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而悲壮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曾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此期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也曾编排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乃至世界文艺史上“作家团结的豪华版”，成立过一个全国规模的重要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地区都建立有分会。譬如，文协桂林分会、文协成都分会、文协昆明分会、文协香港分会以及襄阳分会、宜昌分会、贵州分会、晋察冀分会等。在当时的情况下，文协各分会结合各地的特点，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延安，是当时全国抗日的模范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之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既是抗日根据地人民文艺的重要团体，又是抗战文艺运动的生力军。为抗战文艺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成为抗战文艺运动史上的骄傲。
　　一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简称为“文抗延安分会”、“延安文抗”，或直接称为“文抗”的。与总会和全国其他分会的简称都略有不同。
　　这与“延安文抗”的历史沿革有关。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那时候，党中央驻地还在保安。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曾成立过一个目的在于团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领导，以文艺为武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文艺团体。这就是“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它是由当时刚刚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倡议并联系，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洪水、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危拱之等34人参与发起，于1936年11月22日成立的。党中央对这个文艺团体的建立非常重视。它的名称就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议，最后才确定的。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凯丰等党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当时的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同志还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毛泽东同志热情地称赞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②。
　　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对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其它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开创，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协会的宗旨，全体会员协同努力，从事文艺创作，创办党报文艺副刊，进行文艺演出，推动抗战戏剧运动的开展；举行集会座谈，开展文艺问题的讨论；组织战地服务团，带动文艺工作者奔赴抗日前线等，做了不少工作。而且，与国统区抗战文艺工作者取得联系，例如曾致函西安、太原等地文艺界，为促进全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历史上，成为时局转机的枢纽。此后，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7年初迁驻延安，并于1937年9月6日③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曾一度改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随着抗日形势的新发展，上海、东北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始纷纷奔赴延安。文化界更大范围的抗日救亡团体“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11月14日在延安成立。这个文化团体是由周扬、朱光等参加筹备的。成立大会上选举成仿吾、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柯仲平等为负责人。党中央派洛甫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洛甫在大会上做了《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估计了30年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工作的不足和错误。会上，他提出今后的工作，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群众中、斗争中，特别是要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
　　“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随着特区政府的更名，于1938年初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界的群众性组织。文协内部包括有战歌社、文艺突击社、戏剧界救亡协会、音乐界救亡协会、讲演文学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民众娱乐促进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新哲学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会等。成为一个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团体。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力量比较雄厚，活动也开展得比较广泛而活跃。例如：
