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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对群众路线的践行

付爱瑞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付爱瑞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开展得轰轰烈烈,既适应和满足了边区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也同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推动了边区的全面发展。作为边区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依靠边区广大军民的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延安为中心开创的新型文化事业。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建立了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干部院校图书馆以及工厂、农村、军队、中小学、医院等不同类型的基层图书馆(室)一百多个,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令人惊叹,远远超过了当时全国其他区域,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①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在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走群众路线,既以动员和教育群众、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阅读需求为目的,同时,又以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为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②无数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是边区图书馆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坚强保障。
  一、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坚持走依靠群众的办馆道路,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行全民办馆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得到了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这种支持和参与是广泛的、多方面的,也是以一贯之、自始至终的。边区的许多图书馆都是由群众自己动手建立的,特别是边区各干部学校、中学的窑洞馆舍,几乎全是师生自己挖建的。有些基层图书馆,完全是群众自愿捐钱、出工筹办起来的。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和千里转战的行军途中,广大干部、群众、战士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保护图书财产不受损失。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建设极为迫切而又极其艰苦,尤其是购书经费和藏书来源异常紧张。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边区广泛动员,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利用各种渠道公开征募、征访,接受各界人士的捐赠,并开展图书馆之间的交换。一时间,捐书捐款、全民办馆蔚成风气。向图书馆捐书和捐款的,不仅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众多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例如,当时的西北抗敌书店,坚持长期给子洲图书馆赠书,凡是边区出版的书刊每种赠两本,大后方出的书每种赠一本。据统计,子洲图书馆在1943年至1944年间,先后收到各党政军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工厂、商店、书店等近百个单位和个人的捐赠。另据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重庆中华书局一次就向中山图书馆捐赠了《国富论》《中国社会经济史》《历代史表》《铁道年鉴》等图书140种。许多到延安来投奔革命的进步人士、学者,也都纷纷把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图书慷慨地捐献给了图书馆。边区的基层干部、农村群众、中小学生,也都积极为边区图书馆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40年,边区学联发动延安各学校向绥德、米脂等县同学捐书一千三百多册。1941年10月,陇东税务分局干部每人捐出膳食费1元,赠与陇东中学购买图书。1942年元月,边区第二师范学生从农村群众中收集到书籍四百多册。边区医院医生自己出钱在旧书摊上购买医学书籍,交给医院图书馆供大家使用。在校学生把私人的书凑到一起,成立了流动图书馆。关中国防教育研究班图书馆,就是由学员们捐款集体购书建立起来的。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正是依靠社会各界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了困难,实现了全民办馆,取得了事业的长足发展。
  二、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坚持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办馆思想,把图书馆办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推行新文化运动,旨在推倒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只能创造文化却不能享受文化的旧传统,确立劳动大众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主人翁地位。正是从这一根本宗旨出发,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把一切为广大群众着想作为最基本的办馆思想,把图书馆真正办成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中,既有为中央领导和党政机关、干部学校、研究部门等服务的图书馆或资料室,也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和民教馆,但数量最多的,还是各基层单位创办的为广大基层群众服务的图书馆。例如,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工厂图书室、工会俱乐部阅览室,农民自办的农村图书馆和流转读报组,为连队战士服务的连队图书馆、军人俱乐部,适合少年儿童年龄与心理特征的儿童图书馆、少年图书部,为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服务的医院图书馆,还有书店内部开辟的书报阅览室,等等。这些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的基层图书馆,以及书报服务机构和场所,满足了边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民众的阅读需求,也最大限度地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深入地宣传了党在抗日救国等方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鼓动、组织、指导、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种空前的广泛性与普及性,使边区图书馆事业真正地成为了边区最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
