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了一辈子的京戏，成绩很小，感慨很多，想到延安，就怀有一种儿童回忆母亲的亲切那样的心情。我们1938年到延安，是为了学政治、学军事去的，绝没有想到要搞京戏，也从来没有听说共产党有一门课程叫京戏的。但是延安的文艺生活是热气腾腾的。到处是歌声：山沟里有歌声，延水边有歌声，延安宝塔山下无处无歌声。有一次在一个文艺晚会上，大家要我唱歌，我就唱了一支贺绿汀同志写的《游击队之歌》。可是这支歌的曲调和贺绿汀同志写的完全不一样，而是以京戏的“流水板”形式来唱的。大家感到新鲜，送给我一个哄堂的掌声。在我来说，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逢场作戏，想不到竟决定我一辈子的命运。这也并不奇怪，我党领导抗战，就要利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旧形式，动员人民的抗日工作。于是被“五四”时代所否定的京戏，却和共产党挂起钩来了，而且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我这个偶然性的行为，就和我党要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的文艺政策的必然性结合起来了。
　　延安的京戏(那时北京称北平，京剧称平剧，概念是同一的)活动，最初是由鲁艺领导的。我大体上记得(不太准确)最早的同道者有八人。其中有张东川、李纶、陶德康、王九臣、任均、方华、卜三、我。这几个人中间有迟来早到，留去不定的，也有新增加的，另外有些人的姓名已记不起了。这8个人是基本的，虽然后来也有变动。8个人只能成立一个平剧小组，附属在鲁艺的实验话剧团里。这个时期，演的是现代戏。如《松花江上》、《松花恨》、《夜袭飞机场》、《钱守常》等。记得鲁艺在1938年排了三个大戏，以纪念党的生日。一个是平剧《松花江》，一个是《农村进行曲》，一个是话剧《流寇队长》。同时也把“七一”这个日子定为戏剧节。平剧《松花江上》是延安第一个为抗战服务的现代戏，当时的影响是大的。应当说：延安的平剧活动，是为服务抗战开始的，即是为政治服务的开始。这8个人的活动，起了冲锋队员的作用。
　　这个时期京剧反映抗战生活，其它解放区也有，当时叫做“旧瓶装新酒”。做法也各有不同，一般是穿戴当时的服饰，打京戏的锣鼓点子，唱“西皮”、“二黄”的调子。可是那时也竟有穿戴表现古代人物的戏衣的。这种和内容太不调和的形式，不久便改变了。所谓“旧瓶装新酒”，说明对旧形式的利用是机械割裂的。瓶是瓶，酒是酒，没有内在联系，互相之间也不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的做法是，尽量选择那些比较能表现现代生活的东西，稍加改造，也要求有戏曲舞台动作的格式，以区别于话剧。戏的情节也是一样，既要求它体现现代生活内容，又要求它合乎京剧舞台的体制结构，这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因此，不仅在形体动作上要套用旧的程式，在情节结构上，也难免要套用旧的程式。比如《松花江》这出戏，便是选用《打渔杀家》的情节加以改造的；《夜袭飞机场》，便是选用《落马湖》的情节加以改造的。至于《钱守常》这出戏，在写作和排演上，对京剧旧程式的运用就比较灵活自由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解决得此较好，比较统一。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中，使“旧瓶装新酒”的割裂状态有所突破，旧形式和新内容的关系有了变化，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直到今天，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种困难，我们当时估计不足，京戏反映现代生活，还有很大的困难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解决。这说明延安搞京戏，最初是从搞现代戏开始的。说它是延安平剧活动第一个阶段也可以。
　　党中央认为改造旧形式，如要认识它、理解它，就先得要学习它，始能批判它。于是搞京剧改革，就有一个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1939年，党中央拨了两千块大洋由我和任桂林去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买了一份戏箱。又在延安机关学校选择了爱好京剧的(其中有票友)同志组织一个剧团，一部分同志是从鲁艺戏剧系调来的，如张东川、李纶、王一达、石畅、任均、方华、卜三等同志；一部分是从陕公调来的，如陶德康、李碧岩等同志；一部分是从女大调来的，如陈怀平、秦桢、曾荣等同志；任桂林、魏静生是从二战区京剧团来的；张梦庚、王九臣、简卜、徐特、李少成、朱明哲、刘晓生(石天)、梅松、阿良、浪影、贾风、展宇、孟刚、王铁夫、徐平等同志是从杨家岭机关、总政、抗大等机关调来的；罗合如、陈冲等同志是从国统区调来的；也有从北京经西安跑来的如李英良等。还有些同志因工作调动及其它原因，在剧团时间不长，姓名想不起了。最初，华君武、陈叔亮、成荫、张冶等同志也经常来参加演出工作。除团员外，那时还招了一批学员，成立一个学员班。有张墨中、范进才、侯铁山、刘宝才等10余人。鲁艺平剧研究团组织上命我负责。我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演戏，行政工作主要由罗合如、陈冲同志负责，我们也要演戏和司鼓。陶德康同志除演戏外主要负责教练工作。这个时候，主要是演出传统戏，这些戏大都是经过我们整理的。也演了一些自己新编的历史故事戏，如《宋江》、《河伯娶妇》、《大名府》等。
