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艺”由延安北门外窑洞里搬到城东十里的桥儿沟是1939年的事。这桥儿沟是一个小镇，南边临着延河，北面靠着一条不知道名字的山脉，在西是一条通往绥德、米脂、榆林的大道。因为是交通的要冲，在陕北来说，也还是个不寂寞的地方。在这桥儿沟的沟口上有一座天主教堂，里面除了礼拜堂之外，还有几十间石窑洞和瓦房，这些房屋在延安可以说是头等的建筑了。这么多的房子，其中只住了两个修女，我们就经过交涉，迁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后来经过扩建，并且在山上又增开了土窑，便成了抗战时期“鲁艺”在这时长期居住的地方。这时的院长是周扬同志。
　　这时国民党因为大城市都丧失了，抗日的决心越来越动摇，相反地，对做反共反人民的事却越来越起劲。几十万大军包围着陕甘宁边区，把它和大后方隔绝开来。不但在物资的供应上来了一个封锁，而且也断绝了大后方青年来延安的道路。这个时候，延安的生活是最苦的，干部学校缺乏新生来源，和敌后的交通也是非常不容易。就在这样的情况中间，“鲁艺”这种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就有了比较敏锐的反应。拿戏剧方面来说，抗战初期那种下农村、下部队的蓬蓬勃勃的热情逐渐衰退了；创作的抗战题材的戏演得少了；以提高的目的，这时的舞台上另换了一套与抗战没有多大联系，和陕北这种内地农村生活完全无关的描写大城市生活的戏和一些外国古典戏。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一些剧目，不论“鲁艺”或是“鲁艺”以外的，就有：《雷雨》、《日出》、《钦差大臣》、《结婚》、契诃夫的小戏等等。其中有一个戏，是我亲自导演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起门来提高的倾向最为突出。现在比较多费几句话来谈谈。
　　我记得是1940年下半年的事。这个戏名字叫做《中秋》，是第三届的学生刘因同志写的一个多幕剧。刘因文学修养相当好，也有一定的舞台经验，曾经写过一个独幕剧《良民》，演出效果很好，在“鲁艺”范围之内被公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剧作家。他生长在苏北微山湖边的农村中，对那里的生活很熟悉。这时微山湖西面已经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刘因就以那里做背景设想了一个敌后生活的故事，在人物、语言和一些生活细节上刻划得很细致，但是敌后的生活和斗争却完全是空想的，和实际可以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当时我们却非常欣赏它。这时我正领导着戏剧系和实验剧团的同志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拿这个戏作为试验，仔仔细细地排练起来，时间几乎花了半年，大家下的工夫真不少，可是演出之后，看戏的人都非常不满，甚至有的在看完后一直骂回去。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刺激，感觉得这样搞法很成问题。但是却又找不出更好的出路。刘因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革命青年，在每次演出散场的时候，跟着观众一路走，听他们骂，回来就对我们说：“骂的好!骂的真痛快!可也真听得脸发烧!”从此他就下了决心要回家乡去投入斗争，体验生活。不久他就走了。直至解放之后，我才收到他爱人的来信，知道他牺牲了。
　　在1941年，延安还演过几个外国的大戏，就是青年剧院的《铁甲列车》，党校的《马门教授》，和“鲁艺”的《带枪的人》。这几个，虽然是外国戏，但有的是反映十月革命的，有的是反法西斯的，而且表演的水平也比较高，延安的干部对这些都满感到兴趣。但是他们也有不满，说：中国的抗战这样轰轰烈烈，敌后的英勇事迹那样多，你们为什么就不演个把出来呢?