　　一、为推动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民间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提高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欣赏水平，对民间艺术的旧内容进行改造，使其为抗战宣传服务，以柯仲平等同志为发起人，领导成立了民众娱乐改进会。并且立即在民众艺术骨干中组织力量，成立了民众剧团、民众歌咏班等。特别是民众剧团，后来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很有影响的戏剧艺术团体。在改造秦腔、编演和普及秦腔现代戏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假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们把以陕甘宁边区为主体的解放区文艺，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文艺运动称为崭新的人民文艺的新阶段，把这个时期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雏形。那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则当之无愧地应该是现代戏曲文学创作的先行者，以马健翎剧作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戏，无疑是为我国现代戏创作起了奠基的作用。
　　二、在边区的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团体等，广泛建立文艺小组，经常地进行写作、评论和文艺研究活动。譬如，解放社印刷工厂文艺小组有组员30多人。他们除出刊墙报外，还编印了几本创作文集。女子大学文艺小组有组员70多人。经常举办文学讲座。曾写过200多篇稿子送交文协文艺顾问委员会修改。文艺小组在各单位及延安街头出刊的文艺壁报、街头艺术台等，层出不穷，并拥有大量的读者。
　　三、开展街头诗运动。印制诗传单，张贴诗画报，进行诗朗诵。当时他们提出，诗歌运动绝不应是诗人们的沙龙活动，相反的应是打入广大群众中的运动。不久，在文协所属的战歌社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边区诗歌总会，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了。
　　四、组织文艺工作团奔赴抗日敌后战地去工作。例如，仅1938年3月前后，就分别组织了有刘白羽、柳青等参加的第一团，雷加、高敏夫、草明等参加的第二团，吴伯箫、卞之林、马加、野蕻等参加的第三团，奔赴华北抗日战后去工作。
　　五、编印《文艺突击》。这是当时“全国文艺杂志中一个出色的刊物”④，1938年8月创刊，由奚原、柯仲平、西野、刘白羽等人编辑。边区的文艺家，都经常为刊物撰稿。出版社主要发行边区各地和华北抗日前线，给抗日军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艺术营养和精神食粮。
　　六、发动和组织了三次大型的群众性集体创作活动。一次是以“我怎样到陕北来”为题，“由许多从各地来陕北的人执笔，反映全国各地进步的青年是怎样由各种不同的道路走到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来”⑤的。第二次的题目叫“十年牢狱生活”(也叫“三千六百日”)，是由一位经过国统区十年牢狱生活的同志带动，许多在牢狱中斗争过的同志参加的写作活动。第三次是“五月的延安”。这是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很深的写作运动。编委会从350多篇来稿中选文50多篇，于1940年5月在延安出版，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部群众业余创作的散文集。为出版这部书，文协曾专门组织了由艾思奇、柯仲平、林山、徐懋庸、徐雉、张季纯、柳青、刘白羽、高敏夫等同志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征稿启示中号召延安的工、农、兵、学各方面人士都来参加，反映延安的新生活，“合著一部描写五月的延安生活的大著”，使其成为“抗战史诗的第一页”⑥。
　　此外，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还承继中国文艺协会创办的文艺副刊之后，在《新中华报》上开辟了党报早期的综合性文化副刊《边区文化》等，为我党领导的报纸新闻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1938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新中华报》副刊“边区文化”第二期发表题为“确定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专论，提议尽快召开全国各地文化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文协总会。并且，于3月下旬致函汉口，把希望迅速召开各省市文化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文协总会的建议，提交全国文协筹备处。而正是在此期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
　　从1938年春季开始，延安的抗战文艺活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部分队员、西安学生演剧队等相继到达延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教授也先后奔赴延安。陕北公学成立了美术组；延安城北门外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并附设了实验剧团、民歌研究会，创办了《鲁艺特刊》；前面提到的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五月的延安》征文、街头诗运动等，都是在此期间创办和展开活动的。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属文艺组织，经过充分协商联系，于1938年9月11日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这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直接前身。
　　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它是负了抗战中间文艺方面重大的要求而出现的，它要脚踏实地地做到选拔干部，供给(前线以)文艺食粮，建立抗日中的文艺理论”⑦。它一成立，便决定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人、农民、部队、机关、学校中，更加普遍地建立文艺小组，推动大众文艺的开展；成立“文学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评论、修改文学青年的作品，指导文学青年的文艺创作活动；号召并组织大批文艺干部到前线去，体验和编采抗日前线及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使文艺工作更加密切地为全民抗战服务；抽调力量，编辑出版好文艺刊物，供给抗日前线和广大工农兵以文化精神食粮；开展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为掌握和建立正确的文艺理论观点而奋斗。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为执行委员。
