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事情，现在对于公众，是毫无意义的了，本来无须谈它。然而，一则，在自己，总是对一生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的历史事实，而且这影响今后还会继续起作用；二则，有一、两个儿女，或纯然出于好奇，或是真正想了解我，或者认为对于他们自己也有些间接的关系吧，常动员我把它们写出，让他们看看。因此，就来写一写吧。——这里要写的是我和毛主席的一些直接的接触。
　　我是主要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是非，只有党中央才能给我明确的指示。我倒并不希望肯定我自己的“是”，而希望弄清“非”在哪里，是什么性质，错到什么程度，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弄清了，我是能够服从真理的。
　　自从鲁迅先生1936年答复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我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过去，凡是受到鲁迅斥责的人，大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有的人，也以事实证明其为不可救药的分子，所以上海的很多人们，也认为我是从此完蛋了。有的人，则因鲁迅的文章中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句话，简直认为我就是反革命。周扬他们，也对我不负政治责任了。因此，我也考虑过，我去延安，也许会碰到很不利的情况。然而，对党中央的深信和问心无大愧，所以还是满怀信心地去了。
　　由于周扬他们对我不负责任，我又没有别的关系，去延安是很困难的。1937年底，我在汉口利用李公朴为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聘请教师的机会，先去临汾作为暂时过渡。1938年2月末，就脱离“民大”，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林伯渠同志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月10日，我拿了林老的介绍信在延安找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他让我暂住“西北旅社”，即中央的招待所。
　　在“西北旅社”住了两、三天，和我从汉口同去“民大”又同去延安的钟敬之，找到正在筹办“鲁迅艺术学院”的张庚，一说就到“鲁艺”工作去了。我却在一个星期之后被通知说，暂时到艾思奇和柯仲平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去住。八月以后，我才听人说起，那时中央要考察我一下。
　　《实践论》里面说：“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
　　党中央对我的考察，也是让我从以上种种活动中考察延安以后根据我的反应作出判断的。
　　住“西北旅社”的那几天，就有不少人来找我，除艾思奇、张庚等，原是在上海的熟人外，还有郭化若(当时中央军委的×局局长)、和培元(当时毛主席的秘书，是个青年哲学家，后来在延河游泳中淹死了)、张庆孚(当时任“抗大”四大队主任教员)、柯伯年……等。他们当时只是一般地访问，没有深谈，但已经使我初步吸收到上海所很少有的那种坦率、爽朗、诚恳的延安空气。
　　在“文化界抗敌协会”，我虽是一个暂时的客人，但也让我参加他们的包括生活检讨会的一些会议，我特别感到新鲜而强烈的是那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有一次，讨论伙食问题，大家提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鬼”(勤务员的爱称)的发言既有批评，又有建议，既坦率，又中肯，使我非常感动。在初到延安的两、三个月内，我的“考察”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人与人的关系的这一方面。
　　大约在3月中旬之末，由于何思敬、萧军等人也到了延安，原来从延安带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去的丁玲等也回来了。有一天晚上，由毛主席以及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一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潇洒得多。这一次他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我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我先讲，我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象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嚓嚓，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自己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
　　此后是中央宣传部召来的一次座谈会，有张闻天和中央宣传部的几位副部长吴亮平、杨松参加，成仿吾作了关于陕甘守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会上也要我讲话，我说听了成仿吾的报告，我才对党的文化政策，初步有了一个系统的、明确的概念。至于上海“左联”的工作，是糊里糊涂地做的，我觉得错误很多，但现在还没有能力分析，我相信今后在延安好好学习，一定会弄清楚的。
　　后来，当时的党报《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来看我，约我为报纸写文章。我当时正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一点儿启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利用。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请我去参加，吃饭时恰好坐在毛主席的旁边，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大约是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有一天我在城里闲逛，走到北门里的一个广场边，看到毛主席在对一个队伍讲话。原来以苏振华为大队长、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了。我就站下来旁听，听见他这样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背包袱”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他的讲话，觉得又新鲜，又觉得有什么地方很熟悉。回去仔细想想，才明白新鲜的是内容，熟悉的是与鲁迅讲话一样的深入浅出而多风趣(现在想来，主要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不过鲁迅讲演时，很沉静，不做手势，也不笑；他则姿势很生动，自己也笑。我曾经很喜欢鲁迅的绍兴腔，我同他个别交谈时，都用绍兴话，觉得很亲切。至于毛主席的一口道地的湖南话，我听起来却觉得特别的铿锵。我现在还觉得，一个人的讲话，只要内容好，而且出于真情实感，符合其人品的，实在是用他本人最熟习的语言说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文化界抗敌协会”隔壁就是延安的大礼堂，名曰大礼堂，其实很简陋，也不大，只容得三、四百人，然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而且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里，我也多次见到毛主席。
