑律成又联想起他每次走进延安城都不由得要哼起一曲优美的旋律。他对站在一旁的文学系同学莫耶同志说：“给我写个歌词吧!”他的话，恰好说在了莫耶同志的心里。他也正想赞美这庄严而雄伟的古城呢!不几天，莫耶把歌词交给郑律成。两人不谋而合，郑律成非常满意，歌词中的语言信息恰是郑律成酿于心田的音符。一个个音符和谐地在歌词的行间里跳荡。一曲优美的赞歌——《延安颂》就这样谱写成了。
　　这不仅是两个青年心声的合奏，而且是中国热爱革命的青年心弦的大合唱，这支歌曲倾注着郑律成和莫耶两位文艺青年对革命圣地延安无限的热爱。曲调蕴藏着饱满的政治激情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既抒情又充满雄浑的战斗气息。像插上翅膀一样，很快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郑律成怀着深情，以他很好的声乐基础，反复练唱着自己谱写的赞歌。并且把它教给延安的群众。通过他的亲自演唱，使饱满的政治激情和优美动听的音调旋律融合在一起。更具有一股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量。1938年春天，在延安城内大礼堂的一次文艺晚会上，郑律成同志和女声乐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兼全院声乐指导唐荣枚同志一起，同声齐唱《延安颂》。这天，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也来参加晚会。歌刚唱完，那热烈、奔放、悠扬、抒情的歌声仍在人们心中回响，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就和观众一起，为他们成功演唱而报之以热烈掌声。毛泽东同志并微笑着点点头，向两位演唱者表示亲切地鼓励。当时，词作者莫耶同志也在场，看到这支歌的演唱竟产生了如此好的艺术效果，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延安颂》，是郑律成音乐生涯的丰碑。创作这支歌曲的当时，他才刚刚19岁。这支歌却像许多老作家的名著一样流传得很远很广。不但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爱唱，国统区的革命青年也爱唱；不但在国内音乐界有很高的评价，在国外音乐界也引起重视。尤其是一代革命者，把唱《延安颂》作为向党、向母亲延安表达赤子之心的由衷曲。直到现在，许多在延安工作过的老革命者还总是以唱《延安颂》作为表达他们对延安生活的深深怀念。1977年12月，北京的60位当年在延安工作过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组织了一个“老战士合唱团”，为纪念郑律成同志逝世一周年，在郑律成作品音乐会上演唱了《延安颂》，当那热烈激昂、悠扬悦耳的歌声响起，简直把演员和观众、台上台下人们的感情，浑然融为一体。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这是对这位优秀的人民音乐家的最好纪念!然而郑律成同志却曾谦虚地说过：“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她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东南亚。这首歌能够成功，应当归功于党，因为党的抗日号召深入人心，激起全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为我们音乐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首歌能流传得那么快和那么广，并且有她的生命力，是由于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全国抗日的中心，全国人民景仰她，向往她。”②
　　1938年，在创作《延安颂》前后，郑律成在延安还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陕公毕业同学歌》(程浩飞词)，《黎明歌》(林韦词)、《在森林中》(方殷词)等。在《陕公毕业同学歌》中作者采用了坚定有力的进行节奏和朴实无华、明白如话的曲调，表现了经过革命圣地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锻炼和培养的革命青年，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雄心壮志。正如歌词中唱的：“坚决地走向前线，同志们别迟延，别留恋。几个月来艰苦地学习，几个月来艰苦地锻炼，同志们已都是坚强的铁汉。为了坚决抗战，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先去吧，同志们很快地，我们追随在后面。坚决地走向前线，同志们，请记住，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民族的解放!”