　　此后，延安文艺界与汉口及全国各地的文艺界抗敌组织联系更加密切。譬如，在延安文艺工作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戏剧界，首先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取得联系，于1939年2月10日在延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当时，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抗日军政大学文艺工作团、陕北公学剧团、民众娱乐改进会、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和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集体会员。成立大会是由诗人柯仲平主持的，王震之报告筹备经过，洛甫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讲话。会议选举了有30多人参加的理事会。理事长潘汉年，副理事长沙可夫，王震之、柯仲平、张庚、崔嵬、钟敬之、马健翎、颜一烟、李实、伊明等19人为执委和候补执委。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以戏剧为发轫，就其从事人数、活动范围、影响程度而言，在其他各类兄弟艺术之中，居于首位。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的成立，更加密切了延安文艺界与全国文艺界抗敌组织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因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延安又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是全国文协名誉理事，丁玲、周文、成仿吾等同志也是全国文协理事。延安文艺界自始至终都与全国文协保持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1939年2月16日，在延安创刊了《文艺战线》。这个刊物在号召作家为抗战服务，组织作者进行创作，开展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是对于全国的文艺界来说，它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⑧这个刊物开始是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所属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主办的，后来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编委除延安的周扬、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柯仲平、陈荒煤、刘白羽、陈学昭、卞之林、周文等外，还有当时不在延安，而在重庆全国文协任职的冯乃超及在桂林的全国文协理事夏衍等同志。而且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条件的限制，刊物还是由夏衍同志负责联系，在国统区的桂林出版发行的。
　　以上事实说明，延安文艺界，由于地处党中央所在地，更直接地接受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远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正式成立以前，就为抗战文艺的发展，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为促进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正式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经迁往重庆，并且于4月举行了第一届年会，选出了第二届理事会。这时，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已与全国文协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全国其他城市如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的文协分会已纷纷建立。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加强边区文艺界同全国文艺界抗战团体的充分合作与联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于5月14日在延安召开大会，决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正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会选举成仿吾、周扬、肖三、丁玲、沙可夫、艾思奇、柯仲平、张振亚、严文井、陈学昭、赵毅敏等为理事，张庚、洛方等为候补理事。会上还宣布了大会决议。如积极办好会刊《文艺战线》，繁荣文艺创作，开展文艺理论批评；抽调力量，加强和扩大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为培养抗日战争中所需文艺人才而努力；认真扶植工农兵文艺骨干和各机关、团体的文艺小组，指导文学青年的创作活动，为扩大抗日文艺宣传贡献力量等，
　　二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正式命名后，从纵的方面讲，属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个分会，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和指导；从横的方面讲，仍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一个文艺团体。由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已经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很大挫折，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最后胜利的远景也已经显现出来了。延安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也较大规模地展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便于1940年1月4日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称会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仍然简称“边区文协”。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非常隆重的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500多人，包括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教师、机关团体的文化干部和工厂的文艺骨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会议由吴玉章致开幕词；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问题的演说；洛甫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的长篇报告；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带病到会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并为大会题词：“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冼星海、柯仲平等11人分别代表音乐界、戏剧界等延安文化界各团体作了大会发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成立鲁迅研究学会、新文学学会等50余项提案。会议选举了文协领导机构。毛泽东、洛甫、王明、罗迈、林伯渠、谢觉哉、吴亮平、李初棃、潘汉年、许光达、艾思奇、周扬、乔木、肖三、冼星海、马海德、马健翎、柯仲平、丁玲、杨醉乡等97人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吴玉章当选为文协主任。其间，《新中华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的社论。大会还向全中国全世界发了宣言。
