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兵的苦闷
　　1939年时，我才十八岁，那时还没有做专业演员(在抗大学习)，只参加一些业余的文艺活动。1939年的冬天，学校为了纪念“一二·九”演出了五幕话剧《一二·九》，我扮演其中主要角色学运领袖之一。由于当时被革命浪潮所推动，革命热情很高，再加之自己也熟悉学生生活，因此这次演出得到抗大同学以及校外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也被他们誉为有希望的业余演员之一，大约，这就是我以后成为专业演员的基础了。不久，我真的转入鲁艺参加了专业的话剧工作(在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担任演员工作)。这时虽然经常参加演出，却很少获得像演出《一二·九》那样的赞许，甚至有时还遭到有的人的讥讽。如有一次我扮演《佃户》中一个农村姑娘，曾被人讽刺为在扮演“英雄与美人”。听到这种反映，内心当然难受，我还为此流过眼泪。后来才逐渐明白，我虽然是穿着农民的服装，但思想感情、语气、动作却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知道了毛病所在，可仍然找不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我曾经把希望寄托于更多的舞台实践，后来，又接着演了好几个戏，应该说舞台生活比较熟悉了，可表演上却仍然没有根本的起色。舞台实践并没有解决创作上的问题。怎么办呢?于是，我又想求助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但也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我沉溺在苦恼中，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
　　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步
　　正当我处于徬徨、苦闷不知所措之时，延安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1942年5月党又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延安文艺界中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针对当时延安某些文艺作品的错误倾向(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以及较普遍存在的关门提高等问题进行了批判。这次学习震动了我的思想，使我这个年轻的文艺新兵受到一次启蒙教育，开始认识到革命文艺应该面向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有了认识，不等于就能正确的行动。1942年五、六月间初步学习了会议文件之后，在这个学习热潮下，七月间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我们鲁艺到茶坊进行一次“七月宣传”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为工农兵演出。当时我在苏联话剧《海滨渔妇》中扮演一个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乌克兰姑娘。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和我国抗战没有多大联系，和陕北的农村生活也毫无关联的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以及生活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是当时当地群众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观众的欢迎。再加上我们以为给工农兵演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下去之后只是晚上演出时在舞台上和工农兵见面，平常根本没有和他们发生联系，甚至连主动去听取一下群众对演出的意见都没有，更谈不上深入工农兵群众和他们交朋友谈知心话了。这次的巡回演出，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群众不赏识，英雄无用武之地。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演出?我们的演出怎样才能获得工农观众的喜爱呢?我心里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
　　热火朝天的新秧歌
　　回来之后，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大家在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方面都进一步得到提高。我们的学校鲁艺特别针对“关门提高”和“洋教条”做了深入而热烈的检查和讨论。这时我才明白了：不仅要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为他们服务才能达到真正服务的目的。而根据当时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然而，到底什么样的创作才是“雪中送炭”呢?我还无法得到答案。
　　冬去春来，1943年的元旦就要来到了。这时领导上发动全院同志准备一些节目，与当地群众联欢，共贺新年，并宣传中共中央新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政策。领导要求这次宣传不仅内容能使群众懂得，而且形式上要使群众喜闻乐见。全院同志热烈响应号召，特别是一些熟悉民间文艺的同志们(像安波、王大化、贺敬之、李波、单路由、刘炽等同志)就大大的发挥了他们的才能，搞出了花鼓、旱船、小车以及大秧歌等许多节目。这一次一走出大门就意外地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它为新秧歌，许多群众追赶着看个不够，就是干部也追随着秧歌队流连忘返。被群众誉为“鲁艺”家的秧歌就这样出了名。在这次胜利的演出之后，周扬同志召集了会议进行总结。他指出这次虽然成功了，但还是一个开始，我们的工作中还有缺点，例如我们的秧歌是新秧歌就应该表现新时代的人物，旧秧歌中丑化劳动人民的地方必须抛弃(这是指秧歌队中的化装仍把一些农民形象画上三花脸或是丑婆子等现象)。经过周扬同志的帮助，大家信心百倍，以更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有历史意义的新秧歌运动了!
