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很关心《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编写的经过如何，还问我有什么经验。经验，实在谈不到，经过，当然可以说一说。其实，说来也简单得很，甚至不一定有什么说的必要。不过，既蒙垂问，就说一说吧。
　　那是在1939年8、9月间，郑律成同志和我合作的。当时我们一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一个土窑洞里。那年春天，郑和我先后调来宣传科，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他任音乐指导。有一天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发现一首短诗，题作《子夜岗兵颂》，那是半年前在抗大做学员时写的，反映了自己夜间站岗放哨的一点感受。郑律成同志把它拿去，不声不响背着我为它制谱，用咏叹调写成了一首独唱曲；然后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族音调的清亮歌喉，唱给我听。这使我既惊奇又高兴，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就经常催促我，要我作词供他写曲。他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我诚恳地答应了他。的确，火热斗争的旋律也时常冲激着我。不过，我新走上的时事政策教育的工作岗位，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迫使我不能立刻实践诺言。在这期间，郑律成同志把我抄在本本上的全部手稿几乎翻遍了，凡是稍微整齐一些的，差不多都给“安上了音乐翅膀”，甚至二百多行的《岢岚谣》，当时还不曾正式发表过，他也给制了谱。这使我非常感激，很快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同志友谊。不过，新的合作还无暇开始。
　　这年7月中旬，抗大教职员工万余人，在校首长罗瑞卿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剩下郑和我，说是调转到即将在延安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员，一时还没有调配齐全，处在这个过渡期间得到了暂时的空暇。“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让我们实现多日来的宿愿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彼此都不曾说出口，却是不言而喻了。
　　“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郑律成同志兴奋地这样说。
　　“什么大合唱?”
　　“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也搞一部”的意思。当时《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唱过，“大合唱”这个词儿，好象就是由它开的头。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联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经过商量，包括《子夜岗兵颂》在内，总共要八首歌子；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说《八路军大合唱》，由八支歌组成，要的就是这个“八字”。
　　表面看，很突然；其实，是经过几个月的内心酝酿了，所以写的并不吃力，不到一周，歌词就算完成了：《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唯一的合作者就是郑律成同志。先前是他为我现成的诗篇作曲，这回是我为他预成的曲子作词，所以处处得听他的。记得他曾要求，《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得得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要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诸如此类，凡力所能及，我都照办。只要他满意了，就算拍板定稿了。
　　我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同志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游；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作曲的时间拖的比较长，直到抗大三分校正式开学，这大约已是八月底九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了。这时，郑律成同志已由组织决定，调到鲁艺音乐系去工作，我仍留在抗大三分校做时事政策教育干事。
　　郑律成同志虽然离开抗大，还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无论在集合会场，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这歌声洋溢在清凉、宝塔两山之间。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同志，宣传科科长张炳璜同志，对于这些歌曲，不只听熟。大约自己也会唱了，但他们并不曾查问过，这些歌曲是怎样传唱起来的。没有谁批准，小鸟儿翅膀硬了，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在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同志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不只抗大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起来。
　　又经过半年多，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夏天，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邀请郑律成同志和我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告诉我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并鼓励我们继续多写。后来，军歌和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这表示军委正式认可了它们。其余几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慢慢便唱的少了；只有军歌和进行曲经历了较久的考验。抗日战争胜利，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军歌》也便随而失去生命力，而《八路军进行曲》则相应被改订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继续被传唱着。
　　经过，大体略为上述；至于经验，确实无可奉告。感想嘛，一定要我讲，也有两点：首先，群众是可以信赖的，文艺作品一旦形成，便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了。群众需要它，它便富有生命力；群众忘掉了它，它便枯萎了。是应景凑数的，枯萎的便快些，救也救不活。这是一；其二，当年幸而还没有建立起严整的审查制度。如果已经开设了什么会，什么组或什么局，层层设防，吹毛求疵，我们两个“小人物”，怎敢设想什么《八路军大合唱》呢?即使斗胆包天，合作了出来，送呈上去，自然也要石沉大海的。不过，若是没有领导关心，也不行；假如没有肖部长请我们吃一顿“红烧肉”(这当然无所谓)，并且没有《八路军杂志》给刊载出来(这就大有关系了)，军歌和进行曲很可能也会跟其他几首歌曲一同被遗忘的。同志，你说是吗?
　　(原载《文艺报》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