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自从1926年秋，在上海持志大学当学生时受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思想熏陶以后,这次到延安来，可算是我自觉地踏上革命烽火的征途了。
　　这时候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当我们踏上西北黄土高原的土地时，立刻感到在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人民的生活是很不错的。他们在党提出的“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号召下，靠着自己的双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延安变成了一个丰衣足食的地区。中华民族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老年人一个个精神矍铄，小伙子们个个面红体壮。每到傍晚收工时，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边，到处歌声嘹亮。我刚到延安的心境就是这样的充实。
　　到延安后的第三天，周扬同志来交际处看望我们。他当时是延安大学的副校长。他对我说，是周恩来副主席吩咐他来看我的，询问了我们刚到延安生活能否习惯。他非常热情地将延安地区的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我记得，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他向我介绍了有关鲁迅文艺学院的情况。这以前，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早已听到过解放区的这一所最高艺术学府的活动情况，这也是一个将我吸引到延安来的原因。我向周扬同志提出，我是从事舞蹈艺术的，最好将我安排到鲁迅文艺学院教课，为新舞蹈运动培养一些干部。但是，我还不了解当时“鲁艺”的情况。他就恳切回答说：“那很好，过几天叫‘鲁艺’派人来和你谈一谈。”我们这次见面没谈多久，待他走后，我确实感到在解放区生活着一代新型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尽管我们初来延安时的衣着在这里显得颇不协调，但却是有了“回家”的感觉。第四天，交际处果然派人来给我们比量了衣服尺码，给我们做了一套蓝色夹制服。到了第六天，张庚代表“鲁艺”来看我，并将当时“鲁艺”的情况向我作了较清楚的介绍。他说，“鲁艺”戏音系有一班学生五十余人尚在学习期间，我可以去给他们教授舞蹈课；并问我需要什么学习条件。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一块空地就行了，将地上不平坦的土地平整后便可以上课。”我知道张庚30年代在上海从事过戏剧活动，知道那时在上海教授舞蹈，都要有一大间练功房，大概他没料到我只提出要求有一块空地的条件。我还提到具体的上课时间，每天早晨只需要安排一小时或一小时半教授基本训练。因为太阳出来以后，土地里的湿气蒸发，学生练习活动容易感到疲乏，精神不易集中，会影响训练。又过了三天，张庚就派人将我和盛婕接到桥儿沟的鲁迅文艺学院去了。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地将这一所鲁迅文艺学院简称为“鲁艺”，表示我们对这所专门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学校，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的感情。这所学院设在延安桥儿沟的一所天主教堂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黄土高原上也建筑了教堂，宗教的传播，真是无孔不入啊!我搬去时，神甫已经离开教堂了，只留下一位嬷嬷在这儿看守。
　　“鲁艺”当时设有文学系、戏音系和美术系。戏音系和美术系设在教堂里，文学系设在山腰的窑洞内。“鲁艺”院长过去是周扬，我去时院长是沙可夫，秘书长宋侃夫，吕骥、张庚当时是戏音系正副主任。
　　我到“鲁艺”后，从7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给戏音系的学生上课。我每天早晨6时半至八时带领着五十多个学生到广场的空地上去做基本训练。当时，我教的是现代舞基训，学生们感到新鲜，表示乐意学习。在教基训课时，我经常结合戏音系学生学习表演上的需要，举出很多动作上的例子，说明戏剧上的表演与舞蹈上的动作和姿态之间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的特点；理解有关手传意、眼传神的关系；练习身体中躯部位的重要性等等。每周除了星期天和上课时间因遇雨暂停外，从未间断。同学们在学习时是很认真、很努力的。我是中途去为他们上课。只教了两个月，就逢上戏音系这一期学生毕业了。9月间，他们被分配到各地工作。在他们毕业时的一次广场联欢晚会上，我给他们表演了几个过去的节目：《思凡》、《饥火》、《义勇军进行曲》和《西班牙舞》等。戏音系全体毕业同学也表演了延安的新秧歌舞。我看了他们跳的新秧歌舞，感到跳得粗犷，很有气势。我也特别兴奋。过去，我在重庆时，就听到关于延安的秧歌舞蹈活动情况，但是我没有机会看到。这次来到延安，亲眼目睹了经过改造的新秧歌舞，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保留着它那种新鲜而富有生机的印象。在秧歌队里，男的头上扎有白色英雄结，腰束红带，显出英武不凡的气派；女的腰间缠着一根长绸带，两手舞着手绢，踏着伴奏的锣鼓点起舞，动作细腻而泼辣。男的领队手执大铁锤，女的领队手握大镰刀，分别代表工农。男、女秧歌队员全体出场后，先跑一个圆场，然后男女分开，各自围绕成两个圆圈舞蹈。后来，男女两队汇合起来，女的绕成一个小圈，男的在小圈外面舞蹈。跳了一会儿，然后两队又再分开，接着就有一队装扮成八路军战士穿插进来。这时，秧歌舞队形内有了工农兵，变化就更多了。霎时唢呐吹响了，场子里一片欢腾声，大家都唱起边区大生产的歌曲，一面歌唱，一面表演“工农兵大生产”。锣鼓点敲击得十分热闹，唱歌的人情绪激昂，广场上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场精彩的新秧歌舞表演。可惜我还没有看见过去流传民间的老秧歌舞，不知道他们又是怎样跳的。