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到延安的。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我在延安只管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是被尊重的，后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开会期间写了一首《毛泽东》。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我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爱听的。”接着他又谈了一些文艺方针。过了两天，他给我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把我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他了。
　　过了几天，他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我去了。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我的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他还给我的文章，在第一页的上面空白的地方有几个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他谈的主要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就根据当时所理解的程度，把文章加以改写、成了《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接着就是以毛主席和当时的宣传部长凯丰同志的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约一百人，前后开了好几天，讨论了许多问题。最后由毛主席发表《讲话》。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与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等的辩证关系，大家对这些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在文艺座谈会以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有一个老干部说：“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我在文章最后引了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座谈会上朱总司令说：“艾青同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我第一次听到了为工农兵的论点。总司令的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座谈会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回信说：“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在信纸的边上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后来，天也没有晴，我也没有收到他约我面谈的信，我就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等我从“三边”回来，延安开始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我进党校学习。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写了一些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受到了表扬；我参加了秧歌队，在总结秧歌队工作时，我写了一篇《秧歌剧的形式》。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鼓励。
　　接着，我和萧三同志到三五九旅去劳军，认识了王震同志。
　　1944年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模大会。我和贺敬之、杨绍萱等同志，因为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参加了大会。
　　经过了两年的“整风运动”，我到鲁迅文学艺术院工作。日本投降后，“鲁艺”分成三摊子，一摊子留在延安，一摊子到东北，一摊子到华北。我和严辰、贺敬之等五十余人到张家口。“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成为“文艺学院”，我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央美术学院。这简直成了我的“老本”，这“老本”就是从“面向工农兵”到“为人民服务”。当年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一直带在身边，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把信件都抄走了。
　　现在，事隔几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尽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农兵”，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
　　真是临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