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教育和革命的历史上，坐落在古城绥德雕山上的绥德师范，(亦称陕西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可以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创立於1923年5月，1924年，著名共产党人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公开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声称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移此职”。在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荫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份子的艰苦努力下、绥师成为了陕北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陕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也可称为陕北革命的摇篮。到1926年，300余名学生中，有240多名参加了中共党团组织，陕北的土地革命就是从这里发端，星星之火，点燃出燎原之势，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安子文、马明芳、张德生、刘澜涛、张达志、贺晋年、贾拓夫、朱侠夫、常黎夫、马文瑞等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大革命失败後，国民党当局先後於1927年8月、1928年4月、1930年12月三次封闭了学校，直到1930年9月，学校才得以重新恢复，但学校却为反动势力所统治。1938年，学校重新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41年1月，学校收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明确为“正规化的师范学校”并兼“干部教育”的职能，确定了新的教育方针，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从延安选调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学校重新焕发了生机。然而，从1943年春末夏初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铺天盖地地向绥师师生员工袭来，使这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学校顿然迷失了方向，短短的几个月内，师生员工发疯似的在雕山之上，上演了一幕幕使人备感心酸而又忍俊不禁的荒诞闹剧。
　　1943年清明节，绥德师范。
　　朝露从雕山顶上冉冉升起，一束束清淡的阳光透过窑洞那圆形的木窗棂，照在靠墙的那一大片土炕上。白焕如(离休前担任延安地区卫生局局长)被一束阳光刺醒了，他揉揉惺松的眼睛，温暖的棉被柔情地拥著他倦懒的身子，多么想再躺一会儿呀，往日喧闹的校园难得这样清静，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欢的歌声仿佛都可听见，往日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大土炕，突然变得那样宽敞，空气也从未这样流畅、清新，同学们都放假回去过节了，校园里只留下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一想到今大还要组织党员进行审干动员，做为新秋三四班的党支部书记白焕如，立刻睡意全消，他明白自己无权消受这难得的清静，神圣的使命在等著他。
　　矮矮敦敦的白焕如麻利地穿好衣服，当他习惯地扫了一眼靠窗的那一张破木桌，心头立即一阵紧缩，桌子上显眼地扔著一团纸包，他跳下土炕，三脚两步地跑到桌旁，纸包打开后，里面掉出三张纸条，他拿起一看，头脑中霎时轰然一震，那上面的大字太触目惊心了!第一张纸条是“三青团行动计划”；第二张纸条是“三青团成员名单”，而上面列的四个头头——三青团代团长曹国璋、一组组长马运滋、二组组长党仲贤、三组组长白登士，除曹国璋是附小的老师外，其他都是他朝夕相处的同学，说句不雅的话，这几个人的屁股眼是怎么长的他都清清楚楚，他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个弯怎么也转不过来；第三张纸条又差点让他背过气去，白纸黑字写著：白焕如品行很好，可以发展。
　　尽管他只有十五六岁，可他是个党员，而且是个支部书记，理智很快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赶快找学校党支部书记何仁仲，何仁仲听了，自然大吃一惊，径直去绥德地委找地委书记习仲勋。听完何仁仲的报告，看了那三张神秘的纸条，习仲勋并没表示出非常惊讶，只是指示绥师总支查一查，将事情弄清楚再说。
　　何仁仲有些失望，但他又灵机一动，介绍了一下白焕如的情况，向习仲勋建议，将白焕如作为内线，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内部。可谁知，他这个建议又没得到习仲勋的批准。回到绥师，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何仁仲，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应当派人打进“敌人”内部，这样就可以将隐藏的敌人一网打尽，於是他把习仲勋的话丢在一旁，又把白焕如叫到他的窑里。
　　“白焕如同志，现在党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你将支部工作交给别人，以後不要再参加党的活动，设法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部，掌握他们的核心秘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汇报时间要在晚上12点以后。”①