第二天，我向那些曾向民间艺人们学过老秧歌舞的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学习到很多形象生动的步法、动作和姿态，其中有模拟飞禽走兽、鱼龙虫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表演民间爱情故事和传说的舞蹈。表演者都是民间武术的能手。他们的舞蹈动作和姿态，大多是从民间武术中采撷并糅合的，灵巧有力。这些艺人们的表演技巧很高，保留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术中精采的身段。我听他们讲得眉飞色舞，就向他们问道：“老秧歌舞的内容形式既然这样丰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继承下来呢?”那位同志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说：“老秧歌舞，看起来不大健康，有些地方是男女调情的场面，还有表现丑角一类的内容，觉得它不够美化。同志们主要为了配合政治任务，把它改成新秧歌舞，就象昨天晚上演出的那样。”当我听完他的这种意见之后，我才理解了他们对民间艺术是如此认识的。但是，这种认识未必是正确的，恐怕无不失之片面或者说是偏激了吧。对待民间艺术，如果简单地将什么视为丑，视为不健康，甚至视为粗野，我看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如何提倡向民间艺术学习，深入地发掘和发展这种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当时提倡必须配合政治任务的理论影响之下，那是不无顾虑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自视新的一定健康，旧的一定丑陋的区分方法，显然是既不妥当而又给民间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我到延安以后，当我第一次看见新秧歌舞蹈的形象，确实使我感到喜悦，但是我在延安停留期间，却没有一次机会见到民间原有的秧歌舞表演，这使我感到遗憾。我那时对新秧歌舞的印象是，觉得锣鼓点敲击得很精彩，能够动人心弦；而舞蹈动作却简单、平淡，令人不满足。譬如，我看见他们扮演的工农兵，形象是一律的，却未见到具有不同形状、不同性格的形象；我看见他们的基本舞步和队形的变换，又是那样一律的整齐，却未见到穿插于秧歌舞之间的有人物、有故事的精彩表演。总之，我看见的是一览无余，却未唤起我多少想象的东西；我对它感到新鲜活泼，然而兴味不浓。后来，我在思考之中，想明白了问题：我们去学习秧歌舞蹈的同志究竟是对它不理解，学习不深入，或是顾虑太多，分不清楚精华与糟粕，怕沾上不健康的东西而受到指责，因而胆小谨慎，只学到它的一点走场的步法和队形变换，而没有学到老秧歌舞蹈中的血肉。我曾经听说老秧歌舞蹈中，还表演过水浒人物的小场子，我们如果真的是拜群众为师，不从城市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喜好出发，而是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并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全面发展民间秧歌舞蹈的精华，那它将会更加丰富多采的。
　　那时，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出现的新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和“鲁艺”师生一样，没能长期留在延安，否则，我是可以有机会去向老秧歌舞蹈的民间艺人们学习，精通秧歌舞蹈，更好地发展这种民间艺术。这是我一生中感到遗憾的事情。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当时在延安的干部都想到前线去开辟新的工作，正在等待党中央的指示。我在“鲁艺”戏音系毕业同学分配到外地工作之后，一时无事可做，曾经到延安平剧院去住了十天。我到那儿去参观他们演员的练功和排练节目期间，认识了平剧院的编导阿甲。他是一位在戏曲表演艺术上有着丰富经验的艺术家。我与他促膝谈心，交流艺术经验，听了他的艺术见解，受到了很多启发。在阿甲谈到戏曲改革中的推陈出新的问题时，他说：“我吸收了话剧表、导演上的自然平衡方法，充实了我们在戏曲处理上的对称平衡方法，使京剧获得了新的发展。”他的这种革新的艺术见解，无疑是经过他的多年艺术实践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也向他谈到我们中国的新兴舞蹈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去解决现代舞蹈表导演上的矛盾论和民间老艺人们的轴心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我与阿甲的这次接触，以及他的见解，对我后来探讨关于舞蹈构图美学上两种平衡方法(自然平衡与对称平衡)和两种运动思想(矛盾论与轴心论)的问题，有很多帮助。
　　我很想走访当时尚留在延安的一些演出团体，可以多知道一些在革命根据地区的文艺活动情况。在我离开延安平剧院之后，我曾到过联政宣传队和西北文工团。我在联政宣传队见到了1936年我在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教书时的学生田雨，她当时担任了宣传队的舞蹈指导。我还在西北文工团讲过一次关于舞蹈基础的课。这两个团体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无疑是做过不少宣传鼓动工作的，但是对于如何发展新舞蹈艺术，好象缺少一个明确的方针与训练方法。我到延安以后，仅仅住了4个月，觉得住的时间太短了，如果能够长期住下去，为爱好舞蹈的学生上课，并且还能够经常与民间秧歌舞蹈的老艺人在一起，我是不会再想离开延安的了。当时，我在延安不愁吃住，生活安定，有了一个可以工作的环境，不象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生活，经常饱一顿、饿一顿，还要耽心职业、焦虑住房，并且随时还要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突然袭击，很多时间为了生活奔波，无法实现自己为推动新舞蹈运动而奋斗的理想，然而随着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艺”的全体干部也需要向新区转移，我曾经希望在“鲁艺”成立一个舞蹈班，培养一批学生，在黄土高原上开花、结果的想法，暂时不能实现，只好跟着大家离开了延安。
　　(选自《我的舞蹈艺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