　　1938年秋季，郑律成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任音乐教员。抗大是培养抗日的军事干部的学校。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对八路军、新四军这些抗日军队的无限热爱，郑律成特别忠实积极，全力以赴地为培养抗日的军事人才而勤奋工作。在抗日军政大学，他和教员、学员一起学习、操练，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军事知识的学习和各种业余活动。特别是和学员，这些不久就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干部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经常活跃在抗大的各个大队，热情地，不知疲倦地给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各地的新学员教歌，也和大家一起唱歌游艺。歌声好像熊熊的火焰，燃烧起大家的抗日热情；歌声如同催征的战鼓，激励着大家奔向抗日的前线!他在业余时间，常常来到学员们中间，和大家一起谈心，问寒问暖；给大家讲述日本侵略军在朝鲜、东北等地所犯的罪行，激发学员的抗日斗志。特别是1939年1月，当他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他更加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要求自己。从那时起，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整个生命，都献给党，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还是在1938年5月12日。这天，毛泽东同志来到鲁迅艺术学院给师生们讲话，他谈到革命形势，谈到八路军在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谈到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等。郑律成这天听报告就端着小凳坐在毛泽东同志身边。他听得很专心，记得很仔细。当毛泽东主席介绍八路军在前线的战斗生活，并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在文艺作品中描写他们，表现他们时，郑律成同志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写出表现八路军战斗生活，为八路军战士所喜欢演唱的歌曲。
　　也是在这年冬季的11月，他已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他的挚友和老师冼星海同志应聘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系主任。他为冼星海同志来到延安而感到特别高兴。在南京时，郑律成就经常向冼星海请教、学习。冼星海还曾热情地鼓励郑律成，表示愿意在革命音乐创作道路上相互合作。当冼星海同志来到延安后，郑律成经常到冼星海同志住处交谈、求教，并兴致勃勃地向冼星海同志介绍延安的情况。同时，把他自己准备创作歌唱八路军战斗生活歌曲的想法告诉冼星海同志，得到冼星海同志的全力支持。郑律成同志要为八路军战士而歌唱的决心越来越强烈了。
　　生活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百上千的革命战士的沸腾的战斗生活之中，郑律成澎湃奔腾的创作激情是难以平静的。在经过一段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郑律成终于找到了自己知心的合作者。当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的诗人公木同志，和郑律成同志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们谈得非常融洽。公木同志是在芦沟桥事变后，从北京辗转到西安，又从西安赴山西前线，参加晋绥军区的抗日战争的，来到延安以前，曾在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当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动员》杂志的编辑，任过县、专区干训班的主任和指导员，做过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他对抗日前线的战地生活比较熟悉。郑律成和公木同志经过详细的酝酿讨论，反复磋商，一个写词，一个谱曲。经过不长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于1939年年底，一部《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即《八路军大合唱》)诞生了。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尤为成功。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军民中间，在抗日敌后八路军战士干部中均得到广泛传播。“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每当行军作战，战士们总是唱着这雄壮的战歌奔向前方!它鼓舞着人民战士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八路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在人民军队中受到极大欢迎。它气魄雄伟，气势昂扬，曲调刚强有力，风格朴实无华，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强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后来分别被军委政治部追认为八路军的军歌和军队进行曲。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进行曲》又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全国解放后，又被确定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歌。成为伴随着人民军队永远胜利前进的传统的战歌!