　　听了这番话，白焕如有些茫然，直到现在他在感情上还是无法把他那些熟悉的同学和老师同“特务”、“反革命”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可是，本能地服从意识，又使他点了点头。
　　清明节过後，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校园里顿时有了些生气，但却明显地缺少往日的热闹、活泼气氛，整风已转入审干，校园里到处流传著延安和绥德的机关、学校抓特务的消息，绥德地委和专署不时地在绥师的大操场上召开坦白大会，风声越来越紧，大家相互之间已有了防范。
　　白焕如按照总支书记的指示，真的去接触那些名单上的同学，并且有意无意在他们面前表露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那些同学对他的反常表现感到很惊讶，虽然当时中共党组织在群众中并不公开，一般同学都不知道他是党员，更不知他还是支部书记。可在同学的眼里，白焕如一直是一个积极、忠厚的人，所以，有些同学反而真诚地批评他、劝说他，这又使白焕如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总支书记在他眼里就代表著党，哪怕心里闪过怀疑党的一丝念头，就是对当的亵渎，就是犯罪，而党交给的任务，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这是不能也是不允许丝毫含糊的。
　　几天过去了，白焕如的工作毫无进展，那些同学不仅没有“发展”他，甚至连一点意思也没流露过。半夜里，他怀著内疚不安的心情去向何仁仲汇报，对他的工作情况，何仁仲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也没有过分地责备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何仁仲挥舞著手，情绪有些激昂地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拖拖塌塌了，我们必须有一个突破，必须掀起一个高潮，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必须两条战线作战，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挖出特务，你的内线也不能断。”②
　　与此同时，绥德师范发生了两件轰动全校、轰动全城的大事，这两件事直接导致了绥德师范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走向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高潮阶段。
　　抢救运动开始不久的一天早晨，在绥德师范学校操埸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黑头帖子”(即匿名大字报)，上书“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浓墨大字。共产党报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以往一向政通人和，民主气氛很浓，上下左右无论谁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从未发生过写匿名大字报的事。消息野火般在三百多名师生员工中间传开，校领导也十分震惊，认定这是“反革命事件”，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开会，要每人当场写出“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字，对照笔迹，接着成立抢救运动领导班子，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汉奸。而此後不久绥德师范又发生了一桩爆炸性事件：一天下午，教务主任杨典走在操场上，被一块飞来的石头猛然打倒在地，左胸部红肿了一大块。这当然是破坏运动的又一起“反革命事件”。绥德保安分处立即派武装公安开进学校，实行戒严，全校师生员工集合操场，人人搜身，检查是否藏有暗杀武器。绥师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最大的学生也不过十五六岁，孩子们吓得小脸煞白，哆哆嗦嗦，哭叫一片，不少人尿了裤子。此事一直闹腾到晚上，家长们闻讯赶来，哭哭啼啼，提心吊胆守在校门外，不知自己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地委派出干部，给遭到敌人“暗杀”的杨典送来一些鷄蛋、挂面，以未慰问。
　　经过反复逼供，一个叫白国玺的初二学生承认自己是暗杀杨典的凶手，还咬出一大批同学。接着，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坦白运动”，在“车轮战”的攻逼之下，大家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
