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出乎意外。我同何其芳、卞之琳两位到延安，原是希望从延安转赴华北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象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一本散文报导，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
　　只有之琳一人被批准了立即去晋东南，后来写了《七一五团》及其他诗文，宣传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功勋，歌颂了我们党和毛主席。而且，约莫三个月左右，他就从太行山回到延安，随又几乎如期回到了大后方，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地区。而我同何其芳同志，则一直到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结业，才同部分同学到敌后深入实际，体验战地生活。
　　鲁艺创办文学系的时间，比较迟于戏剧、音乐、美术三科。在我同意和其芳留下来后，周扬同志要我作系主任，我辞谢了。一则由于学识有限，无力承担；二则担心从此难于有机会到敌后去。最后，只好请求在系主任名义上加上一个“代”字。
　　我同其芳初到鲁艺时，院址在北门外旧文庙后面，有窑洞，也有一些平房。宿舍和教室都相当散漫。南方人大都不习惯于住窑洞，幸而我住的是山坡下的平房。我记得，蔡若虹同志因为到得比我们晚，平房没有了，就被分配在窑洞里，但那眼窑洞已经出现了裂痕，可能崩塌，当时他又病了，由于初到，也不便于向组织请求调换!……
　　约莫两三个星期后，若虹同志的爱人夏蕾想和我一道去延安，已经在抗大学习的黄玉颀透露了他们碍于出口的隐衷。于是我立即向沙可夫同志、李伯钊同志汇报，要求组织上对这位在国统区有一定名望、热情奔赴革命圣城，愿对抗战效劳的专家给以必要照顾。他们两位当时都是负责鲁艺日常行政组织工作的主要成员，政策水平也高，于是很快就给若虹夫妇调换了宿舍，解除了他们的隐忧。
　　我和其芳是1938年8月到延安的，一个月后就到鲁艺文学系工作。当时物质条件同国统区比起来十分艰苦。没有固定的教室，一般都头上戴顶草帽，在露天里上课。遇到落雨，就挤在一眼较为宽敞的窑洞里进行学习。同学们一般只有用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矮凳，双腿上则放块较大的木板，权当书桌。尽管如此简陋，但精神却很愉快，因为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已经遍及全边区了。
　　课程呢，我主要是讲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此书早已由立波同志在上海翻译出版了。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夏衍同志的《包身工》发表后，所谓报告文学就在上海进步文学界流行起来。在我参加《光明》的编辑工作时，宋之的同志所撰《1938年春在太原》的发表，更引起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普遍重视。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引起的反响更大，因为它及时反映了当前有关祖国命运的伟大斗争，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宣传我们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建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借以促进国统区的改革。
　　当时国际上一些进步作家撰写的反映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通讯报导，有时也结合我国一些实际情况作为教材。而目的则照样是让同学们能够掌握这种新出现的轻骑兵式的艺术样式，使之能为抗日战争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改革服务。因为在到延安以前，乃至三十年代中期，特别经过“两个口号”论争，我在上海就学习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了。
　　在我们刚到鲁艺不久，以文学系同学为主，成立了一个文艺社团，名叫“路社”。因为要出墙报，同学们曾经写信要求毛主席给以指导。毛主席在回信上提出：“反映人民生活和写抗日的现实斗争。”而周扬同志还向我和其芳追述过当年初夏，在一个原本是短期训练班基础上扩建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典礼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过，文艺是团结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服务，要到现实斗争中去学习。因此，应该说，我们的教学工作，正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安排的，而且就在当年，我们同一部分文学系同学和一两位美术系同学，前往二十里铺参加秋收之前，经过计议，就决定把这次参加秋收作为深入人民生活，进行创作实习的大好机会。于是在院部领导同志和党组织同意后，我们就向那批将同我们一道去二十里铺的同学宣布，发动他们进行讨论，最后一致同意这样一项具体要求，返校后每人必须写一篇文章。