  在提供阅读服务方面,边区各图书馆从群众实际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弥补书刊不足的缺憾,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种各样的有效服务。抗大图书馆发明了“流动图书馆”,把学生私人备有的书籍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使能找到的参考书籍普及到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手中。陕北公学图书馆结合教学安排,与学员班长、科代表一起选配参考书及政治时事学习资料,实行集体借书。西北党校图书馆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单位图书馆集体借书供学员使用,以解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短缺的问题。中山图书馆为免除读者上坡看书的不便,就在坡底开辟了阅览室,并经常配合时事教育与研究工作编制专题资料和书目索引。一些研究性图书馆开辟了研究性阅览室,编制专题资料汇编和专题资料索引,提供深层次服务。青年流通图书馆、子洲图书馆、各县民教馆,还把阅报栏、黑板报办到了大街上,以方便更多的群众阅读。延安青年图书馆为了使群众能够随时阅读到当天的报纸,把《新华日报》张贴在延安市最繁华的中山大街。中央党校图书馆为了宣传馆藏图书,在黑板上及时公布到馆新书,还把报纸、期刊上的主要文章用废旧报纸抄成小字报,张贴到图书馆门口,为读者提供最新的书刊信息。③边区还出现了流动读报组、流动书摊、随军书店、巡回书报展览、马背图书馆等流动服务的载体和形式,使农民群众和连队战士不影响生产与军事训练,也照样能看到书报。甚至连行军途中担架上的伤病员,也有人专门给他们读报纸、讲时事。中山图书馆、青年流通图书馆和一些中学图书馆,还在读者中组织起读书会,定期推荐优秀书籍,组织读书心得座谈,使图书馆成为指导阅读的读书顾问。各县的民教馆尽量顾及群众的便利和需求,教识字、教记账、代写书信、代售书报、宣传卫生知识、讲授生产技术,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服务机构。边区图书馆还以造书(剪贴报纸并装订成册)、抄书等办法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边区图书馆把一切为群众着想作为最基本的办馆思想,把群众的需要作为工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图书馆真正办成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
  三、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馆精神,充分发挥了“精神粮食局”的作用
  为了给边区军民和中央领导机关提供精神食粮,陕甘宁边区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边区图书馆事业。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除了少数利用旧房屋或城隍庙做馆舍外,大部分图书馆都是十分简陋的土窑洞,办馆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书架,工作人员就自己动手用木板做成简易书架;没有阅报架,就在窑壁上拉起几道绳子,把报纸搭在绳子上;没有阅览桌椅,就用土坯垒起土台子;没有目录卡片,就用旧报纸、旧信封、马兰纸等裱糊加工制成简易卡片;没有目录抽屉,就用陕北遍地有的枣刺将卡片扎在窑壁上。工作人员总是想方设法为读者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图书馆窑洞太小,光线不好,工作人员便在窑洞外面搭起草棚子作为阅览室,甚至附近的草地、树林里、山坡上,也都成了露天阅览室。由于书刊来之不易,工作人员把买到的新书逐本包上书皮以防损坏,对征集来的旧书也一一加以修补。窑洞里空气潮湿,图书容易发霉,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图书搬到窑洞外面晾晒。这些事情看似简单、细小、平常,但无不凝结着图书馆工作者的汗水与心血,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明确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政治的模范。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④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提倡卫生,移风易俗,涤荡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提高了边区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青年图书馆提出:“图书馆不仅是一个陈列图书的机关,它是教育广大青年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它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组织”。1940年3月3日《新华日报》登载的毕凯的《新延安的民众教育》中谈道:“边区政府开办了鲁迅图书馆、民教馆,设立了阅览室和图书室,都是专门供给民众阅读书报的场所”,“因此,图书馆和阅览室成了民众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局”。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完全是应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而诞生的,并真正成为了教育群众、武装群众的强大武器。
  陕甘宁边区各级各类图书馆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依靠群众的办馆道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办馆形式,坚持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办馆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馆精神。这种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极大地满足了革命和群众的需要,收集、保护了大量革命文献和珍贵史料,培养了一代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更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①杜克.宛若平凡亦辉煌.当代图书馆.1999(2).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③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西安出版社,1998:75.
  ④新中华报.1937-04-29.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研究/王长寿,樊为之,王天丹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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