　　二
　　《带枪的人》是12月底上演的，跨过年就到了1942年，毛主席在2月1日党校开学的会上发表了整风报告。那时是叫整顿三风，整的是学风、党风、文风，反对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此开始，延安的各机关就进入了整风。整风的时间延长到一年以上，在这中间，毛主席于1942年5月间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且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还到“鲁艺”去讲过一次话，讲话的精神虽然和文艺座谈会上的相同，但都是针对着“鲁艺”的这群艺术界知识分子说的，可惜当时没有很好的把它记下来，以致现在这篇讲话没有底稿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广大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比做“大鲁艺”，他说，你们现在这个“鲁艺”是“小鲁艺”，光在“小鲁艺”里面学习和创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到“大鲁艺”去学习，先去向群众学习，然后你们的艺术才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鲁艺”整风整得很热烈，大家对院的方针任务提出了许多批评，一致认为“鲁艺”以前的做法是“关门提高，脱离实际”。周扬同志做了《艺术教育的改造》的报告，检查了教条主义的文艺方针。“鲁艺”的干部，像我们这些人也都检查了教条主义。那时我仍旧在主持“鲁艺”戏剧系。在整风以前我所领导搞的一套，基本上是搬外国的东西，如演外国的戏呀，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呀，等等，即使也有不是外国的东西，如也演一些中国的剧本，也都是描写外面大城市生活的东西，和延安老百姓毫无关系的。为什么不以老百姓为对象来演出，为什么要关起门来提高呢?这主要是洋教条在作怪。我当时做了这样的检查，并且下了决心要在行动上来改正。但是到底如何做法，当时心里一点底也没有。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拿艺术去和群众见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那时却一点也没有，过去参加救亡演剧队的时候也没有创造出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来。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果然到了一次群众宣传的机会上，周扬同志出了题目了。记得这次宣传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周扬同志的题目是：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这真是个难题，真叫人发愁，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好在已经整风了，学习了依靠群众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全院的同志来共同想办法，不管他是搞文学的，搞音乐的，或者是搞戏的还是搞美术的。的确是人上一百，武艺俱全，在“鲁艺”的确有些个多才多艺的人，像王大化啦、安波啦、贺敬之啦、李波啦，还有好些个同志。他们对民间的东西过去就比较熟悉，有的人民歌就唱得很好，于是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就凑出一整套节目来，有花鼓，有小车，有旱船，有挑花篮，还有大秧歌。作曲的作曲，写词的写词，排演的排演，练了两天，拿出来一预演，还顶红火热闹，于是就担着老大的心拿出去和群众见了面。大出我们意外的是，群众不仅看懂了，而且还爱看，秧歌队走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一看再看还看不厌的人，为数还不少。记得黄钢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报导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题目叫做《皆大欢喜》，就是记述当时延安的工、农、兵、干方面的观众看了秧歌一致满意的情形。从此，“鲁艺”的秧歌就出了名。
　　秧歌队的同志，甚至全“鲁艺”的同志都受到了很大的鼓励，记得王大化同志曾经感动地说：我从前在大礼堂(延安没有剧院，只有大礼堂)里演戏，一千来个座位还坐不满，演好啦，演坏啦，观众对我也很平淡。现在我在街头，在广场里演出，一场就有上万的人看，而且是这样热情的对待我，真使我感动得很。现在才知道艺术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是多么光荣，多么愉快。
　　秧歌队胜利回来，周扬同志就召集开会总结。他在会上指出，这次虽然成功了，但还是一个开始，就在这次工作中间，我们的缺点还很多。他指出我们的秧歌是新秧歌，要表现新时代的人物；旧秧歌有许多丑化劳动人民的地方，我们必须抛弃。比方王大化同志的打花鼓扮相就不好，头上朝天翘起一条小辫，眼睛上画两个白圈，这就是把劳动人民丑化了。我们新秧歌一定要把劳动人民扮成健壮英俊的，这样才能算是抛掉了秧歌的落后部分。的确，在这次的秧歌里，这类的糟粕是不少的，也有化上丑婆子戴上两个大辣椒当耳环的，也有抹白鼻子的，也有将脸上弄的很脏的。经过周扬同志这一指明，大家立刻觉得新秧歌的确应当不同于旧秧歌，应当美化劳动人民，应当表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从此开始，大家对搞秧歌的工作严肃起来了，感到自己所从事的乃是创造民族气派的新艺术的工作。
