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往往要经过一些曲折和反复。特别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历史现象。然而总的趋向，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总能够作出更符合实际更接近真理领域的评价。关于延安文艺的研究，时间的积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延安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曾经在自己的革命史册上撰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没有这一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延安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史册上，同样是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没有她，中国现代文艺乃至当代文艺富有规律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酝酿于本世纪头两个十年。那时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年代。事实证明，在中国，这个阶级的软弱性是很难凭借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无产阶级恰逢其时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新文学运动的主流也开始向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轨道上发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当历史进入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候，无产阶级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在中国卓具规模地发展起来。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仍然是在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统治的地盘上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主要还是体现于思想领导和特殊条件下的组织领导。只有在延安时期产生的延安文艺及其他解放区文艺，才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既面临考验，又给予机会。它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面积不太大的“试验区”内，迅速的锻炼成熟起来。面临着向外国侵略者作战，向国内顽固派斗争的复杂局面，担负着既锻炼着武器，又锻练着自己的繁重任务。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地区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蜕变。一批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投奔延安，和这里的文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会师，形成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一批批新型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流向全国。街头诗运动、群众戏剧运动、新秧歌运动、文化下乡运动、群众新文艺运动此起彼伏地出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集“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教训与延安文艺运动的新鲜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近期目的和长远目标，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开始形成，党的文艺政策也基本诞生并付诸实施。因此可以说，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文艺向中国当代文艺园地转换的一块试验田；中国现代文艺向中国当代文艺大军交接的一根接力棒；中国现代文艺向中国当代文艺道路上前进的一座桥梁。
　　延安文艺作为现代文艺的一个发展和归宿，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其可贵的革命意义和崭新的审美趋向：
　　第一，由于这个时候文学艺术活动的地域发生了变化、“五四”时期、20年代乃至30年代，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所倡导并梦寐以求的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结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得以实现。作家、艺术家对人民群众生活真实性的认识和把握，有了切实的可能性。加上实事求是，对真实的执着追求，对浮夸空疏之风的反对这种延安文风所崇尚的审美理想的提倡，文艺工作者思想认识的提高和艺术修养的磨炼，使得文艺在真实地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思想和情操方面有了很大的自觉。这一点，许多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艺术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并且在作品中也都有生动的表现。欧阳山从写《七年忌》到写《高干大》，丁玲从写莎菲到写八路军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二，大家知道，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先驱张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文学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予以极大关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的文艺作家终于发现“救救孩子”的呼声未免空泛。于是人们把目光由人的解放逐渐向阶级的解放，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方面转移。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然而，文学艺术正面反映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和斗争，特别是反映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行动，终究要受到限制。而在延安和解放区文艺中，反映这种斗争却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得到提倡。这样，一大批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歌颂新社会光明的作品，真实地反映、揭露阶级社会假、恶、丑和人民群众真、善、美的作品，大张旗鼓地歌颂革命队伍中英雄儿女斗争壮举的作品蜂涌出现。因此，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直到延安文艺的出现，才真正地实现了文化创作主体和文艺接受主体两个方面审美重心的转移。这一变化，在新文艺领域，才真正具有二次革命的性质。《王贵与李香香》等诗歌，《白毛女》、《逼上梁山》等戏剧，《抗日英雄洋铁桶》等小说轰动一时，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人们不得不对延安和解放区作品正面表现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壮举这一生动景象刮目相看。
　　第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推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带来的“泼水连婴”现象，文学在挣脱了旧的封建的樊篱之后带来的“欧化”倾向，在这时才真正予以重视和克服。民族化、大众化在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的联系中，在“文化下乡”的倡导中得以实现。周恩来同志把新秧歌运动连同它的经验介绍给重庆文艺界的时候，使得那里的文艺家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能以实际行动走出这民族化、大众化的坚实步伐而惊羡不已。许多文艺家的创作道路及其作品，如艾青、贺敬之的诗，欧阳山、柳青的小说，周扬、周立波等的文艺理论及其实践，就是文艺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赵树理的创作就从这儿起步，更是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
　　第四，由于延安文艺描写的对象，反映的生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最终目的的革命斗争巨幅画卷，这种革命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内容的丰富性，时间的长期性，方法的创造性以及光明灿烂的前途，都要求创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来完成。于是这种创作方法和艺术精神，便在延安文艺中开花结果。譬如，《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史诗式作品的出现以及对于诸如以往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克服和突破，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总之，延安文艺在其实践发展中，对现代文学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形成的反思与更新，转换与进步，不能不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她的上述新特点、新风貌，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去观察，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文艺贴近人民、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态度，文艺的民族使命意识，文艺的大众化、群众化要求，文艺的现实创造精神和革命倾向性。所有这些，又使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中，思想意识、审美理想和艺术精神的取向达到一致和同步。这也正是她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无法取代的传统。应该说，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一种极可宝贵的财富。
　　当然，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在对于文学艺术的历史继承的认识上，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由于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也反映出它一定的历史缺陷。比如一些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小农意识及其狭隘的文学心理，小资产阶级情调，标语口号及其图解政治，还有文学批评上的简单化和粗暴做法以及对艺术性的轻视等等，对于后来的文艺创作也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些也同样应当给以足够的认识。
　　对于延安文艺历史的关注，是我读大学时就开始的。那是60年代初中期。然而真正有可能进行一些思考和研究，还是到了70年代末期以后。提到思考和研究，我不能不说，这本书稿中所表达的对于延安文艺历史的描述，明显地反映出我个人，或者说是我所属的一代人多少都具有的认识局限。假若我还要在这方面做些钻研，我将寄希望于自我超越；寄希望于各方专家、各位读者对该书稿的批评指正。
　　在这本小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要感谢曾经求教过的许多延安文艺界前辈；感谢指导我、关切我的师长；感谢曾给予多方面鼓励、支持和帮助的教研室主任蒋树铭、周健教授。我很感谢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陈泽顺同志的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出版学术著作难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把它当作重点予以发排，的确是对于拙著可贵的理解和扶持。
　　刘建勋
　　1990年8月30日于西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