　　大家不仅同意完成这一任务，并且还把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注意的事项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首先，同学们应该分散居住，与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而且选择一个、两个有代表性、又有特点的农民作为自己向之学习，进行深入了解的对象，而这些农民也就是将来写文章的主要内容。由于他们大都是南方人，一直都在大城市上学，即或对农村生活有一定认识，但要写出已经翻身作主的陕北农民，任务就更重了。
　　我和其芳当然也不例外。归根到底，我们反复强调，这次参加秋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习任务，而将来文章写得怎样，即是否真实的或相当真实的写出了已经翻身作主的陕北农民和农村生活，将是考核我们学习成就的标准。讨论以后，其芳同志还把所有一致同意的各项要点，一条一款整理油印出来，分发给所有参加秋收的成员，随身携带下去。
　　我们参加秋收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星期，可这是最紧张的一星期。因为每天收工、晚饭以后，我同其芳还要分头去一些同学居住的老乡家里，探询他们当天在劳动和生活中，对于他们各自选择的对象有些什么了解，有时候还要请他们把所选择的对象介绍给我们，进行一次短暂接触和交谈。而在临走之前，则同他们进行一些推敲、建议，力求他们能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他们各自的对象，以利于将来进行写作。
　　最后，事实证明，只要你认真领会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建院大会上所作的指示，深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并向人民学习，就会取得成果，而绝不至于深入宝山，空手而归。这次，我们在生产战线上尽管只有一个星期，返回院部以后，同学们终于凑合着写成一本小书，题为《秋收一周间》。
　　在我残留的印象中，《秋收一周间》约有十篇左右的散文报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延安近效的农村面貌和新型农民，可是这本小集子至今下落不明!因为当时在作了一些必要安排后，我和其芳都忙于教学工作，而且就在当年十一月，按照院部的规定，我和其芳就同文学系部分同学以及其他系少数同学，随贺龙同志一道到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实习去了。其时荒煤、严文井两位已先后到鲁艺文学系任教。
　　按照院部预计，实习时间是3个月，而实际上我们直到次年7月才回到延安。而且，由于部队急需文艺工作者协同作战，各系都有同学留在一二零师。我记得，留下来的同学，有文学系的非垢、莫耶，戏剧系的成荫。美术系也有人，可我记不起是谁了。我们返回延安不到1月，大约8月初旬，鲁艺就从北门外旧文庙后面搬往延安东面，位于宝塔山与清凉山之间、延河之滨的桥儿沟。
　　由于边区以及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尊重劳动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风习特点之一，全部搬迁工作都是由教职员工和同学负担。我们不仅搬运自己的行李、用具，对于公用的笨木器，大家都欣然献出自己的劳力。我记得，在搬迁结束后的总结会上，我和其芳还曾受到过表扬。而杜矢甲同志的坦率则引起一阵善意的哗笑，因为他直言无隐、措词幽默地宣称：他做了一回哥萨克，路上摘了老乡的番茄吃!
　　桥儿沟离城区较远，半山腰的窑洞也修建得不错，山下边有一座天主教堂，可以利用起来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大会。当然更可为一些艺术表演提供场地。我从冀中返回延安以后，搬迁前夕，就曾经在那里为冼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而感到自豪。我同一般教员住的东山，与冼星海同志算是近邻。正中一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好几十米宽的场坝，他有时就在那里指挥学员组成的乐队进行训练。教员中一些小型座谈会也在那里举行。
　　搬到桥儿沟后，就由其芳同志作文学系主任了。我呢，教学工作也减轻不少，主要是撰写《记贺龙》，实际是整理我随同他离开延安，直到由冀中敌后返回延安前我随手记录的有关他的战地生活和谈话。而在这年冬天，完成《记贺龙》后，因为黄玉颀病了，又想念留在国统区的老母幼子，我就离开了延安，前去重庆，编辑主要由鲁艺供稿的《文艺战线》。
　　(载《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