　　1943年春节来到了。在边区这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大节日，老乡们也习惯在这时候闹秧歌社火。“鲁艺”这回就以新的严肃的精神，以拥军优属、宣传生产为主题，组织了一批节目。这回的大秧歌的引头人换上了手拿斧头、镰刀的工人、农民，参加扭秧歌的人都化装成新社会的工、农、兵、学、商、妇女、儿童各色的人物。小节目里除了小车、旱船以外，还加了一个小秧歌戏《兄妹开荒》。记得是由路由编剧，安波作曲的，王大化演兄，李波演妹。这个小剧的创作过程是值得谈一谈的。原来民间的小秧歌剧多半是一男一女互相对扭，内容多少总带些男女调情的意味，如《小放牛》、《钉缸》、《摘南瓜》、《顶灯》等等。这是流行在山西、陕北和关中一带的小歌舞形式。当时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就采取了这个形式，但决定要去掉它调情的成分。原先本想写成夫妻二人，为了免去调情的感觉才改成兄妹的。再则既是戏剧，就要有矛盾，主题既是生产，似乎就应当写成一个积极、一个不积极才好，但仔细一考虑，一共才有两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不积极，那么怎能表现边区人民生产的热情呢?于是这才把戏改成了一场误会。
　　这场秧歌的演出真是哄动了延安，在大砭沟口的一场演出，据传说有两万观众(其实没有那么多)，从半山坡一直往下全坐满了观众。我记得曾有一张照片照下了这个情景的，不知道现在还有谁保存了没有?秧歌队闹到枣园，毛主席亲自来看了演出，还和同志们谈了话，给了同志们许多鼓励。有些老百姓，一直跟着秧歌队走，演到哪里，他们看到哪里，一天演上四、五场，他们也看上四、五场。
　　这场秧歌其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有新鲜的东西，工农兵一个个都是满面红光的，所歌唱的也都是边区的新人新事，赞扬劳动英雄，批评二流子懒汉。写的尽是劳动人民的事情，风格又健康、大方。老百姓称之为新秧歌，又叫它斗争秧歌，以别于旧秧歌，也就是老百姓惯称的“骚情秧歌”。“骚情”在陕北就是拍马屁的意思。过去过年，农民的秧歌队一定要上地主家去拜年，老百姓说，这是“骚情地主”。现在的秧歌呢，以劳动人民做主人公，说的都是生产的事，谁不积极生产就批评谁，所以说是斗争秧歌。
　　《兄妹开荒》这个戏很突出，李波嗓子真好，真嘹亮，几步路也走得漂亮，王大化尤其会演戏，他的嗓子虽不算最好，但他是演员，很会表情，因此老百姓尤其爱他，看过“鲁艺”的秧歌的，再去看时，不说去看秧歌，光说去看王大化去。这场秧歌演下来更加坚定了“鲁艺”同志们终身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心。从此以后，一有什么群众性的运动，“鲁艺”经常出秧歌队。它的活动我记得有：去南泥湾劳过军(现在电台上时常广播的《南泥湾》那支歌，就是这次去劳军时的秧歌节目)；为肃反运动也演出过。这时候，秧歌的节目渐渐偏重小戏了，像《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除奸》和《刘二起家》等，都是这期间演得比较多的节目。
　　三
　　这年，延安的秧歌闹的很红火，除了“鲁艺”之外，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团体都在闹秧歌，部队的文工团也开始搞起来。一些机关、学校也慢慢搞起业余的秧歌队来。到了这年的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感到延安的秧歌运动已经普及，就要求“鲁艺”等五个专业团休(它们的名字我记不全了)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工作，一面劳军，一面为老乡演出，一面也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分区去。“鲁艺”派定的地方是绥德分区，这是延安以北榆林以南的一个地区，所属有绥德、米脂、葭县、吴堡、子洲等五个县。这里人口比较稠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绥德、米脂都是较热闹的城市，两个地方都有中学。这是一个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所以还有地主阶级，同时又和国民党跟我们闹磨擦的大据点榆林接界，在边界地区常有些特务出没，我们的部队在这地区也较多。