　　群众大会是在南门外的沙滩上开的。1938年5月以前，我曾参加过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审汉奸吉思恭的大会；一个是处理“抗大”的一个队长黄克功的大会。后一个会使我特别感动。黄克功是原红军的一个团长，是个优秀的干部。他在“抗大”工作时，同一个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但他那朴素爽直的工农干部作风，不合刘茜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所以刘茜后来不爱他了，同一个知识分子恋爱起来。黄克功一气之下，用手枪把刘茜打死了。党中央认为这事非常严重，决定开群众大会批判，处他死刑。在大会上，黄克功诚恳认罪，甘心服法，毫无怨言。群众中许多人发言，主张免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主席团根据群众要求，向党中央请求改判，但是党中央答复，还是要处死刑，说黄克功虽然确是一个优秀干部，过去有功，但这件事政治影响太坏了。最后，黄还是被枪毙了。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我听毛主席谈起此事，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那时，我通过以上种种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很愉快的。在党中央的人物中，只有张国焘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住在“西北旅社”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醉醺醺的，带着四个警卫员招摇过市，来同何思敬下围棋。延安的人，尤其是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工作很紧张的，谁象他那样闲散无聊。
　　到了5月中旬之末，我觉得应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信里简单地讲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其中也提到周扬，表示不满，说他“把我作为肥皂，想以我的消灭洗清他的污浊。”情绪有点愤激。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三点钟，华民来把我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星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我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我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我向来有个不好的脾气，至今也还是改不了，我同别人谈话的态度，尤其对于领导人，总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马虎和生硬，我说话就不自然。反之，对方使我感到很自然的时候，我就毫无拘束。在上海时，有人说，见了鲁迅，自己觉得受到一种压力。说话不能畅快。我对鲁迅，却没有过这种感觉。这回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个人，因为已经有好几次看到过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这回谈的问题虽然在我说来比较严重，但又看到他十分认真地听我的话，所以也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
　　他听完以后，就给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我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不但一个字没有放过，(现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原话的全部，原话还要多，大概讲了一刻钟。但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盯住他的严肃而慈祥的眼神，越听越入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
　　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我倒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我说：“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末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教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我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象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我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最后，他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象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塞维克，我要学习他。”他说：“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作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么?”我说：“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他说：“艾思奇你也是熟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到这里，谈话就结束了，我就告辞而回。
　　两三天后，“抗大”的训练部长陈伯钧就来接我到“抗大”去。我恰好赶上关于“抗大”三期工作总结和布置四期工作部署的大会的最后一天，林彪作了长篇的总结发言。毛主席最后讲了话，强调作教师的要安心，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当场表扬了张如心安心做教师的精神。
　　我到“抗大”，开始被分配在三大队一队工作。入党的问题，就是在一队向指导员段苏权提出来的。同时我也向陈云同志写信，要求谈一谈。陈云同志约我到组织部谈了两个钟头，我谈的内容和对毛主席谈的一样，不过最后强调了入党的要求。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并让我再同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谈一谈。次日，我同李富春同志谈了，内容仍然一样，富春同志说，入党的问题，除我自己提出外，他也将通知“抗大”政治部考虑。
　　七月间，“抗大”成立一个编译科，科长是曾涌泉，副科长是张成功，支部书记是谭政的妻子王长德，编译人员除一批从“抗大”各队调来的学生外，还有何思敬、焦敏之。我于八月间在编译科支部入党，候补期是半年。这中间，曾为介绍人的问题有过一些周折。
　　原来，我给艾思奇和周扬写信，请他们做我的介绍人。艾思奇很快回信同意了，周扬则久无回信。我知道周扬是不愿意的，当初的去找他，实出于无奈，因为我没有别人可找。有一个任白戈，是我加入“左联”的介绍人，但他那时还在驻庆阳的“抗大”五大队，不在延安。周扬既不答理，我也不再去催问。恰好有一天遇到钟敬之，谈起此事，他说张庚原是党员，钟本人已由他介绍入党。我于是请张庚做我的另一个介绍人，他同意了。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我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主席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他说：“你爱人现在哪里?”我说在浙江黄岩。毛主席说：“哦，牛郎织女嘛!那末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我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主席就对滕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我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把信写起来，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我这里来要了。就这样，到十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刘仁德就到了延安。
　　大概在9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们(萧克是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回延安的)。文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和我。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这个座谈会上，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1960年，他的诗词公开发表以后，我曾写了一首《临江仙》：
