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年8月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来到延安的。在我到延安后的第三天，抗大开了一个欢迎新生的大会。毛主席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在抗大时，我有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我决心以后再不写诗了。我认为写诗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同时也因为我刚从国统区来，没有革命的生活，所以宁肯不写，将来再说。我当时还误认为文学无用，现在想来有些太偏激了。我原在陕南城固县西北联合大学毕业，在校时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认为国民党的那套教育是图财害命，我要求抗日，想直接参加革命。然而那时我并不了解，革命是仍需要文艺的。我去延安时还带了把提琴，后来听说延安成立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我很高兴。抗大毕业后，组织上要把我分配到抗大教书，我不同意，要求去“鲁艺”学习或工作。我说既然文艺还有用，我又会拉提琴，那么最好是去“鲁艺”吧。况且我还可以做点翻译工作。这样，我就被调到“鲁艺”去了。到了1939年左右，我又开始写诗了。我在抗大时也写了些诗，写了本诗剧，还演出过，但没有留下，诗剧的名字也忘了。我在鲁艺时写的也不是很多，也发表了一些。“鲁艺”成立一周年时举办了个展览会，展出了我写的几首诗。我记得我曾在大后方出版发行的《文艺战线》上(周扬主编)发表了四首，有一首写蒙古骑兵，郑律成同志谱了曲。郑律成同志喜欢我的诗，他说，我写的诗虽然是自由诗，但也好谱曲，当时我听了以后也感到很新鲜，他配的曲子，在《郑律成歌曲选》中也选录了。解放后他回到朝鲜。演出了他给我的诗配的曲子，受到了金日成将军的称赞。我还写了一首《小布谷》，他也给配了曲。后来我到干校劳动时，郑律成同志还给我来信，叫我把《蒙古骑兵》的歌词稍微改动一下，说要在北京演出。我修改了，但寄出不久，他就不幸逝世了。他觉得我的诗有点音乐性，他说，这可能和我会拉提琴有关。后来，《中国文化》也发表了一首我写的反映大生产运动的诗。《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诗。还有艾青同志编的《诗刊》、文抗出版的《谷雨》上也发表过一些。我前不久发现了我在行军的背包里带出来的残存诗稿，有些没有发表的，都写在一些碎纸片上。当时的条件很差，连纸也没有。我共理出七首，最近《诗刊》发表了三首。有一首写了一位司号员的牺牲，这是我离开延安时在行军途中写的。现在再看这些诗，也可以说是当时延安生活留下的点滴回忆。我主要写的是延安的老百姓。那时我还编了个诗集，但没印成。何其芳到重庆文艺界工作，临走时把它带去了，他交给了一个在桂林的人，结果这个人丢失了这本诗集。
　　我在延安还参加了下厂活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后，兴起了下乡下厂的热潮。“鲁艺”派我带领一个小组，到安塞的工厂里工作。小组里各种人物都有，有学文学、美术、音乐的等等，我是组长。到安塞后，我们分别到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等四个厂去。我在造纸厂，夏风是搞美术的，朱寨年岁最小了。还有龙天雨、林恰乐、孟余，我们主要是参加工厂的生活，准备创作。我记录了一些陕北革命的故事，可惜后来把这个小本子丢在北京菜市场了。故事的内容大致是刘志丹的活动，他们打安塞、和反动民团作战等等，都是工人回忆的。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去参加解放榆林的战争，没有打进城去。在陕北，我在延安中学教了几年书，后随校撤退到晋西北。我后来又被调到延安大学，在那里先参加了中等教育研究室，后又办了中文系。
　　1949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了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我就长期地搞这项工作。
　　在延安，我还参加了文协，开大会时去过，毛主席讲《新民主主义论》，我去听了。我在文协参加的活动不太多，只是在肖军主编的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我翻译的关于列宁的介绍。我还和一位同志合作翻译了都德的《磨房诗简》选本。因为当时我在“鲁艺”编译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周立波同志任处长。当时很少有外国书，不知是谁搞来了这本《磨房诗简》选本，是伦敦出版社的英法文对照本。周立波同志见到这本书后对我说，你是学法文的，那位同志是燕京大学毕业，学英文的，你们两位可以合译。解放初期，这本书在上海出版了。
　　延安时期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延安，我的诗的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尤其是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没有参加，但会后我听过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方向的一次讲话。毛主席是到“鲁艺”去讲的，他讲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精神。就在那时，我写了一篇评论何其芳同志诗歌的文章。实际上是为他打抱不平。因为当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何其芳六首诗的文章。我为何其芳同志辩护，但也觉得何其芳的一些作品仍有可商榷之处。那篇批评完全要否定他的作品，我认为不妥。我记得很清楚，正是听毛主席讲话的当天，在会场上，我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何其芳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人说他是从“右”边来的；但我们要知道：人认识革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他早年的散文也是很有成就的。
　　我最近还写了一些诗，发表在广西的一些杂志上。近年来，我一直仍坚持搞民间文学工作，这也是在毛主席《讲话》启发下搞的。我觉得，所以要搞民间文学，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需要，坚持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需要。
　　(周嘉向整理)
　　(载《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