　　“鲁艺”这次去绥德的团体名字叫做“鲁艺工作团”，那时还没有文工团的名字。参加这次工作的人，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王元方、丁毅、贺敬之、于蓝、唐荣枚、张平、马可、刘炽、时乐濛、韩冰、王家乙、林侬、陈克、张鲁等同志，还有我。到了绥德分区之后，又有绥、米两地中学的同学姜应宗、白龙、杜锦玉、刘金兰、王亚梅、田家凤等来参加。我们除了在城市里劳军以外，主要是到乡下去演出。们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行调查访问的工作，看看这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扬。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问，看这里有什么老艺人，有什么特殊的艺术；并且立刻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所唱的歌，搜集他们口述的秧歌本子。经过了这样一番调查之后，就连夜赶编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新节目在秧歌中间来演出。比方前一个时期在绥德。正遇上农村里搞减租减息运动，我们把当地的一些事实综合起来编了一个减租剧本，音乐用的是绥、米一带群众爱唱的道情调，这个剧往往配合着减租减息大会、和地主讲理的大会来演出，效果特别好。
　　这种快速的编剧当然比较粗糙，有的剧目不免演了几回之后就要扔掉，但也有的剧目不断修改加工，变成一个当时的保留剧目。比方《减租》这个戏就演得很长久。当然，也有的戏，在当时收集了题材，进行了编剧之后，一下子完不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排出来的。像《惯匪周子山》这个戏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戏是在子洲县搜集的材料，一直到了米脂的桃镇乡才完成的。子洲是在一个边沿地区，和国民党的横山交界，而边界又是犬牙交错的。国民党的武装政治土匪时常来骚扰村庄。土匪中间有这么一小股，它的头子叫朱永山，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曾参加过赤卫队，后来叛变了。这家伙来骚扰的时候比旁的土匪更残酷。我们到子洲的时候，县里的保安队恰恰把他逮住了，在审讯中，县委书记告诉我们，他的事很有教育意义，我们就由王大化、张水华等同志来着手编导这个戏。也搜集了事实，也上监狱里去和朱永山本人谈了话，但这本子写出来以后一直很干巴，也排不出一些生动活泼的场面。原计划是想在子洲演出的，但在子洲乡下转了一大圈再回县委所在地的时候，戏还没有排成，一直带到米脂。
　　米脂是个文化很高的县，老百姓非常爱好艺术。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旧历春节了。这时农民也比较闲，一到乡下，许多爱红火的人就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围坐在炕上，唱的唱、拉的拉、弹的弹，有的还带着锣鼓家伙来给我们演奏。这样自动的联欢会往往开到深夜还不肯收场。我们排《周子山》这个戏排不好，也就在这里到处找人帮忙。《周子山》这个戏的困难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一群人，从编剧、导演，一直到演员，没有一个人知道陕北的土地革命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想找一个有当年生活经历的人来帮忙，可是这样的人不多，特别是领导过这种斗争的人多半是干部，他们工作很忙，再说，一听到说是排戏就摇头不肯来，说是外行，办不了。这天到了桃镇。桃镇本是一个热闹的集镇，又加上在过年，红男绿女，游人很多，又听说“鲁艺”的秧歌队来了，特地来串亲戚的，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各村的秧歌队也有集中到这里来的，仿佛会演的样子。我们在这里一面学习者百姓的秧歌，一面也物色能帮我们排戏的人。果然找到了一位申红友同志，他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策划工作，又非常热爱戏剧。我们把过去搞成的戏排给他看，他一面看，一面指点，一面加词，一面自己也动作起来，忙得不亦乐乎，不到半天工夫，一场干巴巴的戏被他整成又生动活泼，又有声有色，土地革命时的气氛非常浓厚的戏了。
　　这个戏演出以后，到处受到欢迎。从老百姓到干部，从区乡干部到县委、地委的同志看了都满意，都说写出了土地革命时候的真实情景。后来这个戏一直演回延安，一直得到好评。王大化同志还曾把它的创作经过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绥、米一带的民间艺术非常丰富，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演奏、民间口头文学都有，不仅丰富多采，水平很高，而且很普及，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秧歌队、乐队，其中也有很多的出色歌手、舞蹈家、演奏家，有些人还是全能的。这些艺术的流传都不短，一辈传一辈，小孩子从七、八岁就跟着学，五、六十岁的老前辈就负着传授的责任。这样每年闹一回，从七、八岁闹到五、六十岁，年纪越大的，艺术上的造诣也就越深。因此，这个地方的艺术不但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相当好。我们这群外来人见了，真是赞叹不已。于是把全团的同志组织起来，挑选了那些最精采的去学习。比方，现在全国流行的腰鼓，就是那时开始学习起来的。现在非常知名的民歌《三十里铺》，也是那回学习来的。
　　我们在绥德分区一共工作了四个多月，回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44年4月了。回家以后才听说春节的时候延安虽然没有一个专业剧团，但业余的秧歌队特别热闹。它们也创作了许多好节目，如《一朵红花》、《陈家福回家》等，后来也很有名。
　　四
