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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延安文艺座谈会

何其芳


  1942年5月2日,庄严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约有100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其中有30人左右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师和干部。
  会址是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后面不远,和中央办公厅连接在一起的会议室。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是为了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建筑的,矗立在山麓,在延安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它的墙壁和屋顶都以石头为材料,屋顶采用桥洞式的圆拱结构。中央办公厅是两层楼房的西式建筑。在中央办公厅旁边的山上,就是我们去过的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时候的一排窑洞。一道飞桥从这排窑洞前面的一片平地直通办公厅的楼上。
  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也是早饭后就从桥儿沟动身,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杨家岭。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铺白布的长方形桌子。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总司令等,他们坐在一头。围着这个作主席台的桌子,三面都放了许多椅子、方凳和长凳。多数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都坐在椅子和凳子上。也有一部分人坐在长方形桌子的另一头。
  大家坐好以后,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宣布说:
  “大家等一等,毛主席一会儿就来。”
  果然不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迈着雄健的稳重的步伐从会议室的门口走进来了。到会的人都站了起来。从西边起,有陪同的同志向毛主席介绍文艺界的人。毛主席一一握手。其中有不少人是毛主席原来就认识的。然后毛主席以洪亮的声音说:
  大家都来了,开会吧!
  毛主席站在作主席台的桌子前,面对大家。作了那提出几个问题,而且认真讨论、就必然要引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来的极富于启发意义的《引言》。
  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特别是毛主席用亲身的经验来说明感情的变化那一段话,我感到是那样亲切、那样深刻、那样感动人、那样触及人的灵魂、那样富有教育意义。它使我第一次感到和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必须到工农兵中去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引言》的开头部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这是毛主席对鲁迅的又一次肯定。
  毛主席作了《引言》以后,大会讨论就开始了。发言是踊跃的,热烈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而且有争论。全体会议开了三天,不是连续举行,而是隔了若干天又开。第一次开了一整天。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的食堂吃了午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第二次会议是在5月16日开的,也是一整天。我还记得,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穿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方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钉。
  5月23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下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司令。在大会的第一天有人就作了这样一个发言,发言者以他惯有的傲慢态度,吹他自己。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然后他又说,他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还说:他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
  朱总司令的发言就是针对他说的,朱总司令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鲁迅的转变问题,朱总司令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亲身的经验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这些话,的确如毛主席所说,是讲得很好的。
  朱总司令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总司令的发言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讲要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朱总司令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在三天的大会讨论中,我们都看见毛主席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边,一面听大家的发言,一面在纸上用铅笔作笔记。朱总司令发言后,负责摄影的同志邀请大家到广场上去,利用还未消逝的西斜的阳光,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照像。毛主席的《结论》是吃晚饭以后,在由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煤汽灯的广场上作的。耀眼的白色的灯光燃烧着。毛主席手里拿着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就开始讲了。他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谦虚而又有风趣地开始讲他的“结论”。这是异常丰富、异常深刻、异常重要的《结论》。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发展。
  毛主席的《结论》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周密细致的完全正确的党的文艺政策。他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指导了我们的过去,指导着我们的现在,也将指导长远的未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这也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难道我们的同志讨论问题,真有从定义出发的吗?是真有的。有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发言一个多小时,讲的都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阶级性,形象性,等等。当时会场上就有冒失的人叫:“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会后,也有人讽刺地说:“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当时会场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但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讨论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也不是只在这一次会上才出现过吧。
  在座谈会上,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他们的剧团经常到边区各个分区去演出,受到群众热情的欢迎和接待。离开的时候,群众远远地把他们送到村子外面,并且给他们送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欢迎。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他这样大声说的时候,许多到会的人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
  柯仲平的发言也涉及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主席是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的。毛主席是肯定他们努力做普及工作的。但是毛主席在《结论》中讲普及工作是“雪里送炭”,“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之后,紧接着又说: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毛主席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还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晋西北回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发言中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主席对他的发言也微笑着点头。
  毛主席是很重视前方回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及其文艺活动的。就是这年11月,战斗剧社从前方回来,住在鲁艺总结工作,演出了他们在前方演的戏。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年11月23日,毛主席回信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这是毛主席对座谈会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作的总的结论。我听了这样的批评,才知道我和一些同志主张“歌颂光明”,也并不就是正确的。在《结论》的第四部分,毛主席对“暴露黑暗”论的种种论调作了尖锐的驳斥。在这里,对争论的双方都作了批评。从更根本、更高的原则来考察和评判这个争论,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当时听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觉悟都大为提高了。对毛主席的批评完全接受,完全心服。
  (节选自《毛泽东之歌》)
  

延安文艺回忆录/艾克恩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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