　　那时，在鲁艺先后担任院长的是沙可夫、周扬、赵毅敏等同志。平剧团作为鲁艺的组成部分，标志着被“五四”文化运动在理论上否定了的京剧艺术却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政策有了新的结合。这个结合，是出于抗战实践的需要，出于人民爱好民族传统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受到现实主义的教育。那时，负责戏剧系的张庚同志，已开始研究和讲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体系，平剧研究团的排演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我们的技术条件不足，创作态度是认真的，是从整体出发的；钻研技术，研究戏曲表演上形体技术和心理技术的结合。演出是很频繁的。凡延安各机关团体的文娱活动，以及中央接待外宾的文艺晚会等，平剧研究团成为主要的演出单位。一般的演出的对象，主要是延安的干部、学生和部队战士。他们的政治修养和文化修养以及欣赏趣味，反作用于我们的演出风格。后来，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和我们说：“我看了重庆的京戏，技术比你们强些，风格没有你们高。”这是延安平剧活动的第二个阶段。
　　1942年，贺龙同志把他在前方的“战斗平剧社”调来延安，和鲁艺平剧研究团合并一起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已经逝世的王震武、孙震、薛恩厚、栗金池、赵荣美、马宝峰、刘宪华等同志，现在还健在的张亦然、肖甲、袁广和、夏虎臣、白炳奎、玉兰生、王洪宝、牛树心、张一山、崔炳玉、许万恒、刘启才、韩宏道、杨呈祥、刘永汉、齐修林、齐济民等同志，都是战斗平剧社的演员、主要演员、领导者和工作同志。两个剧团合并后，演出阵容大大加强了。“战斗平剧社”是在前方锻炼成长的。政治觉悟、艺术水平都比较高，其中有部分是进步艺人参加进来的，丰富了演出的节目。延安平剧院成立后，毛主席亲笔题辞“推陈出新”，这是平剧发展的总方针。朱德同志题辞为“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同志题辞为“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李鼎铭同志题辞为“教亦多术”。这是延安平剧活动的第三阶段。
　　平剧研究院以整理演出传统剧目、创作历史戏和现代戏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那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并举”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继党校演出《逼上梁山》之后，平剧研究院创作了《三打祝家庄》，又继续编演了《上天堂》、《难民曲》等现代戏。平剧院重视集体创作。这点和刘芝明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党校的《逼上梁山》和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三打祝家庄》在排演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导演、演员对剧本的修改和创作的积极作用。
　　平剧院演员之间的风格是高的。主要演员之间，从没有因为争演主角而闹过意见，有互相谦让之风，注意培养新人。如张亦然在《三打祝家庄》中演宋江，后来就让给齐济民去演；《逼上梁山》的林冲，是由一个青年演员齐修林演的。王洪宝同志好演武生戏，后来便传授给学生班的张墨中、侯铁山等同志去演。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平剧院演出很少登海报，即使登也是只写戏目不登演出人名。争牌位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争牌位不争角的态度，决不意味着对演戏兴趣的淡薄和作风懒散，而是为了培养演员，要使整个演出提高艺术水平。
　　演员的舞台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举一个例子：演老生的罗合如同志，一个早晨他的妻子余明同志(前妻)因难产死亡，当晚在新市场有罗合如的《黄鹤楼》，他演的角色没有旁人代替。罗坚持不退票，抑住悲痛，把戏演完。他说做革命工作常有意外，但要尽可能完成任务。
　　平剧院学习技术是刻苦勤奋的。黎明即起，到山下广场(那时院址在小砭沟)练功，如在山头观望则见刀枪挥舞，翻腾跌扑，尘土飞扬，喊噪的声音四岳有回声响应。
　　平剧院经常为部队演出，野地土台，面临千万战士，夏不避酷暑，冬不避严寒，战士坐在地上，巍然不动，秩序井然，演员的情绪，始终不懈。我们也在市场卖票演出。陕北群众看戏，并不因语音不懂而不解戏情，京戏的表演艺术，他们是喜欢的。