　　回到延安，一面总结工作，一面就在总结工作中间对于秧歌剧的艺术提高问题进行了一场讨论。“鲁艺”这个学校，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学校，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几个部分。但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作风，就是凡属重要一点的艺术活动是全院的同志都注意的，都感兴趣的。全院有好多种墙报上展开讨论。去绥德的同志在工作中学习四个多月以后，对于陕北的民间生活和民间艺术接触的比较多了，就不大能满足于秧歌剧现有的水平了。同时延安在春节期间演出的秧歌虽然热闹，但一看多了，就感到在表演、音乐、编剧各方面都有一般化的毛病，要求提高的呼声也是普遍的。就有王大化、水华等几位同志在墙报上写了一篇短文，认为秧歌戏应当重视舞蹈，而不应当用话剧的表演方法，应当多多向民间秧歌的表演方法学习。这个期间，边区正进行着扫盲、卫生、植树等提高文化水平的运动，在秧歌宣传工作里就演出了《夫妻识字》、《栽树》等节目。前者是马可写的，后者是贺敬之写的。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几个，我一时记不起剧名来了。这些小秧歌，从编剧起，就是贯串着一种要求更民族化的目的，剧本里无论是唱词或对白，韵文或节奏，整齐的文体较多，散文较少，表演上也加多了舞蹈或节奏性的动作，并且采用了一些戏曲里的手式和身段。这些戏演出之后，在院内引起热烈的争论，一派说，运用这样的动作和人物不调和，把人物表现旧了；另一派说，这样做很好，更民族化了，使得老百姓喜闻乐见。这个争论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当时的“鲁艺”，一般人的艺术趣味还是比较偏重洋一些，新一些的东西，对于传统的东西，特别是戏曲的东西还是有些不习惯的。因此，说这样做法不调和的人多些。
　　这时，长期坚持晋察冀敌后文艺工作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后方“鲁艺”来了。领队是周巍峙同志，重要的干部有卢肃、牧虹、邵子南、贾克、凌枫、洛汀等同志。他们带来许多敌后的新鲜节目，但都是话剧，如《把眼光放远点》、《粮食》、《合作社》等，题材既新鲜，表演也生动，而且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人物又都是河北一带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使得延安观众的印象为之一新。
　　他们带来的东西很丰富，这里不能一一的来谈，只说其中有一个晋察冀的新民间传说《白毛女》，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时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快要在延安召开了，各方面都在为它做准备工作。“鲁艺”是准备排演一个大型的，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新秧歌剧来作献礼。大家看了《白毛女》的故事，觉得很好，周扬同志便极力主张把它写成一个戏。他亲自主持了一个会来动员这件事。剧本是集体讨论的，最初一遍稿由邵子南同志执笔，邵子南同志有多年的晋察冀生活，在这方面是他的长处；但他不懂得秧歌剧的形式，所以写出来之后成了一篇朗颂诗剧，不大适合演。又由贺敬之同志执笔写第二篇稿，一面讨论一面写，一面写一面排。当时的导演是王彬(后来改名王滨)、王大化、舒强三位同志，作曲是马可、瞿维等同志，舞台装置是许珂同志，主要演员有：王昆、林白(饰喜儿)、张守维(饰杨白劳)、吴坚(饰大春)、邸力(饰王大婶)、赵起扬(饰赵大叔)、陈强(饰黄世仁)、王家乙(饰穆仁智)、李波(饰黄母)、韩冰(饰张二婶)。
　　这个戏的排演受到全院每一个同志的关心，大家热心地提意见，每排一段，每支曲子，都有各种不同的讨论。在排演过程中，现在还记得起来的重要讨论有：一、用什么语言、陕北话还是普通话?讨论结果是用普通话，因为这个故事不是陕北的，将来这个戏也不限于在陕北演。二、用什么音乐?作曲还是配曲?有人主张用民歌，有人主张用秦腔，有人主张在民歌基础上作曲。后来还是以民歌为基础来作曲，但在某些用民歌不足以表现的时候，就采用河北梆子的旋律来创作。三、用什么形式来演出，用不用虚拟的表演手法?如果用的话，用不用布景?如何用?后来决定还是要运用虚拟的手法，因为这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在这个基础上，布景就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面景，不用门窗，这样就可以调和起来。四、要不要运用一些戏曲的表演程式?决定不多用，但可以学习它的节奏强烈、带舞蹈性的特点来自己创造。关于情节处理上的争论尤其多，有几点重要的我在后面来说。
　　第一幕先在院内作了一次总排，看完了大家都说很好，很感动人。这大大增加了创作者们的信心。这样的创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久，全剧初排完毕，又作了一次总排，那时有几处地方和现在不同：一、喜儿在怀孕以后，黄世仁骗她，说要娶她，她相信了，并且有屈服的意思，后来经过张二婶指出这是骗局，她才如梦初醒。有很多人不赞成这点，认为歪曲了喜儿的形象，她怎能忘记了杀父的阶级仇恨去屈从敌人呢?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在那种具体环境下的妇女，往往有这种想法。但后来还是把这一段给去掉了。二、原来最后一场写的是喜儿和大春婚后的幸福生活。周扬同志指出，这样写法把这个斗争性很强的故事庸俗化了。后来才改成开斗争会的。但这时贺敬之生了病，这最后一场是由丁毅写的，并且以后的修改也是由丁毅执笔，所以执笔者就署他们两人的名字。
