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暑假后到延安中央党校的。那时毛主席兼党校校长，彭真同志是副校长，刘芝明同志是教务处副主任。在教务处下设有一个研究室，我就在研究室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被调到党校平剧研究院当院长。
　　党校排演《逼上梁山》这出戏，我参加了。那时我们研究室有吕振羽、王学文、何思敬和我。吕振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久就调走了。剩下王学文，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何思敬是研究国际法、宪法的；我是研究国内法即民法、刑法和工商法的。我原先在马列学院时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来党校后，彭真同志对我说，确定你搞法律了，这是工作上的需要，但不要把中国史的研究完全丢了。不久，彭真同志又对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们讲，能否把你们研究的范围再扩大一些?谁喜欢什么就自由搞它一些嘛!彭真同志这个指示启发了我们的思想，使我回想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报告里，曾讲过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代表者，今天我们进行文化革命，就应当以鲁迅的方向为基本方向。于是，深感自己对鲁迅的书读得太少，对鲁迅了解得很差。这就促使我下决心搜寻鲁迅的著作，并且也常去党校俱乐部看看排戏。有一次，正在看大家排演的时候，忽然想到《水浒传》中描写的一些故事，如逼上梁山就是描写农民起义斗争嘛，如果把今天革命的新思想加进去来演，不是更好吗?随后就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京戏剧本，交给了刘芝明同志。刘看后觉得不错。就交给在党校三部学习的齐燕铭同志看。他懂点京戏，看后赞同排演。学校就把齐燕铭同志从三部调出来，准备这出戏的排演工作了。
　　齐燕铭调来后不久，就开始排演。由刘芝明负责总领导，齐燕铭当导演。确定金紫光饰林冲，陆平饰林娘子，王琏英饰鲁智深，刘玉波(彭真同志的警卫员)饰曹正，邓泽饰李小二，张笑可饰李小二老婆，李波饰高俅，王禹民饰高衙内，孙炳元饰衙役头……。当时参加排演的这些同志热情都很高，象王琏英为扮演鲁智深这个角色，将已经留了20年的长发剪掉。在这些同志中，除齐燕铭外，大家对演京戏都是门外汉，只有抱着“七个外行三成懂”这种心思干起来了。
　　排演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剧本的台词太少，影响剧情的完满表达。我们就一边排演，一边增添台词，加一句不行，就加两句、三句或四句，直到大家认为合适了为止。对剧本的这种编法，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齐燕铭这样说过：“嗨!你这剧本就编得这样容易?”当时大家都不会舞台武艺，耍不了刀、杈、棍、棒，不会翻筋斗，京戏乐器也奏不来，等等。怎么办?我们一方面派人出外学习，如曲俊一有空隙就跑到延安平剧院学打锣鼓。另方面，齐燕铭把中央党校图书馆中有关戏剧的书籍搜集起来，下功夫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注意从党校青年警卫人员中，寻找有这种才能的人。那时，从前方来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带来一百几十名警卫人员，他们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人才。这个困难也很快地基本解决了。由于种种困难的克服，和经过一段苦排苦练，很快排演成功。正在这个时候，彭真同志决定，派人和晋西北区党委接洽，又买回了一套戏箱(山西梆子用的)，有了戏装，就更鼓舞了大家的排演情绪。这套戏箱我们一直使用到全国解放的时候，最后经阿甲同志把它从延安带进了北京。
　　对我们鼓舞最大、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当《逼上梁山》彩排那天，毛主席来看这出戏了。毛主席在看戏后的当天晚上，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鼓真同志，一封给齐燕铭和我。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瑞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①
　　从毛主席的信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戏剧改革的任务重大。何思敬同志当时就这样谈过，戏剧革命这不是个简单事情!现在看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考虑已久了，他对我们排演《逼上梁山》这样重视，是说明这次要解决旧剧改革的问题了。此后，朱总司令、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都来看这出戏，并且给了我们不少的指导和鼓励。
　　《逼山梁山》的演出，在延安发生了很好的效果。首先是为旧剧革新树立了榜样。那时延安有个平剧研究院，是研究平剧改革的，即如何把演旧剧与当前的伟大抗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这个任务首先由中央党校业余演出的《逼上梁山》实现了，使戏剧舞台出现了革命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中国戏剧改革，没出现在戏院，而是出现在党校。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同志听到后更着急了。他们以党校为榜样，接连排演出《上天堂》等四出京戏来。行政学院也排演出郭沫若的《屈原》等等。后来，中央决定把平剧研究院归并到党校。我们又演出了《三打祝家庄》、《升官图》等等，并在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进一步研究中国戏剧的改革工作。我还记得何思敬曾跑到延安中央图书馆，把中、外有关戏剧的书籍，都搜集到中央党校来了。这件事同样对我们影响也很深，促使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从事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工作。其次是活跃了机关、学校的文化娱乐生活。那时李富春同志看了《逼上梁山》等戏后讲过这样的话，中央党校的小鬼(指青年警卫同志)原来问题很多，他们从前方来到延安，远离家乡，有人就很不习惯，经过排演这些戏后，大部都稳定了。这就说明，搞好俱乐部的工作很重要。它能通过文娱活动，加强对干部、学员和警卫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鼓真同志的警卫员刘玉波也说：“这时我才懂得艺术的作用。”
　　延安戏剧改革，为什么能首先出现在中央党校呢?因为那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和准备召开“七大”期间，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和“七大”代表汇集在党校。因此，党校各方面的人才济济，在排演戏剧中除许多革命文化人、戏剧家外，还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将军、师团长、政委也登上舞台表演。《三打祝家庄》就是刘宁一等同志参加和领导排演的。陈赓同志在排演过程中，给我们大讲根据地抗日游击战的实际作战经验，怎样迂回歼敌?怎样攻城打坚?等等。这样在演戏中都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加进去，演得更加有声有色，逼真、生动，非常成功。
　　《逼上梁山》属于历史剧范围，《水浒传》的故事是旧形式，里边加入了历史的内容，例如“穿沟战法”，便是历史上农民对付外族内侵时，创造出的一种战法(见于《宋史·食货志》)。当时我们想，京剧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剧种，京剧得到改革，则其它剧种也会跟着改进。我们排演《升官图》的用意也是这样。《升官图》是讽刺蒋家王朝的现代剧，形式是话剧，京剧演员当然也能演，加上基本功，会演得更好；如果再加上京剧的唱腔，再发展表演身段，岂不就是京剧现代戏吗?那时为此做了初步的实验，效果也不错。当时廖承志同志看完后说，讲服装布景，我们不及重庆；讲功夫、表演，我们的戏比他们的好。
　　(选自《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
　　* 此文是杨绍萱同志生前，于1964年春，和一些同志的谈话后整理而成的回忆录。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