　　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提高，艾思奇同志在代表文协所作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以下希望和要求：“进一步提高艺术工作的质和量。为此必须：一、更大量地进行创作活动；二、更大胆地利用和尝试一切有用的形式，更具体地反映各方面的抗战建国斗争的现实内容，努力克服公式化倾向；三、有计划地开竞赛会、公演会、展览会、讨论会等；四、努力建立艺术理论；五、设法帮助艺术作品的出版；六、艺术界的工作者中间要开展到农村、工厂、部队中去工作的运动，努力与实际斗争生活相接触，但不反对创作时的单独工作。”⑨另外还提出要设立工农艺术训练班，培养地方文艺工作干部；动员民间艺术人材参加剧团，帮助民间旧剧团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边区各文化团体与全国各文化团体的联系等等。
　　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按照会议对文艺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希望，文抗延安分会为了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艺批评，研讨并加强艺术理论的武装，在《文艺战线》停刊两个月以后，于1940年4月15日又创刊了在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刊物——《大众文艺》月刊。这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办得很有特色。刊头《大众文艺》四个字是由毛泽东同志题写的。茅盾、丁玲、肖三、艾思奇、默涵、周文、荒煤、立波、曹葆华、李又然、方纪、黄钢、袁烙、雷加、曼硕、周仲实、肖向荣、公木、郭小川、刘御、雪苇、张季纯、王大化、向隅、胡蛮等，都在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译文和作品。朱德同志的《伫马太行侧》等四首旧体诗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公木的《岢岚谣》，郭小川早期的重要诗作《我们保卫黄河》也发表于这个刊物。特别是刊物为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发表的一组文章，如周文的《鲁迅先生和左联》、茅盾的《为了纪念鲁迅的60生辰》、丁玲的《“开会”之于鲁迅》、胡蛮的《鲁迅在生活着》以及肖三的《鲁迅在苏联》等，许多都成为比较珍贵的资料。茅盾同志赴延安期间，将鲁迅曾为他抄存的《中国青年已经从十月革命认识了自己的使命——答<国际文学>社问》的文稿，赠送给陕甘宁边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展览会。这篇文稿首次以中文在国内发表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另外，刊物很注意培养文学青年，除尽量修改刊登他们的稿件外，还举办了像“关于文学上的‘才能’问题”的讨论专栏等。而且，经常组织文艺小组对《大众文艺》刊物的编辑情况及其在读者中的影响，进行讨论，以促进刊物质量的提高，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在1卷3期的“编后记”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六月里，文艺小组组长联席会上，热烈地讨论了《大众文艺》的第1期，同志们提出了很多意见，尤其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是给予我们更大的鼓励和更多的勇气了。”事实上，这是文抗延安分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时期创办的《文艺突击》开始，他们就坚持差不多每期都要发文艺小组成员的作品。这不但说明文抗延安分会对群众文艺工作的重视，而且也是延安文艺小组在文抗等组织帮助指导下，工作活跃，创作繁荣情况的一种测度。
　　1940年5月到10月，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曾在延安生活和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页。茅盾同志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之一。文抗延安分会热烈地欢迎并积极参与组织安排了茅盾在延安的活动。
　　据资料记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迁渝后的第二年——1940年，原定4月7日在渝举行第二届年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因为这时候全国各地更多的分会已经建立，会员人数大量增加。总会要求各分会都在年会之前对全体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后因会员登记工作未能如期完成，经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年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而当时的重新登记工作，延安分会按照总会的要求进行得很认真，并提早给总会寄交了登记表。会员重新登记后，文抗延安分会的工作与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就在这一年——
　　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并创办了在普及边区的新闻、文化和文艺宣传中起了巨大作用的《边区群众报》；
　　在边区文艺宣传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成立，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写团名，此团在成立前夕，派员去内蒙考察五个多月，收集了大量民歌，创作了风行一时的歌剧《塞北黄昏》，成立后即分设美术组、音乐组、文学组，创作了许多好的美术、音乐、戏剧及其他文艺作品，演出了许多好剧目，后来，还成为新秧歌运动中一支劲旅；
　　延安诗歌总会和文艺月会相继成立，并各自创办了会刊《新诗歌》和《文艺月报》，《文艺月报》的创刊号，是以文抗延安分会的名义编辑的，从第二期起，才直接改为由文抗延安分会所属的文艺月会编辑；
　　就在这一年里，除过《五月的延安》正式出版发行外，延安还出版了重要的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编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
　　这一年，由文抗延安分会参与发起，隆重地举办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活动，筹备成立鲁迅研究会，组织了鲁迅文化基金募集活动，举办了鲁迅逝世四周年展览会，把经常性的鲁迅研究活动推进到一个深入开展的阶段。
　　到了1941年，文抗延安分会的工作在前一年蓬勃开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活动地域也不断向边远地带扩大、延伸。工作上更加注意点、面结合。例如文化基础较好的绥德地区和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三边地区，都有文艺工作者经常去深入生活，文艺工作和文化宣传都在各自的基础上得到更加活跃的开展。比如三边分区曾于五月份召开文艺界选举宣传座谈会，决定出街头报、演剧、编制小调、出版漫画等。与此同时，文抗延安分会的工作更加注意民族特点。这时候，已先后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关中回民文协。文抗延安分会各所属团体在文艺宣传中也给予了密切地配合。
