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外驰名的歌咏城。但是，在整风前的某段时间里，我们音乐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主观教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如曾有这样一个趣闻：一位从前线回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说：“听说鲁艺的音乐会谁都听不懂，也听不完，我就不相信。”一次，他果然去听音乐会了，并且还带上干粮，决心听完，但还是听了一半就走了。他风趣地说：“我能打败日本鬼子，却战胜不了鲁艺的音乐会。”
　　1942年，党中央发动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同年5月，发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讲话》为指针，开展了文艺整风和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秧歌”乃广场上演出的跑驴、旱船、小车、腰鼓、二人场子等带有生活情节、歌舞结合、短小生动的民间艺术形式)。鲁艺率先组织起秧歌队，离开课堂、剧场，背起背包，深入到农村、部队、工厂，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思想、作风、生活和艺术。我本来是搞指挥的，这时也放下了指挥棒，背上提琴和二胡，参加了秧歌队的乐队工作和学习创作。同志们在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民族传统音乐学习的基础上。运用民歌、道情、郿鄠(群众读作“迷糊”)、秦腔、晋剧、豫剧音乐等，改造并发展固有的民间秧歌艺术，创作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胜利腰鼓》等新秧歌和《减租会》、《血泪仇》、《夫妻逃难》、《张丕模除奸》、《周子山》等秧歌剧。尽管在开始阶段，有些作品或表演还难免有些粗俗，但新秧歌一出现，就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震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毛主席住处的一次演出。锣鼓一响，毛主席就快步从室内走了出来，大家高兴得欢呼起来：“噢!……毛主席跑步来了!”演出结束时，毛主席哈哈大笑着，鼓励大家说：“现在，你们的路子走对了!”是这样的。就拿新歌剧的创作问题来说吧，多少年来在延安音乐界争论不休，却未见成效，而经过了仅仅4年的新秧歌运动，新歌剧《白毛女》终于诞生了。我感到这次文艺整风，对我国音乐工作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参加新秧歌运动更是我比较自觉地向民族传统音乐学习和进行艺术积累的开始。
　　1943年冬，为了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张庚同志带领着我们鲁艺的一个秧歌队到绥德地区进行演出活动。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就是当时的创作之一，写的是我游击队在土地革命时期攻打地主土围子黑龙寨的故事。其中有一场戏是上级派代表到游击队来帮助工作，情节是开秘密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是，作者和导演都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无法动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子洲县的一个村子演出期间，一天晚上我们请来了一位老赤卫队员给我们作报告，并兼作我们的导演。戏开排了，排演场就是我们住的老乡家的一间砖砌的窑洞。剧中演游击队的干部们，有的围坐在炕上的小桌旁，有的站在地上。刘炽同志饰上级代表。他从上级驻地匆忙赶到这里，一推开门，进到屋里就讲话。但刚一开口，老赤卫队员就制止说：“不行!这是地下工作，情况复杂，斗争激烈，要先用暗号敲门，由屋里同志开门，才能进来。”演员们这样做了，又要讲话，老大爷仍然说：“不行!怎么能这样放心进来?要是屁股后有坏人跟来怎么办?还得在门外仔细听听，观察观察动静……”演员们又照样做了之后，就讨论起来了。老大爷又制止说：“还不行!如果这时敌人突然来了怎么办?得先商量个对付敌人的办法，做好安排才行。”这可把大家难住了，望着老赤卫队员：“怎么知道敌人来了呢?用什么办法对付呢?……”老赤卫队员就向大家讲述了当时和敌人斗争的各种情况和办法，并对戏的情节内容作了细致安排。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按照他的要求，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老大爷却又用手示意大家停止讲话，并用轻而又紧张的声音对大家说：“听!远处有狗叫，可能有情况!”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在静听，寂静得几乎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也能听得见。因为大家知道，几百米外对面的村子就是国民党统治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骚扰、袭击和进犯是经常发生的，到子洲时领导同志曾一再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现在，大家真的以为发生情况了。可是，老赤卫队员却又突然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好!好!好!这才象个开秘密会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大家恍然大悟。