　　接着，春节来到，“鲁艺”秧歌队以配合春节的宣传中心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为主题创作了更多的新节目，特别歌颂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精神。真是内容丰富，花样繁多，大秧歌中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三花脸和丑婆子再也没有了，而代之以新社会的工、农、兵、学、商、妇女、儿童等各色人物。最轰动的要算王大化同志与李波同志合演的小秧歌剧《兄妹开荒》了。这次演出的盛况真是空前，秧歌队每到一处都是满山遍野地坐满了人群，广场上还里三层外三层的站满了观众。他们聚精会神，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广场上的表演，不时地被剧情引逗得发出欢畅的笑声。欢乐之声回山震谷地响彻了革命圣地，鼓舞着山谷的广大人民，也激荡着我们这些年轻文艺工作者的心弦。群众的欣赏热情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脑子里的问号逐渐得到解答，深深体会到“雪中送炭”，不仅是要把节目送上门，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他们的生产和斗争，他们所熟悉、所关心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情感。特别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这一年的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和给当地老乡演出，并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鲁艺去的地方是绥德分区。这个决定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要求，大家都急于想赶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可领导上此时偏偏不要我们匆促下乡，要我们不仅排练好演出的节目；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作好深入细致的准备。为我们请了许多下过乡的同志介绍他们的下乡经验，领导上还再三告诫我们：不仅要有和群众生活一起的决心，并且要懂得怎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首先要求我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改变小资产阶级那一套脱离群众的生活方式……。这时候我们开始走向崭新的战斗生活。我就像刚入伍的八路军新战士一样，学习着怎样给群众打扫房屋和场院；给老乡担水；用陕北方言和她(他)们拉着家常……。几个人挤在老乡的一铺热炕上，没有人吵着太热或太挤睡不着觉了，也没有人不顾实际条件地讲究卫生了。这样，我们就像吸铁石一样，每到一处，都有些老太太、小媳妇、大姑娘或者老大爷和男子汉把我们围得紧紧的，那种融洽的关系有如暖流一样温热着我们的心，再没有七月宣传那种冷冷清清的滋味了。
　　其实自从参加革命之后，我有不少可以接触农民群众的机会，却熟视无睹，几年来一直关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里和群众格格不入。这时当我突破了这个小圈子真正接触了工农群众，我感到不仅生活充实丰满而且眼睛也突然明亮起来。短短的四个月很快地就过去了，但却给我这个文艺新兵留下了新鲜难忘的生活感受。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景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他们的劳动热情，工作智慧以及生活中的幽默天才都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之中。这时我才开始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的道理。像我这样一直生长在大城市刚刚迈出学校大门，根本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青年，是在经过了—段长时期的摸索和实际生活的教育之后，才开始真正领会这一似乎很平凡的真理。
　　这里，我回想起影响我表演创作的一个深刻难忘的生活片断：有一次，我们在双谷峪参加群众一个追悼公安烈士的大会，无数的民兵扛着红缨枪，无数群众列着整齐的队伍前来，静静的会场给人一种肃穆庄严的感觉。忽然大家目光都转向人群的背后，我也抬头望去，原来远处一个农民牵了一头毛驴朝着会场走来，驴上坐一个身穿素服的中年妇女，由她脚上的白鞋和她沉重的心情，我很快明白这是烈士的妻子。她垂着头无言，也没有哭泣，在她悲痛的眼神里，我好像看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精神状态，那是什么呢?我不能一下解答，也不能忘却。晚上我躺在炕上苦苦地反复思索，终于我懂得了她那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眼光，就是觉悟和力量。这是她在和丈夫长期共患难的战斗生活中所获得的。所以，在这沉重的打击下，她没有被悲痛压倒。她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像影子一样时时跟随着我，成了我不久以后创造大型歌剧《周子山》中张聚英(革命领导者马洪志之妻)形象的重要依据。也是我日后创作生活中，能捕捉到革命妇女形象和气质的重要起点。
　　《周子山》是根据我们鲁艺工作团在子洲县收集的材料由王大化、张水华等同志编写的。这是一个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斗争的戏。剧本写好以后，一边巡回演出一边排练。那时排练反映土地革命斗争的戏是破天荒第一遭，虽然热情很高，由于我们缺少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无论如何也排练不好，总显得很干巴毫无兴味。后来我们在桃镇演出时，遇到一位申红友同志(区干部)，他不仅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而且非常热爱戏剧。在这位老师的热情帮助下，戏的排练工作起了变化，马上生气勃勃，充满了浓郁的土地革命的时代气氛。例如：第一场戏是红军小队长谢玉林前来马家沟找当地革命领袖马红志，商量配合攻打黑龙寨的行动和布置计划。申红友同志从谢玉林一出场就要求演员脱下红军服装，化装成一个卖羊的老乡，手中执着羊鞭，这立即把演员的想像活跃起来了，再加上秧歌步伐和音乐节奏的配合，演员马上获得了创作的信念，在台上自如地动作起来。继之谢玉林来到我们家中(马红志家)的场面就更吸引人了，如接头时如何打暗号，在窑中谈话时如何用升斗遮蔽着灯光……在许多动作处理上，都给我们出了好主意。由于他的帮助，戏变得真实了，生动了。此外，他还具体地、耐心地教我(马红志妻)如何警觉地出去放哨，找人等许多斗争生活的细节。现在我们排演反映革命斗争的戏很多了，会觉得司空见惯，可在当时要排成这个样真不简单。这样，这个戏的演出获得了成功，从老乡到各级干部看了都非常满意。在这次排练中，申红友同志用他自己的斗争经历鼓舞了我们的创作热情，又用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哺育了我们每个角色的创造和成长。在申红友同志耐心帮助下，再加上实际生活的锻炼，以及那位烈士妻子的精神气质给予我的影响，我的角色创造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形象不仅不再是穿着农民服装的女学生，也不同于一般演出中的普通农村妇女了，她是一个具有一定觉悟的质朴可亲的真实形象了。这次下乡给我在“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上上了难忘的一课。
　　(节选自《电影艺术》1962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