　　踏破岷山千载雪，
　　红旗飞越冰峰，
　　大同境界蕴胸中，
　　诗情和战略，
　　马背正交融。
　　记得延安窑洞里，
　　谈笑满座生风。
　　漫夸韩范是英雄，
　　纵能寒敌胆，
　　曾不识工农。
　　这末了的三句，就是他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上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
　　10月间，我到，“抗大”三大队担任政治主任教员的工作去了。三大队在北门外，离城较远，就不再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因为这个会总是晚上开的。
　　后来，毛主席用他的《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吃了一顿饭，并组织了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日机炸延安后，许多机关搬出城去，中央组织部搬到北门外去了。于是哲学座谈会就在中央组织部开，时间改在下午，会后由组织部请吃晚饭。毛主席仍然去听，我也去的。那时由后来大谈厚今薄古的陈伯达讲老子哲学，他的话我听不大懂。听了几次之后，因为工作忙了起来，也就不再去听了。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接着又是开荒运动；1939年3月间，我又随着三大队去瓦窑堡，7月又随“抗大”总校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这样就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我回延安以后，10月30日那天，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次我坐在头排，看到他已经发胖了。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机会。(1949年我在北京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委时，7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南工团全体干部和团员，我因生病，没有去成。)
　　虽然在1939年以后只见到他一次，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实际斗争的环境中间，经常学习他陆续发表的著作，是越来越觉得亲切，也在某些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的，特别是关于他的战略思想，因为自己在战争环境中，经常遇到各种复杂、困难、危险的情况，都是依靠他的及时的指示，才解决问题，得到出路的。在战争问题上，违反毛主席的路线，就会失败，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就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这是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在有些情况下，简直觉得他救了自己的命。例如，1947年和1948年，我在热河，率领我所领导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师生所组成的一个土改工作团，搞土改运动。执行了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错误的一套，特别是要求快，“限两个月解决问题”。我虽然没有认为整个是错误的，但对于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等做法是怀疑的，而主要由于感到自己的队伍的主观力量弱，不能搞快，只好慢慢地做。这就多次受严厉的批评，不但说我“右”了，还说故意拖延，违抗上级指示。幸而毛主席在1948年2月以后发出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指示，这才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但是，我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路线、政策的理解是很不全面的，也犯了不少错误。
　　对斯大林的迷信，也是我没有全面地学好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因。一直到1957年，我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一个是：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导师，而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导师；另一个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路线，毛主席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则要听斯大林的话，尊重苏联的经验。这是我在社会主义阶段犯错误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我的世界观方面。毛主席一贯提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没有认真接受教导。三十年代上海的乱子，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但我的“骄和躁”，起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我对毛主席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当时确是真心的。但后来学习了一些，在某些工作中也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一些成绩，于是又骄傲起来了，特别是急躁起来了。武汉大学的一段工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仔细检查，大方向是基本正确的，头两年也做出一些成绩，但是由于骄和躁，终于被撤职了。
　　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之下，对于艰险的物质环境，是不怕的，也能谨慎处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热河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很有信心的奋斗过来，取得了成绩。但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我却受不了委屈，禁不起打击，遇到复杂的情况，往往闹个人意气，以致该改正的错误也不承认，而该坚持的真理也不坚持，一味任性，终于败事。宋朝的曾子固批评王安石道：“勇于有为而吝于改过。”这九个字对我倒很贴切。
　　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和我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他很关心我，爱护我，支持我，给我许多教导，但是到了最后，我同他闹得个凶终隙末。1938年，毛主席不但对上海问题给我做了恰当的结论，而且亲自分配我到“抗大”工作，还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使我后来在前方的战争环境中，在军队的党组织中受到锻炼，得到不少其他文化人难得到的机会，这也是对我的很好培养。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我终于被划成“右派”，这却是我终身遗憾的事。
　　当前的政治情况也还是很复杂，今后我的做人也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在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之后，只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特别是做到不骄不躁，我有信心还是可以为革命做点有益的工作的。
　　1972年9月13日初稿
　　(选自《徐懋庸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