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希望的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陷，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纷纷奔赶抗日前线。我在太原、香港之间奔波了一年多，结果一事无成。在国破家亡的危险之际，我深感前途杳茫。正在这时，接到了袁牧之的电报，邀我到武汉，说有要事相商。
　　当我来到汉口杨森花园三层楼的一间小屋子里时，见牧之正在那忙碌，屋子里到处是各种电影书报和一些草拟的文稿。牧之是一个热情直爽有表演才华的青年，比我小9岁。几年前，为了反抗家庭对他演剧活动的干涉，愤而放弃大学毕业的机会，同家庭脱离了关系。他的表演深受观众欢迎，我们几次配合，也算是老朋友了。
　　“你知道吧，八路军周恩来先生邀请我到延安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对编导还算内行，对摄影可不大通，所以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和我同去，我们再配合一次，拍一部有价值的片子。”牧之坦率地向我合盘托出，并投来期待的目光。
　　“到延安去?”这对于我，一个在江南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路途遥远，环境陌生，前途未卜，我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啊。
　　“印咸兄，去那边可能会艰苦一些，但我们搞文艺的，不就盼望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吗!”牧之的话是有道理的。自从上海、太原沦陷，我已荒废了一年多的时光，最近武汉局势也日益紧张，我们可能连安身之地都不会有了；另一方面，到大西北去，接触一下我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拍摄大型纪录片，对摄影做新的探索，这不正是我这个摄影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吗?机不可失呀!
　　“那好，我和你同行，去看一看，闯一闯。”我终于下了决心。
　　“我知道你会这样决定的。我没看错。别看老兄平时言语不多，大事上真是心中有数啊!”我们都兴奋地笑了。
　　去拍片子，必须带足胶片和器材，但我们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及部份胶片。这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伊文思决定送给我们一台“埃姆”35毫米摄影机。
　　伊文思是荷兰电影导演，在当时就已有些名气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到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已经拍摄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打算再去延安拍摄，因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在汉口，也处处受到限制、监视，不允许他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接触。当伊文思得知我们准备去延安拍片子的消息后，便决定将他随身带的“埃姆”摄影机送给我们用。八路军办事处考虑我初到这里，不为众人所知，便决定由我去接受这部摄影机。
　　在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我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一条马路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国民党当局严格禁止的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伊文思。他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负片交给我，并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我无法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中，我们匆匆分手，竟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当我们在1957年再次见面时，我们彼此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仔细端相着对方，回想起初次见面的情景，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与快慰。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坐火车离汉口赴西安。当时，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维持尚好。因此我和袁牧之两人都身穿八路军军服，化装成一般的八路军战士，杂坐在他们中间，送行的只有钱筱璋一个人。随着一声长鸣，火车渐渐远离汉口车站，我的心不禁急速跳动起来，城市、街道、摄影棚，这一切都似乎要成为过去了，而我面临的新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呢?我当时决没想到这次离汉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我参加革命的起点。事后我才知道，我们这次悄然离汉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我这个在不少人印象中，沉默寡言，静如处子，只知埋头业务的人，这次毅然出走，大出他们的意料。
　　人生的转折
　　9月的延安，阳光灿烂，一片金黄。
　　这座雄踞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本来默默无闻，只因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才成为人们瞩目和向往的革命圣地，浑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我们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任团长。说是电影团，总共才六、七个人，真正搞过电影的只有袁牧之，我和徐肖冰。徐肖冰曾是我的摄影助手，他是从太原参加八路军，到延安后才调到电影团的。我们要拍的纪录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任编导，我担任摄影并兼摄影队长。
　　1938年10月1日，经过牧之对拍摄题纲反复研究定稿后，我们在陕西中部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从而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看到一队队、一群群从祖国各地汇集起来的青年学生，情绪高昂地奔赴延安，我也置身在这伟大的潮流之中，“天下人心归延安”，我这一步走对了。离开这火热的斗争，离开中国的民众，艺术家到哪里去发挥他的才能呢!又到哪里去寻找创作源泉呢!