　　郑律成同志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与公木同志合作《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的时候，才刚满20岁。第二年，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中国青年节筹备委员会，为奖励青年努力写作，繁荣延安的青年文艺活动，曾发起“‘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经过一年的筹备与评选，广泛征求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和各方面的意见，在1941年6月9日公布了评选结果。《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与马可的《吕梁山》、金紫光的《青年大合唱》并列获得音乐类作品甲等奖。当郑律成同志知道，这次奖金征文活动的奖金都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党和政府领导同志捐助的时候，他深受感动，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的希望、人民的重托和人民战士的支持。一定要为抗战、为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作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来。
　　《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的问世，尤其是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的创作成功，使郑律成同志在延安的音乐创作，在著名的《延安颂》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旺盛时期。音乐界、文艺界高度评价了他的创作成就。认为他的音乐创作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鲜明的个性风格，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激情澎湃的旋律，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认为他是在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艺术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国革命音乐队伍中又一位杰出的青年音乐工作者。
　　郑律成同志后来在总结他的歌曲创作经验时，还十分深情地联系到他在延安和抗大的生活。他认为：“有些同志看了作曲法，马上跟着学，歌曲是写出来了，但是没有生命力。要创作任何一个艺术作品，首先应该从内容出发，而不是从形式出发，人家的作曲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形式上是这样，感情上更是这样。”③他以《八路军进行曲》为例，说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开头，但是总觉得我们的八路军那么大的队伍，那么勇敢地向日本侵略者作战，他们总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光是这样开头太不够劲。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出我们军队的前进姿态是不行的。通过对战士在作战、行军前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形象的回忆，就加了“向前，向前，向前!”他觉得，对于我们的军队，非要这样表现不可。郑律成同志的这种感情，是延安生活，抗大的工作和生活，在党中央身边学习和生活所获得的!它是郑律成音乐创作生涯中最珍贵的收获之一。
　　从《延安颂》到《八路军进行曲》等的创作成功，在短短的两年中，郑律成从一位青年音乐工作者步入延安著名的音乐家行列。1939年年底，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烽火剧团、八路军总后政治部等音乐歌咏组织的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郑律成、冼星海、李焕之、杜矢甲等十余人为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的工作大大加强了。比如，组织延安大合唱团；举办新年音乐晚会，歌咏比赛会；出版《新音乐》月刊及音乐理论、歌曲丛书；与延安作曲者协会一起联合出版《音乐周刊》、《民族音乐》；主办“聂耳音乐奖金征集作品”活动等。郑律成同志以他直爽坦荡、热情豪放的性格，积极从事组织和领导工作。他是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大家都称赞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有一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在此期间，郑律成同志还创作了《延水谣》(熊复词)、《北方行》(沙旅词)、《伐木歌》(井岩盾词)、《准备反攻》(塞克词)等多首歌曲。着重表现了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军民抓紧生产，加强抗战，准备反攻，努力支前的战斗生活内容。
　　1942年5月，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郑律成同志应邀带病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郑律成反复地琢磨着这段话的深刻含义。他联想到自己和音乐创作实际和以后的创作计划，认为这段话对自己来说是太重要了。他坚决向领导和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尽快地奔赴炮火连天的敌后战场，同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敌后军民并肩战斗。郑律成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对一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一旦确定去做，就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拦了。这时候，他简直就像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一个肺结核病患者。组织上做工作让他留下，等病好以后再去。他说：不要紧。病魔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就是死，我想，也应该死在抗日的战场上。经过再三申请，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郑律成同志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最先下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位，奔赴抗日的前线。
　　这年秋天，郑律成同志背着行装，缠着裹腿，像一个八路军战士一样，离开延安，经晋绥抗日根据地，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他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正有一批干部要去晋绥根据地。曾经同他一起合作《延安颂》的莫耶同志也恰好与之同行。他们深情地唱着《延安颂》向延安告别。行进的途中，郑律成同志还时常给驻地群众教歌，用歌声做抗日宣传。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后，他还曾到太行山区任朝鲜青年军政大学教育长，并在抗日前线参加武装斗争，度过了战斗的两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他才又回到延安。这次在延安没有久留，他便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前进的步伐，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郑律成同志离开延安后，曾赴东北，到朝鲜，直到全国解放以后，定居北京，从事音乐创作。他一生写过近300首歌曲作品。成名作和代表作的大部分都创作于延安。尤其是像《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不但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的革命历史歌曲，至今仍经久不衰，为人们所喜爱。而且还将伴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成为鼓舞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继续奋斗的战歌!正如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中所说过的那样，歌声的流传是音乐家的最好的纪念碑。人民的音乐艺术家郑律成同志，也是一位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他也用歌声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
　　①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369页。
　　②转引自时乐濛《怀念郑律成同志》，见《郑律成歌曲选》。
　　③郑律成《歌曲创作的“源”和“流”》，载《人民音乐》198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