　　1944年秋，我的家乡洛阳沦陷了。冬初，组织上调我回家乡做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我有一把延安最好的提琴，临行前，有的同志要我把提琴留下，给我一匹马。可是我想，在未来的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的工作中，提琴的作用可能更大，因而我没有要马，背上提琴就走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1945年春节到达洛阳伊(伊水)洛(洛水)地区后，就分配我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后担任刚由伪军反正的嵩北大队的政治教导员等职务。战士们看到老八路唱歌很带劲儿，心里很羡慕，也要求我教他们唱歌。我就用本地曲子戏的音调，把大队长张天荣的事迹写成歌曲，拉起提琴教他们唱：
　　黑山高，
　　伊水清，
　　嵩北大队好名声。
　　大队长，
　　张天荣，
　　参加八路干革命，
　　勇敢杀敌保家乡，
　　乡亲们夸他是英雄。
　　当战士们唱歌嘻眯眯地望着张天荣时，没想到他却面红耳赤，说：“我算个啥，还不是块土坷垃、泥疙瘩，没有八路哪有咱!”以前，张天荣对谈政治不感兴趣，以后再与他讲政治，他不但能听进去，并且能狠抓部队的纪律教育了。这里，音乐所起的作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为了锻炼、培养我们这支部队，分区领导把我们放在作战第一线，老部队放在我们后面，对我们进行保护和支援。8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个老战士(其实才20岁)。我在为他寻找棺材时，一位约50岁的老大爷将辛辛苦苦为他母亲准备的一口棺材捐献出来。在埋葬时，老大爷一再叮嘱：“要头朝南放，好让他抬起头来就能看到他河北老家。”当天夜里下了场大雨，第二天雨绵绵。夜里，我突然看到新坟处有团火光，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但跑去一看，原来是捐献棺材的老大爷在坟前烧纸。我说：“老大爷，你怎么到这里来呀?现在正在打仗，这里危险，快回去吧!”他说：“这些娃子们，从黄河北跑到咱们这里来打鬼子，年轻轻的就死了，他们为的啥?还不是为的咱们!他们这里又没有亲人，我怕坟被雨水冲了，来添把土，再给他烧点纸钱，好让他带上盘缠，平平安安地回黄河北老家。”……
　　这里战斗还没有结束，日本投降了。部队奉命撤出伊洛分区。我找到老大爷付棺材钱，但又怕他难过，只好安慰他说：“谢谢你，老大爷!我们要去打洛阳了，来给你送棺材钱。要钱、要粮都可以，你要啥?说吧!”他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说：“我们知道，你们不是去打洛阳，是要走了。钱，我不要，粮我也不要，有你们在，我不缺钱，也不缺粮；要是你们不在，钱是‘刮民党’(国民党)的，粮也是‘刮民党’的。我啥都不要，只盼你们快回来。”我说：“老大爷，你放心吧，我们会很快回来的。”我把钱硬塞进他的口袋里，心情沉重地与他老人家分手离去。
　　8月下旬的一天，“伊洛突围”开始了。下午2时部队集合，前卫部队500人，后卫部队300人，中间是地方干部、伤病员和男女老少家属200人。本来预计下午北渡洛水，但出发时突然倾盆大雨，步履艰难，尤其是妇女，怀揣小孩。又怕淋着，又怕摔着，一步一跤，行动迟缓，直到深夜才到河边。当先头部队已渡过河去，伤病员、家属抵达河中心沙滩，后卫部队尚未下水渡河时，突然河水大涨，将部队割成三段，进退不得。第二天天刚亮，敌人便从洛水南北两岸向伤病员和家属进行轰击。我部队不得不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渡水抢救伤病员和家属，并把他们护送回出发地，交给留守部队妥善安置。当护送的部队再转回渡河时，探路的同志一个个都被大水淹没了。已经不能单人涉渡，大家只好将绑带拧在一起，紧紧拉着，集体渡过河去。
　　突围时，通信员小赵，帮我背着提琴。但他不会游水，看到河水就头晕，为了救小赵，减少阻力，我只好把心爱的提琴扔掉，拉着他渡过了洛河。
　　我所以要赘述以上这些，是因为深感我以后所写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长征大合唱》、《祖国万岁》、《不朽的战士黄继光》、歌剧《两个女红军》、《杜鹃山》、舞剧《湘江北去》、电影《探亲记》、《五彩路》插曲等，乃至我的全部创作，无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活的积累上产生的。
　　(选自《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