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鲁艺”，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岁月悠悠，不觉已过去40多年。然而，每当我闭目抚鬓、追思往事，脑海中就会像演电影一样闪过一幕幕难忘的镜头：那熟悉的院址——延安桥儿沟的旧教堂；那座洒满阳光的小山坡；那火红的炭火盆；那些朝夕相处、同吃一锅小米饭的同学们……。鲁艺，那是我唯一进过的大学，也是一所前所未有的大学，它可以说是我笔耕生涯的摇篮。
　　1940年前后，八路军前线部队选送一些知识分子中的年轻干部到延安培训。去延安，这是当时同志们做梦都向往的事情。
　　我从兴县渡过黄河，沿着河岸大踏步地前进。一想到要去延安，不由得心花怒放，一路上只觉得天高地阔，春风得意。13天的路程，只用了9天半的时间就赶到了延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6月30日，第二天就是党的生日。
　　过了两天，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意到哪个学校去学习，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想去鲁艺，因为我特别喜欢文学。那位同志望着我这个19岁的青年，笑着摇了摇头，说：“上那个学校的都是艺术家，你可能考不上。”我执拗地坚持要去试一试。
　　又过了几天，那位同志面带喜色地对我讲：前方又回来一批艺术工作者，总政决定成立一个部队干部艺术训练班，由鲁艺的老师来教课，你就去那里吧。
　　当时的训练班简称部干班，就设在鲁艺的大院里，两排石窑洞紧挨着大教堂的西侧。我是第一批到那里的学员。训练班的课程是综合性的，除了政治课外，还同时学习音乐、美术、戏剧和文学，但允许有所偏重。我们一些喜爱文学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文学小组，大家推选我担任组长。后来全国著名的作家马烽、西戎、孙谦、束为等都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当时，担任我们文学课的天蓝老师，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总是那么和蔼、热情，我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就是在他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下完成的。
　　话再说回来。几个月后，在训练班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部队干部艺术学院(简称“部艺”)，要离开鲁艺，搬到桥儿沟的东山去。天蓝老师深知我的心愿，极力推荐我转到鲁艺文学系去学习。当时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竟破格免试录取了我。我终于如愿以偿，插班进入鲁艺文学系第三期，成为一名鲁艺的正式学员。
　　刚步入文学系，我的兴头一下子被面临的现实“吓”退了：我的同学们许多都是大学毕业生、诗人、才子等等，与别人相比，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土包子”。这样一来反倒刺激了我发奋进取的决心。
　　在我求学的年代里，从来没有象鲁艺时期那样勤奋刻苦，我开始领略到在获取精神食粮上，什么叫“如饥似渴”的含义。当时，延安的图书很少，文学类的书籍就更少了。为了一本书，有时我早早地等在图书馆门口；有时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到外单位去求借，只要能找到一本书，就恨不能立刻从头到尾把它“吞”下去。书，在人们手里不停地传递着，书页翻烂了，又重新裱糊好。
　　我们每周只上几次课，一般学习都在露天，冬天找块太阳地，夏天躲到阴凉地。大家一人一个小板凳，走到哪儿搬到哪儿，膝盖就是“自备”书桌。学习的专业课程有：周扬主讲的艺术概论，茅盾教授的市民文学，何其芳讲的古典文学和诗歌，周立波讲的名著选读等等。我记得名著选读课最受欢迎，每次讲课，别的系的不少同学都来旁听。周老师深刻地剖析《安娜·卡列尼娜》和《红楼梦》两部名著，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娓娓道来，其味无穷。引得同学们对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争论不休。
　　老师的教诲，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切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我的文学知识大大丰富起来，写作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久，我担任了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大家接触、交谈多了，便相处得更加亲密。同学中有了作品，大家互相提意见，生活会上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届党支部还发展了贺敬之、张铁夫、白原、万力等几位新党员。夏天，大家在河滩上漫步，在延河里游泳；冬天，围坐在暖暖的炭火盆旁边伸出一双双手，谈作品、谈作家，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大家风趣地称这是“炉边闲话”。那种红红火火的情景仿佛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
　　后来，学院里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名叫《草叶》，主编是陈荒煤老师。创刊号选登了我的一篇习作《搜索》。文章写的是晋察冀边区陈庄战斗以后，我们去战场搜索的情景。由于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描写的气氛、心理还比较动人。此外，我的几篇前方通讯，也分别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全民抗战》杂志上发表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2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
　　鲁艺的活跃生活令人难忘。每到冬季，我们开赴南泥湾一带去砍树烧炭，虽然天寒地冻，可是一支支自编的烧炭歌唱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平时，学校里经常排戏，演戏，有京戏，也有话剧，有时别出心裁演滑稽戏，反串戏。
　　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是各系轮流担任的。轮到文学系的时候，大家一起哄，竟把我推上了这一谁也不愿干的席位。当时正巧在竞选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我便组织大家敲锣打鼓，扛着周扬的画像到新市场和延安城去宣传，一连几天为周扬竞选。最后周扬同志虽然选上了，可把我们这些人累得够呛。
　　1941年隆冬，同学们离开桥儿沟，到各部队实习。我分到王维舟和耿飚任正副旅长的八路军385旅所在地——陇东庆阳。实习后期，我写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通讯《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虽然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却给我带来了麻烦。当时《解放日报》改版需要加强力量，中央决定从鲁艺文学系抽调一批人去“支援”。我这篇文章无形中等于一纸投名状，结果学院一个调令就把我和张铁夫从陇东实习地召了回来。
　　回到鲁艺，学校就动员我们到《解放日报》去。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为此，何其芳、荒煤老师找我们谈话，学校党委书记宋侃夫也来做工作，我们思想还是不通。最后周扬副院长亲自出马，晚饭后约我和张铁夫两人到延河边谈心。他讲：你们都是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再说当记者也并不妨碍成为作家，爱伦堡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我说我一点也不懂新闻，性格也不爱活动，当记者怎么能行呢?太困难了。周扬说，斯大林讲过，共产党员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不懂可以在工作中学嘛。就这样，我们随他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
　　1942年8月30日，我和张铁夫同志一起来到了《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
　　我在鲁艺的学习生活只有两年，这在人生的征程上弹指即逝。然而，我从中获得的精神财富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盆烧红的炭火永远在我胸中燃烧着青春的火焰；党组织和诸位老师对我的关怀指导使我心中永远充溢着革命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纯真、美好的感情；在延安的小山坡上用木棍钢笔刻下的知识，已成为我几十年来笔耕生涯的基础和力量。
　　(原载198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