　　经过修改之后，作了一次预演，全院的人都来看，院外也有很多文艺界同志来看。总的印象是好的，很感动，很满意。后面两幕戏不如前面三幕戏好，特别是第一幕戏最好。
　　演完的第二天，创作者们到处去收集意见。有一个厨房的大师傅一面在切菜，一面使劲地剁着砧板说：戏是好，可是那么混蛋的黄世仁不枪毙，太不公平!我们当时觉得，对于地主阶级墓本上还应当团结，如果枪毙了，岂不违反政策吗?所以并没有改。
　　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党校礼堂，观众是七大的代表，全体中央的同志。毛主席也来看了戏。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出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来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意见一共有三条：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传达者并且解释这些意见说：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税化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很快广泛地流行起来的，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是不恰当的，广大群众一定不答应的。我们听到这些意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们演《白毛女》，并没有认识到中央同志们所说的这种深刻的政治意义，更没有理会到对于黄世仁的处理关系有如此之大。中国又到了形势转变的关头，而我们却认识不到，仍旧拿老眼光去看正在变化中的阶级关系。不仅如此，这也反映了我们很缺乏群众观点，不深入群众，也不了解群众，我们对于厨房大师傅的意见是不重视的，看不出来他的意见有广大的代表性，而中央的最高负责同志们的意见却是和群众的意见一致的。于是立刻动手修改，用枪毙黄世仁结尾。
　　这个戏演出之后，收到了成千的来信和意见，有的给我们很多鼓励，有的在很多地方提出具体建议，还有好些人不约而同的告诉我们，看了戏使她们回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她们的遭遇和喜儿很相似，因此她们一面看这个戏，一面哭得看不下去。其中有个同志把她的生活经历都写给了我们。从这些来信中，我们才知道白毛女的故事虽然带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却那么深刻的反映了中国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是那么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
　　《白毛女》这个戏的作用，的确是非我们的意料所及。后来果然像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所预言的，在所有的解放区普遍流行起来，在土改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到东北之后，有同志从山东解放区来，他说在胶东的农村里，每个村都演《白毛女》，每个村子都不止一个演《白毛女》的姑娘。其实，别的老解放区，凡是村剧团发达的，都是这样。
　　《白毛女》演出之后，在秧歌剧方面可称是提高了一步，同时也感到秧歌剧的名字似乎已经不能包括了，有人提出了“新型歌剧”的名字来，也有人说这个名字太洋气，干脆叫做“新歌剧”就很好。但也没有什么定论，一般人随口乱叫，有的叫“新歌剧”，有的叫“秧歌剧”。
　　五
　　到《白毛女》为止，鲁艺就再没有创作新的秧歌剧，以后主要是搞了几个话剧。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大家都十分兴奋，“鲁艺”全院沸腾起来了，同志们互相拥抱，互相抬起来抛掷，有的人还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沾上火油当火炬，拿着到处串。其实这一时的兴奋是没有经过理性分析的。中央的同志听见了这些情形，说道，不要太兴奋过度了，真正的和平、解放还没有来呢。
　　但新区的工作正在开展，在延安学习的干部也就大批分发出去迎接新工作。“鲁艺”立刻组织了两个文工团：一个华北文工团，一个东北文工团，出发到新区去工作。华北团里头有许多原“西战团”的同志，东北团却是去绥德搞秧歌剧的同志较多。整个“鲁艺”也没有迟多少时候，就都出发了。我们的目的是到东北去把“鲁艺”办起来。
　　临走之前，中央召集了一个会，周恩来同志讲了话，内容的要点是，我们走到一个新地方必须在那里生根开花，必须联系那里的群众，必须按照那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艺术宣传工作，绝对不能硬搬延安的经验。对于这回的讲话，我们都进行了讨论。然后才整装出发，除了少数年老的，体弱的，负责烦重任务的同志之外，全体都徒步出发，开始了新的长征——走到东北去。
　　(原载《戏剧报》196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