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日，我到了延安边区，从国民党区最后一个县(耀县)的花天酒地，旅馆里到处都在抽鸦片烟。嫖妓女，猜拳喝酒的乱糟糟，醉生梦死的景况中，一进入边区，完全两个天地。
　　昨天，刚庆祝过党的生日，大字红标语特别显眼，一看见这些标语，眼睛突然充满热泪，心情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站岗的八路军，笑着迎了上来，亲切，爽朗，同车的人，有的早就跳了下来向他们问好；其实大家都不认识，但一下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话立刻就多起来了，你看我，我看你，好象都在表示“到家了”。
　　车子的速度放慢了一些，慢也不要紧，反正已经进到家门了，路上的一草一木都香甜起来了，慢就看得更亲切，细心。到了延安，已近黄昏了。
　　南方人，特别是台山人，心目中一座州府古城，要比实在的延安大得多，好得多，特别是这已经成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革命圣地的古城，每个人的心中的设想，是没有约限的，总喜欢把它猜疑得……不要紧，心情已经变了，看到这座不大的古城堡，就比看到整个长城都要珍贵得多，伟大得多。其实这座小州府，比台山城要小几倍，比广东的佛山就更不用说了。
　　当晚，我们同去的几个朋友谈得很热，也睡得特别好，想起一路上在国民党区住旅馆的刁难，就像两个天地。
　　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北门的鲁迅艺术学院报到，那个所谓学院，如果拿台山中学和它比，那简直算不上学校，只在延安北门的一个山沟，开了几排窑洞，山底下正在搬运砖木，要新建两排当教室及办公地方的用房，还未刹尾，但这规模很小的简陋的房舍，却将要发出几千倍以至几万倍于台山一中的热能。而就是这些不堪一提的窑洞，土房，也是得来不易。能有这个规模，周扬(当时在教育厅工作，兼在鲁艺教新文艺论)。沙可夫(院长)，吕骥，张庚等人和广大的同志是花了不少心力了。
　　我到政治处(徐以新是主任)报了到，就等考试。我考的是美术系，因为我曾学过几年图案画，曾出版过一本《美术字集》，并要到日本专学图案。一考就录取了，但在窑洞里画了几天，心就耐不住了，一是美术系是以漫画、木刻为主，我的人物素描根底太差，而当时图案的用处不大。我的喜好很宽，曾写过一些不成器的短篇小说。用方言(我的国语的低能是有名的)演过话剧，在上海时写过剧评，还由黄新波介绍到旅光领导的话剧团搞舞台美术，也喜欢音乐。同去的人，知道我的苦恼，要我转读音乐系，吕骥知道了，要听听我拉二胡，还问我会不会唱歌、指挥，我在上海参加过合唱队，在广东也当过打拍子的角色，至于笛子、扬琴、秦琴、唢呐都能弄弄，但在广东只能算三流角色，象我这样的程度，他都很满意，就留在音乐系，我的终身职业，就这样初步定下来了。
　　吕骥是音乐系主任，兼教新音乐运动史，教员有向隅，上视唱练耳、乐理、作曲、和声常识，声乐教师有唐荣枚，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中音，还有一个当时少有的男低音杜矢甲。
　　第二期的同学，比前一期(8人)扩大了四、五倍，年纪最大的是黄友文，年纪最小的是杜翠远和莎莱的妹妹李群(她是三期同学，在二期末参加听课)，可能才十四五岁，这一期学员很复杂，有的在外边上过音专和艺专，象李焕之就在上海音专上过作曲选课，周辛是湖北艺专的学生，能弹简单的奏鸣曲，黄友文是在陕西一个中学教过书，汪鹏则较认真的学过几年的小提琴(他是后到的)，还有一大批广东去的如梁寒光，李鹰航，甄伯蔚，叶林，杜芬，朱荣辉和我等，都能很快视奏一些比较复杂的新曲，王元方则会很有劲的指挥合唱……
　　音乐系的设备是很简陋的，只有一架风琴，几个自己带去的小提琴和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没有低音乐器，阿梁就用洋油桶来改装。
　　吕骥主讲的新音乐运动史、音乐概论是比较好的。当时新音乐运动，才不过四、五年(从左联时代算起)，但他很快就能以新的观点，整理出比较有系统的论述，虽然只是个提要，却讲得比较准确，有声有色，可见他当时的治学是很认真，也较客观，资料也比较有说服力，不象后来有些人那样凭空武断。我和郗天风后来根据他的讲义(是我们两人笔记的)又着重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整理出一个小册子，可惜后来到处逃亡，丢失了。恐怕吕骥同志当日的讲义也不复存在了。