　　现在我们要改革体制，要创造新的条件培养出戏曲艺术的大艺术家来。这就首先要认真研究戏曲艺术一系列的艺术规律，包括如何创造条件培养艺术家的规律。戏曲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戏曲的提高和发展，有利于推陈出新。戏曲的舞台艺术，主要不是靠文字传下来的。戏曲文学属于文词的当然要靠文字传下来；戏曲的音乐知识有的要靠文字传下来，有的不是；至于表演、导演，虽然也有若干记载，主要是由演员的肉体继承下来的，是由几十代几百代艺人在创造角色的时候，以他们的肌体筋骨经过精雕细刻的逐步加工，一代一代地传授到现在的。以这样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精神来对待民族传统，继承戏曲的舞台艺术，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极为敏感的肌肉感受和富有思想性又有剧场效果的文学思维的高度结合是戏曲艺术的最高表现。如灯光布景的翻新比较之下是次要的。戏曲搞现代戏并不是不要程式。以往的程式，应当把它当作“流”来吸取，还是要从生活之“源”提炼加工，不能照搬旧套，不是“旧瓶装新酒”。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过去估计不足，但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下去以完成党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以来，京戏处于低潮，说它有危机也不要泄气，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有一批坚持不懈为京剧事业奋斗一生的文艺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有好戏给人看，能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并使他们受到教育，有高尚的精神享受，京戏是不会产生危机的。
　　道路的前进总是曲折的。前进就是要经过曲折，戏曲的“推陈出新”也是一样。记得陆游有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绕过山重水复，就要经过好多曲折，才能到达一种新的境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曲折，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摔死了一些很有声望的好演员。戏曲演出中断了十余年之久，培养人才也中断了，青年人接不上了，好戏也少，似乎没有路走了。三中全会为我们开阔了路，柳暗花明就在眼前。在2000年后凭人头分每人要成为小康之家。京剧的家底太厚实了，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一份厚实的遗产，以创造社会主义的戏曲事业，使它在社会主义的艺术财库里成为百万富翁。
　　戏曲要活，就要理解人民的喜爱，要研究应该给他们什么东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决定的。但社会主义的文艺道路是广阔的，不能排除人民欣赏趣味的多样性。知识分子当然也要看戏，戏曲艺术也要满足他们，他们要看提高的东西。从整个的戏曲来说，必须首先满足更广大的群众。正如毛主席教导：“要使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统一，提高和普及相统一。”不要老是一律吃大锅饭。要研究观众之间看戏的特殊爱好，各剧种都有它特殊的对象。上海昆曲来北京演出，知识界、文艺界都喜欢，要是卖票，不一定每天客满；北昆也是一样。这就是剧种的特殊性和一部分观众特殊爱好的表现。艺术没有特殊表现，还有什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呢?
　　延安平剧研究院从成立到现在，要是从1938年的延安的平剧活动算起，差不多快到半个世纪了，当年搞戏的人都是小伙子，现在都成老头子了。那时，我们的政治条件是好的，生活条件是苦的，技术条件是差的，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对平剧是喜爱的，支持的。平剧活动对当时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同志下山之后，还在戏曲岗位上坚持工作，今天大家聚在一起，都感到老了。叙叙旧话，想想将来，似乎壮志未已，却又力不从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希望寄托在中青年身上。我们留给你们的东西很少，可是在延安搞戏曲的那些艰苦作风，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好的戏德等等优良传统，我想还是值得你们继承的。我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的京剧事业克服困难，奋勇前进，使京剧这支花朵在百花园中比美竞艳，使这一支综合性最强的京剧花朵开得千紫万红。你们将是人民心目中喜爱的花神。
　　(选自《延安平剧活动史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