　　我们摄制组按计划在延安工作两个月，拍摄延安军民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斗生活。那时，日本飞机常来搔扰。一次，我和肖冰刚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突然空袭开始，一颗炸弹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震塌了我们的房角，我不由得扑到机器上，用身体挡住了瓦砾和砂石。飞机还在天空盘旋，我们便不顾一切地从尘土中爬出来，急忙将机器零件收拢，躲到墙角。事后我们发现，不仅主机完好无损，甚至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大家都感到万分庆幸。周副主席和谭政团长得知后赶来看望我们，还特地慰问了我，摄影师固然爱他的机器，但爱到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这恐怕就是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表现吧!“3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我真的在变了。
　　在延安拍摄告一段落后，于1939年初，我们乘小船破冰东渡黄河，出发到晋西北、晋察冀等边区，开始了一年多艰苦的战地拍摄。我们拍摄了大量军民抗战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和生活情景。
　　这段时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终身难忘的还有和白求恩大夫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
　　为了拍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中国解放区工作生活的情况，我们摄影队曾和白求恩作了邻居，并跟随他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大夫，年过半百，神采奕奕，精力过人。他爱穿八路军自纺自织的灰布军服，爱用中国农村古老的烟斗吸烟，就象一名普通的战士，生活在同志们、伤病员和中国老百姓之间。我怀着对白求恩大夫崇敬的感情为他拍照，我们成了朋友。闲暇时，白求恩大夫爱和我谈论摄影，我们共同探讨战地拍摄的技术技巧。白求恩有一架“雷丁那”照相机，那是他随身所带的心爱之物。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大夫准备启程回国，筹集资金、器材、药品的日子。欢送会都已经开过了，但日本侵略者偏在这时，调集2万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向边区发动了“冬季扫荡”。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来参战。我随着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70里山路来到摩天岭前线。按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指示，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7里的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这座小庙孤零零地座落在路边，庙里的佛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雕梁画栋和墙壁上的残图还保留着。
　　指向摩天岭发动进攻的是日寇中将阿部规秀。他是一个以疯狂凶残著称的杀人魔王。当时，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枪炮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炸响，小土路上奔跑着后备队和运输队、担架队的队员，个个神情都十分紧张、严肃，在等待命令，不久，担架队把一个个伤员抬下摩天岭，顺次排在庙前的小土坡上。
　　白求恩大夫身穿白色围裙，高高地卷着袖子，站在用两只“芦沟桥”(白求恩大夫设计制造的，便于装医药箱的骡驮架子)铺上门板而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他沉着镇定，神情坦然，指挥着整个抢救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受到感染，冷静地用摄影机对准白大夫与伤员，将这次抢救过程拍摄了下来。
　　手术进行到次日下午，哨兵突然报告后山发现大批敌人，正向孙家庄袭来，情况十分危急，白求恩大夫立即命令将轻伤员转移，剩下10名重伤员就地手术。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破旧的小庙被震得簌簌落土，大家一再劝说白求恩大夫撤离，但他镇定沉着，旁若无故，连续工作30小时毫无倦意。当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我举起照相机，利用夕阳微弱光线的照射，以中国特有的古庙作为衬托，将白大夫的这种感人形象纪录下来：身着粗布衣衫，脚穿草鞋的他和中国式古老小庙的典型环境，以及简陋的手术台和他那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沉着镇定的神情，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不用文字解说，就能将时代情景揭示无遗。
　　多少年来，中加人民怀念白求恩大夫，他们赞美这张照片，称它是历史的珍品，艺术的结晶。但我深深懂得，没有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动人事迹，就不会有我这成功之作，如果我没有深入生活，经受战火的考验也就不会纪录下这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是纪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就在这次抢救中，白求恩大夫划破了手指，不久又在手术中中了毒，于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我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追悼会。天下着大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可亲的朋友告别。