　　从当时教师的力量来说，声乐人才最多，吕骥是好的男高音，他人是不算高大，但他的声音是宏亮有力，称得上“骥”字(他的名字曾使我上过当，我推想他一定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巨汉，但在上海虹口纪念聂耳节上，一看却是一个小个子)。他是上海音专的声乐学生，直到去年，他已69岁了，还能领唱《延安颂》，依然嘹亮结实，令人惊异；杜矢甲、唐荣枚也是好歌手，学生中如韦虹，陈紫，田涯等人，声音不错，唐老师还认为我声乐不坏，可以培养成为声乐人才(见《走近声乐门槛》)，按理说，音乐系可以培养一批较好的歌手。但当时陕北及解放区，洋唱法受到许多局限，加上演唱者在民族化、咬字、吐词、风格等方面未过关，就只有郑律成(他是音乐系第一期的同学，也是当时唯一以洋唱法到处活动的声乐家)在抗大、陕北等学校、机关、团体还受欢迎，而老百姓还是对民族民间的好感。并且由于训练的时间太短，又没有着重在演唱的民族风格上下功夫(自然，那种把洋唱法一概否定的论点也起了一些作用)，声乐艺术的发展不大。
　　第二期快要结业时，星海夫妇来了，这对音乐系是一个强大的充实，对延安边区及解放区，甚至全国，也是一个大喜讯，星海、吕骥，加上后来到的贺绿汀等，从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闪烁光芒的灯塔。
　　星海一到(详见我的《星海在延安》)，就赶紧为大家补上作曲、指挥课，大家是如饥似渴地向他学习。
　　星海是一个热情的人，接近他就如同一堆易燃的干柴碰上火种，立刻就燃烧起来了，他把许多学生当作可以成大材的木料，狠命地塞东西，鼓励这个，鼓励那个……幻想、提要求。自己还赶写《黄河》，夜以继日地劳作，但是同学的根底太浅，时间无多。
　　第二期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前线去了，如金紫光、海啸、王元方、陈紫、白韦、黄准、周云深、周国瑾、李淦、殷铁络、周吉明、田涯、韦虹、陆友、李一非、庞静涵、戴学梅等都在部队中做出可敬的功绩，周吉明等几个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第二期结业后，吕骥把音乐系的李焕之、郗天风、汪鹏、沈亚逸、梁寒光、李鹰航和我，美术系的华君武、古元、陈叔亮、罗工柳等人留在高级研究班，他的意思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将来的助教(李焕之在第二期的后几个月就兼作助教了)。
　　这是1938年底的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抗日战争还只在开始相持的阶段。日本法西斯还在扩大侵略，并准备配合德、意法西斯向南洋侵略，对中国战场，则采取分裂国共合作，挑动蒋介石反共。国民党反动派则大力制造磨擦，阴谋反共投降。正在开始对边区实行封锁，停止供给，边区吃穿困难重重，边区就发动生产运动。
　　但大家心里，非常乐观，坚信毛主席的持久战的论点的真理性，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因之，吕骥的许多设想，如何扩大新音乐运动、培养作曲、音乐理论骨干、如何收集整理民族民间音乐(在他的赞助下已成立了中国民歌研究会)，以建造中国的新音乐艺术，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扩大团结，对将来的音乐战线思想开展，在战略和策略上，甚至在整个实践的步骤上都提出了一套轮廓性(从当时来说)的比较有远见的主张，看得出来是设想得比较周全的，他当时就曾比较清醒地检讨了他在上海时的一些关门主义的缺点(如对黄自等人的团结)，心胸还是比较宽阔的。后来决定从第三期起，把学制改为2年毕业，大体上也是正确的。
　　星海自己，也有许多抱负和幻想，什么“我要再深造呀!我有许多创作计划要去完成，而我的爪牙不利呀!……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回广东办一个音乐院，搞一个有规模的交响乐队呀……”还一再提出，要加倍努力学习，认真攻克难关，赶快添补我们的不足……好象胜利已经实现了一样。
　　这种信心是很坚定的，尽管当时连吃穿都成问题。
　　总之，理想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大家的劲头是很大的，责任感也很强，也促使我们这群吃得半饱的年轻人敢于去设计新音乐运动的远景，说起来的确是有点近于无法无天的。
　　1979年1月28日春节
　　(选自李凌《乐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