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边区首府延安，号称“民主圣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建设和文艺运动迅速发展，曾经引起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界的极大关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和各基层单位，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进程。边区的文艺工作面貌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
　　走向“大鲁艺”
　　1943年春节期间，延安文艺界举办了一个“欢迎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关于这次会的特写中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庄稼汉和做工的匠人，戴起红高帽子，敲着锣鼓，“欢迎”“进学”或中有“鼎甲”的“文化人”，哪有诗人、作家、戏剧家、音乐家来欢迎工人和农民呢?然而，在我们这儿，却是文化人在自己精心弹奏的音乐里，热情洋溢的掌声中，把一朵朵亲手制作的大红花，隆重地挂在劳动英雄胸前。墙壁上，街道旁，满贴着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文化和生产结合起来!”“笔杆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座谈中，都一致表示接受三英雄“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深入工农兵，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此后，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便开始了。文艺工作者把这次“文化下乡”形象地称做“走向‘大鲁艺’”。在“大鲁艺”，通过现实斗争生活实践，文艺工作者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创作室虽然没有精致的画台和谱架，以及其它高级用品，但这些不是我们此刻必须和能够获得的。我们的财产是埋藏在大众生活中间的艺术资源。采珠人在成千成万蚌壳里寻找珍珠，艺术家要在成千成万人民中找寻典型。他们说：“对于人民，土地与劳动相结合的一草，一木，一石，都必须给予爱情。描绘革命的人民，不能像在画室里描画石膏像一样冷静、客观，毫无热情，这样的话，顶高成就也只能是技术完整的照像，不可能成为有灵魂，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在这种“大鲁艺”的生活实践中，许多诗人、作家，美术和音乐工作者，不久即创作出自己优秀的作品，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小说有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等；戏剧有马健翎的《血泪仇》，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诗歌、美术、音乐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古元这时的木刻，不论从内容或技巧上看，都更加臻于成熟。陆定一同志在一篇评论中说：“古元同志的木刻，向来以描写陕北农村生活著名。他的木刻，富于民族气派，老百姓看得懂；情调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画面是明朗的，快乐的，但又是严肃的，丝毫不苟的。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农民的热爱，和对于农民情感的深刻体会。”其所以这样，“因为他曾在延安川口一乡政府帮助工作10个月，因而熟悉了农民的生活”①。(《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凡是参加过这一时期“文化下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一段生活总是难忘的。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期间，柳青同志激动地记下了当时下乡担任乡文书时的收获，题目叫《转弯路上》。文章中说：“秋后我们乡首先发动减租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和干部党员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仅不想延安，而且在县上开会日子长了，很惦念乡上的事。”“这难道是我个人的变化吗?不是的!这是我们全党全解放区在1943——1944年间的大变化”。而欧阳山直到1960年在为《高干大》写“再版序言”时还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仍然非常爱我描写过的那个主要人物高干大，他不是一个凭空想出来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
　　群众的艺术节
　　文艺工作者走向“大鲁艺”，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与艺术营养，自己也如同种子，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根发芽了，“文化下乡”不久，边区各村镇的“街头艺术台”就蓬勃兴起了。到处张贴着“街头画报”、“街头小说”、“街头诗”、“摄影新闻”。还出现了休假日的“街头教歌”，“街头音乐”和“街头朗诵”等。群众称赞说：“艺术工作者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街头来了。”而这种街头文艺宣传的最活跃的形式，最大的规模，便是1943年春节和1944年春节两度出现的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
　　还在文艺座谈会以前，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吸收话剧、歌剧、一些地方戏曲及民歌小调的特点，就开始摸索对旧的陕北秧歌进行改造。文艺座谈会之后，这一工作进行更加顺利。到1943年春节，大批新秧歌剧作出现了。新秧歌成为能够很好地表现新时代内容的新型歌舞剧，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新秧歌运动一出现，就表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据边区第一届文教大会的统计，当时边区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观众达800多万人次。
　　1943年春节，边区文协在延安举办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参加的有鲁艺、青艺、西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和群众业余剧社等十多支秧歌队。在延安城区，从南门到北门，从古老的城墙边一直到东区的乡村，秧歌队每到一处，群众的快乐情绪就达到高潮。观众蜂涌而至。场内秧歌队翩翩起舞，场外老百姓掌声起伏。每当秧歌队唱道：“猪呀，羊呀，送到那里去?”老百姓便兴高采烈地接唱道：“送给咱亲人八路军!”场内场外，气氛热烈。据当时的报载，仅鲁艺一支150人的秧歌队，在春节期间，就演出50多场。观众达三四万人。曾有好几次因群众的要求不得不开设晚场，以致路远不得回校，住宿在外，第二天接连演出。党校的邓发同志、彭真同志还给秧歌队每人赠送一双袜子作为对他们的鼓励。
　　如果说，1943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是以专业文艺团体为主的话，到了1944年春节，新秧歌就更加普及，多是以业余文艺团体和群众活动的形式出现的。这年春节出动的秧歌队达27队之多，节目在150种以上。他们活跃在延安城区和附近农村。其中延安市民秧歌队一共演出了9天15场，观众达4万多人。有一次在南门外骡马大会场演出时，全场观众足有近万人。这年的2月23日，保安处、延属分区、枣园、中央党校等八大秧歌在杨家岭会演。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文艺界负责人，大都前往观看。大家说：延安的春节新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
　　民间的文艺天才
　　随着文艺下乡和新秧歌活动的开展，继之而起的便是民间文艺的繁荣。当时的报刊，曾以许多篇幅报道过工厂文艺、乡村文艺、部队文艺的活跃景象。某部“嘉陵”团曾经办过一个“年终文化展览会”。参观的人们，都被战士的艺术创作才能感动了。在“战士画集”展室里，有一个小勤务员陈贵友的画本，从花虫鸟鱼到人物速写，送公粮、收电线、刺杀、冲锋、打柴、读书、喂猪、养鸡等战士活动应有尽有。而当人们问讲解员这些战士艺术的作用时，他指着一个战士自制的美观的笔筒。原来上边刻着两行漂亮的美术字：“筒内藏着笔杆枪，学会使用敌发慌。”
　　与此同时，许多民间文艺天才涌现了。60多岁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和著名盲艺人韩起祥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他们就更如鱼得水，以他们出口成章的诗歌和说书，活跃在边区文坛。
　　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访问过孙万福。无不为他的诗句所感动。
　　这朴实而又意味深长的诗句，评论者认为，只能出自翻身农民之口，它是艺术和劳动真正结合的产物。
　　韩起祥从1944年开始编新书，就受到边区文协的重视。由于得到文协说书组的帮助，他的创作才华横溢，创作力特别旺盛。仅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就创作改编了10多个新说书，约10多万字。他的新说书是直接为农民而创作的。语言和表现方法，都以农民能不能接受、喜欢不喜欢为原则。如他把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意思编成两句唱词：“它若不咬咱不招架，它若咬起戳狗牙!”这样的词句，真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①见《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