　　《延安与八路军》经过两年紧张而艰苦的拍摄，终于完成了。虽然因为战争的关系，这部片子在苏联遗失了大部分，没有制作出来，但却坚定了我为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奋斗，继续为纪录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时代工作的信念。194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生活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绚丽的前景。
　　拍摄“南泥湾”
　　1942年，组织决定袁牧之到苏联制片，我担任了电影团领导工作。这任务对我来讲，无疑是艰巨的。那几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物资供应的极大困难。电影团的胶片所剩不多，正常的拍摄已无法进行。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根据“精兵简政”精神，电影团本可以和其他文艺机构一样裁并或精简的，但是中央十分重视电影事业，“为了保存当时仅有的这批电影干部，以待时机的一旦发展”，仍决定把电影团这个机构保存下来，人员也没有调动。
　　党的关怀与重视，极大鼓舞了全团同志，我们决心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度过难关。我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当年我们便做到粮食自给有余。我们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这样我们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自筹资金，盖了六间新房。尽管物质条件很差，我们的生活却十分充实。
　　这年，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之后，我们电影团也开进了南泥湾，去拍摄《生活与战斗结合起来》。
　　南泥湾地处距延安100里外的金盆乡，纵横一、二百里。这里原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富庶地区，但八、九十年前，由于清兵的大肆蹂躏、反动政府挑拨回、汉两族互相残杀，这里已变成荆棘丛生，野兽成群的荒芜地区了。三五九旅进驻一年，开辟了万余亩土地，但是，战士们仍然栖息树林，露宿旷野；吃的是盐水煮野菜，发了芽的麦子和黑豆调成的面糊糊。我们和战士们一样生活，看到他们饱满的革命热情，顽强地与大自然搏斗精神。也忘记了眼前的困难。
　　当时我们拍摄电影的胶片已没有了，只剩下数量有限的16毫米正片，本来不具备拍片子的条件，但我们精打细算，用正片代替负片，力争不浪费一个镜头，最后用1500尺正片拍下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边生产边战斗的艰苦奋斗的历程；拍下了八路军战士藐视一切困难，坚定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面貌；拍下了沉睡了几十年的南泥湾变成稻谷飘香、猪羊满圈、牛马满栏、鸡鸭成群的陕北江南的实况。
　　片子拍出来后，我们面临着制片的一系列复杂工艺的更大困难。延安没有必须具备的水电条件，更没有近代的制片器材设备。但是人民在困难中需要精神食粮，我们有责任尽快使三五九旅的英雄事迹与人民群众见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鼓舞下，我们因地制宜，用土方法来解决困难。没有自来水，就一担一担挑来延河水，澄清后使用；没有拷贝机就用摄影机印片子；没有电就用日光感光。我们砌了一个小亭子，上边留一个小孔，下边安一块能上下移动的木板。工作时，外边有人报告光线情况，里边同志控制曝光时间。这种原始的古老的“暗室”居然也派了大用场。没有洗片机，我们就20尺一段，20尺一段在小木盘里冲，最后再全部接起来。这一切，不仅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就是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但我们居然成功了，1500尺胶片用上了1300尺。
　　我们考虑这部片子是紧密配合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也是对敌人封锁的回击，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拍摄南泥湾大生产的情况，希望他能在片子里出现。主席赞成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高兴极了。因为窑洞里太暗，我们便搬出一张桌子，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笔题上了“自己动手，丰农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深化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主题。主席那天兴致很高，拍摄工作结束后，他对我说：“我的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一直保存着，1957年赠送给了军事博物馆。
　　1943年2月4日，这部凝聚着我们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电影《生活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直政大礼堂举行首映式，这是根据地第一次放映我们自己拍出的电影，它轰动了整个延安古城。战士、干部、老乡络绎不绝地涌入礼堂，有些人走了十几里山路赶来。当他们看到宝塔、延河。看到硕果累累，遍地花香的南泥湾，看到自己所熟悉的战士的脸庞，掌声、欢呼声便象春雷乍响，幸福的暖流在每个人心中流淌，延安的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南泥湾”。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同志都先后看了这部片子，称赞它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这是崇高的奖赏，也包含着更多的希望。