　　还在1940年春季，延安各界成立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为奖励青年写作，发起“五四”青年奖金征文。文抗延安分会是文艺青年的挚友和老师，对此工作给予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并直接参加稿件的评审工作。此项奖金征文是延安规模较大的一次，特别是征文对象是青年，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征文评比活动于1941年6月揭晓。评出文学类甲等奖三名，乙等奖四名；戏剧类甲等奖一名，乙等奖二名；美术类甲等奖二名，乙等奖二名；音乐类甲等奖三名，乙等奖二名。据消息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都为征文活动捐助了奖金。
　　配合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安排的郭沫若、茅盾等诞辰纪念，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逝世纪念和追悼活动，文抗延安分会也组织了纪念会和追悼会。例如6月18日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到会人数达数百人。首先由肖三同志作了《高尔基——划时代的作家，社会主义美学的鼻祖》的报告，后由周扬作《关于高尔基的爱与恨》的报告。同时举办了高尔基生平事迹图片展览，“展品新颖珍奇，颇受观众好评。”(11)这一年的鲁迅研究活动也取得重大成绩，到鲁迅逝世纪念日，已出版《鲁迅研究丛刊》、《阿Q论集》、《鲁迅小说选集》数种，还雕塑了鲁迅巨型塑像，会上还散发了《鲁迅语录》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除此而外，还隆重举行了青年作家丘东平烈士追悼会等。
　　这一年文抗延安分会在培养文学青年上做出了特别突出的成绩。一个是发展、扩大并切实抓紧了文艺小组的工作，一个是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
　　延安的文艺小组，据1940年底统计，已发展到45个单位，共计85个小组，会员667人。延安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为加强对文艺小组的学习指导，于1941年10月1日编发了《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及其组织条例》。《工作提纲》在第三部分活动安排中就有：1.听文艺报告；2.参加文艺集会；3.参加定期举行的文艺讲座；4.经常搜集长征及内战时期(陕北土地革命及中央苏区)的故事传说及史实；5.经常搜集民歌、民谣及民间传说；6.组织讲故事会；7.写作竞赛；8.组织对外投稿；9.交换壁报；10.创作新的工作方式、研究创作；11.写工作日记等多项。《组织条例》中也对文艺小组的组织原则、组织条例、文艺小组区会组织、文艺小组总会组织、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而且文艺工作委员会经常派员到各地各单位文艺小组进行巡回检查座谈，以促进工作。
　　“星期文艺学园”是一个业余性质的文艺学校。因为授课时间在星期天，所以叫“星期文艺学园”。相当于现今的讲习所或训练班。它是在鲁迅艺术学院这种正规学校和文艺小组这种纯业余组织的交叉地带适应大批文艺青年追求文艺学习的一种业余训练组织。园址先设在文化俱乐部，后改迁文抗作家俱乐部。1941年6月1日开学。课程分为基本课和专题课。基本课是有顺序地讲授文艺基础知识，其中心课程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和新文学作品选、写作、世界文学、文艺理论等。专题课是由授课人自拟题目，配合基本课程的内容，作适当提高，其中心课程为名作研究。丁玲、周立波、白朗、艾思奇、何其芳、周扬、周文、吴奚如、吴伯萧、李又然、雷加、曹葆华、舒群、欧阳山、刘白羽、魏东明、肖三、肖军、严文井等都曾担任过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中还专门成立了看稿委员会，对学员的创作、论文进行审阅、指导。两学期共审阅学员稿件187篇。并择优推荐发表。星期文艺学园中有很多人成了延安时期和解放后比较著名的作家、戏剧家、诗人。如：戈壁舟、江帆、朱漪、钟纪明、晋驼、周民英等。
　　1941年下半年，文抗延安分会的工作又有新的扩大和发展。7月1日，与陕甘宁边区文协分址办公。7月2日《解放日报》曾刊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启事》。启事中称：“本分会为开展文艺工作，团结从事文艺创作及文艺运动同志，决定自本年7月1日起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嗣后凡有关本会信件往还及事务接洽，均请径函或移驾杨家岭本分会为荷。”到这时为止，文抗延安分会已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脱离从属关系，成为平行的文化团体。
　　此后，文抗延安分会选择8月3日鲁迅诞辰纪念日(12)隆重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总结了自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后文艺界三年的工作；提出了以后的工作任务；修改了分会会章；改选欧阳山、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扬、周文、肖三、肖军、罗烽等27人为理事。大会还讨论并通过了进一步加强与总会及各地分会的联系，加强本分会组织，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多项提案。并一致通过建议国民政府明令规定8月3日为中国文艺节。当天，《解放日报》还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文艺活动》，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够进一步推动延安及边区的文艺运动的开展，能够在全国的文艺运动上增加更大的力量。”
　　延安文抗分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之后，分会除加强力量充实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着力办好星期文艺学园外，还创办了抗战文艺史上又一个重要刊物——《谷雨》。
　　《谷雨》于1941年11月15日在延安创刊。它是文抗延安分会继《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文艺月报》等之后所创办的以发表文艺创作为主的大型文艺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艾青、丁玲、何其芳、肖军、舒群等都参加过此刊的编辑工作。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肖红》，吴伯萧的散文诗《书》，艾青的堪称为《大堰河——我的褓姆》的姊妹篇的长诗《我的父亲》，柳青的小说《一天的伙伴》等，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到1942年5月，《谷雨》还编发了“讨论文艺问题”特辑。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的反响，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月5日召开政务会议，为统一文化团体管理，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此后边区文委于2月9日成立。边区政府聘请林伯渠、李鼎铭、贺连城、吴玉章、徐特立、丁玲、柯仲平、艾青、周扬、艾思奇等27人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吴玉章为主任，罗烽为秘书长。从三月份开始，包括延安文抗在内的20多个文化团体，纷纷向文委申请登记。在登记过程中，据《解放日报》报道：文委秘书长罗烽谈：“一俟登记完毕，即将召集各单位举行座谈，重新全盘筹划各单位的工作，务使办一事而收一事之实效，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至于请领经费，文委如认为必要，可酌予补助，一切活动费用以自筹为原则”。