　　延安艰苦的生活锤炼了我们，群众的需要鞭策着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全团同志的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升华，我们的电影队伍也在发展和壮大。以后，我们又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片子。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全团已有三、四十人，在冲洗、晒印、放大等方面已积累了一整套工作经验，可以说已初见规模了。为此，我获得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彭德怀将军曾赠给我们电影工作者一着诗：
　　摄取战争的真象，
　　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了华北的战场，
　　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
　　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几年来我们的电影团肩负历史使命；以摄影机为武器，踏遍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忠实地纪录下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敌历史，讴歌伟大的母亲，赞美忠诚的儿女
　　为毛主席拍照
　　到延安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得以经常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触，拍摄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纪录下他们光辉的业绩，从中也得到他们的启迪教育和关怀。
　　还在我们初到延安时，主席就曾接见过电影团的同志并请我们吃过饭。他询问我们工作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器材严重不足时，他笑了，说：也许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要你们拍长征就不可能，但以后就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这些话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给领袖拍摄，责任重大。主席深知我们的困难，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设法支持我们的工作。记得在拍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会场小，人数多，屋内光线又暗，实在无法拍摄，我只好向主席提出会后补拍的要求，主席听了，便建议我拍一张集体合影。他率先走到广场上，坐在代表中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文献。
　　1943年，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做《组织起来》的报告。当时摄影条件极不理想。大礼堂窗户不大，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闪光灯，用的又是过期五、六年的胶片，摄影机镜头光孔又不大，我感到光靠我的摄影基本功，还难以拍好毛主席讲演的镜头。于是，我一边听着，脑子里一边紧张地考虑。主席讲话擅用手势助语气，我发现当他每做一手势往往有片刻的停顿，为我提供了用慢速度拍摄快动作的可能性。我拿好机子，放足了光圈，静心等待，结果用1/2到1/5秒的慢速度拍了一组照片。因为光圈大速度慢，尽管背景影调很暗，主席面部的光感却十分清晰柔和。在低调的背景衬托下，主席炯炯的目光，坚定的神态，以及那种独具风格的姿态手势十分协调地结合起来，突出了主席宏伟的气魄。这组八张照片在我的60年摄影工作影展中十分引人注目。
　　“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我担任为大会拍电影及照片的任务。当时，我们的胶片所剩无几，必须十分珍惜，精打细算。开会前我赶到会场，了解到会场大，而主席台上光线很暗。在没有照明设备的条件下，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全部形象，以及领袖报告时的特写镜头，且不能浪费一点点底片，必须拍得张张有把握。我再三考虑，一丝不苟地拍摄每一镜头，终于将“七大”会议全部纪录下来，成为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
　　在给主席拍照的过程中，有些场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给予我无形的深刻的教育。1942年主席给一二〇师干部做报告，我赶到现场时，报告已经开始了。那天阳光明丽，微风习习，在窑洞前一块宽敞的土坪上，主席在给干部分析时局。他穿着一套洗得很干净的粗灰布制服，布鞋，裤子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面前不过是一张简陋的方凳和一杯开水。我选择了最典型的一瞬间，拍下了主席当时神采奕奕的伟大形象。时光流逝，但这张照片的艺术魅力却依然不减。
　　1945年8月28日是延安军民难以忘怀的一天。清晨，我随向东的人群来到延安机场，上千的干部群众已经聚集在那里，他们在等候向毛主席告别。当毛主席身穿一套半新并未熨烫的蓝布制服，头戴灰色盔式帽一步步踏上飞机梯子时，机场一片寂静，人们一动不动地望着为了和平民主而赴重庆谈判的领袖，祝愿他平安、顺利。我屏住呼吸，将摄影机对准了毛主席。在机舱口，毛主席转过身来面对送行的群众，他拿起了那顶盔式帽，用力一挥，举过头顶，在半空中停住了。群众沸腾了，面向飞机，面向毛主席招手、欢呼，我按动了快门，将这一刹那永久地纪录了下来。
　　(选自《人物》杂志198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