这和当时整风、精减机构、节约开支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自《解放日报》2月2日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后，各单位都陆续开始整风学习。延安文抗分会于4月底开始动员、学习、编组，并由边区整风学习总会派徐一新作首次学习辅导，随即成立了由徐一新、郑汶、丁玲、刘白羽、黑丁五人组成的延安文抗整风学习分会，开始整风学习。5月1日，延安文抗分会等单位组织了女作家肖红追悼会。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此后延安文抗分会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其间，文抗分会于6月18日召开理事会，决定接受延安文艺界于6月15日至18日举办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提议，开除王实味会籍。11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文抗学完党风文件”的消息。消息中说：“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风学习比学风学习进了一步，尤其从反自由主义以后比较深入、细致”，“获得了鲜明的成绩。”他们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收到很大的效果。”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大约在1943年春天基本结束。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这次会议是1942年文艺座谈会之后又一次重要会议。凯丰同志和陈云同志在会上分别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此后，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便开始了。延安文抗分会住会会员，为响应中央文委的“文艺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纷纷下乡工作。因此，原有会址已无维持必要。便决定从5月1日起，撤销原会址，设通讯处于边区文协。并声明一切公私函件都可寄交文协柯仲平同志负责收转。至此，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基本停止活动。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于10月10日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文抗延安分会也相应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1945年12月23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交际处大厅联合召开座谈会，声援国统区文艺界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运动。大会由柯仲平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一、写信慰问艰苦奋斗了八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会同仁，并致敬意；二、致电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文艺界发起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三、宣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总会在抗战胜利后已改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现已相应改名，以后简称“延安文协”。
　　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具体组织、安排，数以百计的文艺工作者分期分批奔赴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文协延安分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机构随即自行撤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的重点也开始逐步转移到以“动员人民粉碎蒋军进攻”，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为口号的替战争服务的方面来了。陕甘宁边区各文艺团体，便进入了随军活动和武装宣传时期。1949年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仍然存在，通辖文艺系统工作。直到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建制同时宣告结束。陕甘宁边区文协也便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
　　早在1938年，艾思奇同志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一文中说：“文艺运动是抗战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它本身的发展，是和抗战中的政治军事行动分不开的。延安这地方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却在政治军事上是一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同样在文艺运动上，延安也能够尽量利用这低劣的物质条件，造成了一个抗战文艺的集团。”这位当时已负盛名的青年哲学家，不愧是熟稔文艺的里手。他准确地说明了延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正是在抗战这个总目标上与总会保持一致，在发展抗日的人民文艺事业这个总任务上与全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相互支持。而在地处延安这一点上，又与总会和各国统区分会有所区别，从而显示出某些独特的方面。
　　一、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基础相当薄弱，文化艺术生活十分落后。尽管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外人士认为延安已成为堪与重庆、桂林等地相媲美的“文化城”，但在广袤的边远地区，各级人民政府仍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普及文化教育的工作。这就形成了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启蒙这样一个历史的特点。而且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和日寇的步步进逼，文化的启蒙也离不开革命、抗日这样一个总目标，否则一失均失，一无所得。这便是延安文艺运动尤其是文艺运动初期为之依赖的现实。所以，有了革命的存在才有文化的启蒙，有了文化的启蒙才有文艺的发展，而文艺的发展又必须促进革命的发展。这样一个连环图，必然成为延安文艺运动所遵循的轨迹。延安文艺协会始终与边区文化协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在它的开始阶段和最后一段，边区文协都成为它的工作的代行机构。文抗和文协都始终把组织文艺小组活动，推动群众文艺的开展，当作自己工作的重心。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
　　二、延安是当时全中国民主抗日的模范区，是一个由先进的世界观指导的政党所领导的光明的地区。新的环境，吸引着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事实上，延安文抗分会，自1940年以后，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全国各地，包括重庆总会和各地分会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有许多甚至是当时的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延安为大家提供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广阔天地。耕耘者回到了土地!这使文艺家切切实实地悟出了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许多根本道理。因此，延安文抗分会工作的开展，一度相当活跃。创作的繁荣，刊物的涌现，远远超过了当时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基础。当然这里边也就包含着另外一面，有个别同志，由于阶级出身和世界观的限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或者在认识上的模糊。所以文艺整风作为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对延安文抗分会尤其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至于这一阶段其他工作基本停顿，那是另外一回事。整风运动所带来的文艺下乡，作为一个方向，一个特点，一个国统区文艺家所求之不得的新事物，周恩来同志曾把它介绍给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会和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得到国统区文艺家的无限赞赏和羡慕。
　　三、延安文抗分会比起其他各分会，从组织上讲，人员流动性大，活动安排很难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因为这里是抗日民主政治的中心，又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及抗日前线接近或连成一片。文艺工作者，包括分会会员及担任分会负责职务的同志，经常有机会，也有义务奔赴敌后根据地或抗日前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本身是一个抗战文艺团体，延安分会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与抗日前线气息相通，在抗日文艺宣传尤其是面向前线进行文艺宣传上，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状态，保持着最大程度的敏感。因此，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研究抗战文艺，这个领域能为我们提供不少新鲜的足迹和生动的资料。
　　四、延安文抗分会地处党中央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直接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为延安文抗的工作起了保证作用。例如关于组织和安排文艺小组的工作。为保证文抗所抓的这项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中央文委曾于1941年9月30日专门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单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了三点要求：
　　“1.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应把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负责将本机关学校对文艺有兴趣的人组织到小组中来。
　　“2.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只负责教育上的责任。关于小组的写作和研究上的问题，由各俱乐部与文抗分会接洽，取得帮助。
　　“3.各俱乐部应经常注意检查小组的工作，并在这一方面经常与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
　　文抗的许多会议，党中央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延安文抗分会的负责人或住会会员，甚至还有各分区会员，都是直接聆听者。一部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党对其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不断加强的历史。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和她所施行方针政策的吸引，在当时的延安不可能汇聚那么多的文艺家；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和从多方面支持帮助，在当时的延安文抗也不可能做出那么多的显著成绩；甚至连延安文抗分会的组织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在这里，文艺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3)，体现着或开始逐步体现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党性原则。在这些方面，延安文抗分会比国统区其他分会都表现得更为强烈。
　　以上关于文抗延安分会的历史沿革、活动概况及简单的结语，串述和总结都不一定十分精确。由于历史的推移，更由于当年延安人员的经常性流动，许多曾在延安工作过的文艺工作者、革命先辈们也未曾对这段历史做出完整追述。但是，延安文抗分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协组织中一个重要的分会，她在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足迹。所以，笔者根据自己所查阅的资料和较长时间的访问、调查、研究，写了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于这段历史的崇高的忆念。敬请当年在延安的文艺家不吝赐教。
　　①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见《新华日报》1943年3月27日。
　　②《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30日。
　　③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也根据笔者查阅《新中华报》刊头所署主办单位名称的演变推算；不过另有一说，成立于1937年5月，如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
　　④⑤《边区实录初集》延安解放社1939年12月版。
　　⑥⑦分别见《新中华报》1938年5月10日，9月11日。
　　⑧《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第404页。
　　⑨《中国文化》1940年4月15日第1卷第2期。
　　⑩《中苏文化》8卷第3、4期合刊。
　　(11)《解放日报》1941年6月19日。
　　(12)当时根据鲁迅农历出生月日，按当年年历，直接套为公历月日。
　　(13)转引自《马列文论百题》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