　　紧接著那位三青团“代理团长”曹国璋被保安机关逮捕了，马运滋、党仲贤、白登士也被送到绥德地委党校集中审查，他们都受到了残酷的严刑逼供，万不得已，只能将自己的同学“发展”为自己的成员。同时，绥师教师乐丁生和新秋三四班学生马逢臣编撰的“封神演义”，也在绥德与绥师闹得纷纷扬扬。於是，绥师学生中的“特务”队伍发酵似的迅速膨胀，抓特务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从新秋三四班扩展到全年级，由高年级发展到低年级，最後竟挖出230个特务，占到该校总人数的73％。绥师中共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向绥德地委声称，绥师180余名党员中，只有18人比较可靠，这18人後来被称为“十八罗汉”③。有了组织，有了成员，当然还得有“特务活动”，当时学生大多数没有出过边区，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特务，特务该干什么，所以只好凭自己的经验和见识，云里雾里乱想象，什么“撕报队”、“石头队”、“美人队”、“暗杀队”等。背米时，不小心将米撒在地上，是“特务”活动；生炉子劈了破板凳腿是“特务”活动；晚上熄灯後拉闲话也是“特务”活动……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开始，白焕如还很幸运，被列入“十八罗汉”之列，可是很快有人供出他是“特务”，於是班上就组织批判他，逼他坦白，他虽然心里很委屈，但又不敢暴露身份，只好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地站在批斗台上，最後被定型为“顽固不化，可能有更大的问题”的特嫌。
　　当晚夜深人静之时，白焕如像做贼似的偷偷溜出宿舍，去找何仁仲，何仁仲听了他委屈的叙述，反而高兴起来，“斗斗好，斗斗你不就更‘灰色’了。”
　　白焕如一想也对，心情愉快地回到宿舍，准备迎接明天更激烈的抢救。
　　最後，当所谓的“三青团案”的谜底解开后，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原来，始作俑者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他叫车照熙，与白焕如是同班同学，还是个预备党员，因为未能如期转正，想捉弄一下支部书记白焕如。可车照熙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小小的一个恶作剧，竟引起了这么一番轩然大波，使他众多的老师和同学经历了一番地狱般的磨难。可话又说回来，即使他不扔这个纸团，绥师的抢救运动照样会搞，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时势使然，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能推动或能扭转的。
　　这出闹剧固然可悲，但还有点可捕之风、可捉之影，而下面这出闹剧则更有些荒诞不经了。
　　1943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题为《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的特别报导，报导称：
　　绥德师范在最近三四个月来，展开了热烈的反特务斗争，很多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机关陷害的青年，在政府与学校当局苦口婆心、昼夜不怠的劝导下纷纷觉悟改悔(已有160余人)，痛哭流涕地控诉特务机关陷害青年之罪行。目前该校特召集一扩大之反特务斗争大会，到会千余人，很多学生家长亦列席参加。会中所有受骗同学，都上台报告了他们被陷害的经过，并揭露了特务机关的无耻罪行。⑤
　　那么，这些十多岁的师范生是怎样控诉和坦白的呢?我们不妨摘录几则。
　　徐涤尘在他的控诉和坦白中说：“当时我们特务组织希望日本飞机来把绥师炸掉。”又说，特务组织又指示他卑鄙无耻地侮辱女同学，“我们到处散布说，(绥师)某女同学脸孔漂亮睡一夜值200元，某女同学100元，某女同学50元，某人长得难看，一夜只值2元”。等等。⑥
　　一位叫王凤梧的女同学在她的控诉和坦白中说：“我受了特务机关的命令，分配好某人去和干部‘恋爱’，某人去和教员‘恋爱’，但不准结婚，目的是调查共产党的秘密，拣立场不坚定者拉进特务组织里来，我就是受了这种命令去勾引一个数学教员的。”一位名叫马仁逵的女同学坦白得更直接了当：她当众说：“特务组织给了我们一个指示：你们女特务的第一条战线是在床上。因此，我不得不干些下流无耻的事。”⑦
　　刘锦梅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她说：“特务对我讲，‘复兴社’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参加後特务教我造谣，让我说某教员和女生谈恋爱。”⑧
　　一个姓张的低年级同学上台坦白说：“我们的任务是每天吃半升黑豆，专门在课堂上放屁，以扰乱秩序。”⑨
　　15岁的张云升说：“我是去年参加特务组织的，加入时，特务组织对我说，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命令，有一点不对，我们有三大纪律，一是坐禁闭，二是杀头，三是没收你家财产，连你父母都不能饶。所以，我只好听从他们的命令，造谣、打人，在课堂喊假警报，给女生起绰号，满墙写侮辱女同学及破坏学校的标语和图画。”⑩
　　真是无法想象，如果说杀头还可以搞暗杀，尚能说得过去，在共产党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的特务是如何去实施“关禁闭”和“没收家庭财产”的，不知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太神奇了，还是我们负责审干的那些干部太愚蠢，愚蠢得近乎於白痴。
　　15岁的马逢臣在绥德已经成了大名鼎鼎的坦白典型，在自己的母校他又上台做了一次表演性的坦白，当他说完“石头队”的活动後，田爱民同学立即上台，活灵活现地坦白他怎样会同其他特务，企图在洗澡时淹死进步同学刘甲的阴谋，他刚说完，冯锦臣同学又紧接著上台坦白说：特务组织曾指示他，要他想办法将改过自新的小同学排下井去。霍树芬同学也说，他和刘谷山同学一起受特务组织指示，假装捉蝎子，要放火烧掉绥师。(11)
　　也许是受到这些“血淋淋”的坦白和控诉的刺激，也许是被这种争先恐後的坦白控诉气氛所感染，平时默默无闻、一向不被别人注意、也从来未被怀疑、自然也从来没有坦白过的李鸣九同学突然走上台，而且坦白出了新花样，他说：“去年暑假，特务徐权给了我200元法币，叫我学打麻将，他告诉我说国民党当官的都会打麻将，你要想当官就得学，你还要学国民党当官的贪污腐化。”他坦白说：“发特务费时，徐权就贪污了我的一部份特务费，并指示我在给那些小特务发费时，也可以贪污他们一些。”(12)
　　这样的坦白控诉大会在绥师竟然开了9天，160余人就是这样坦白和控诉所谓的特务罪行为，在那样严肃的气氛下，上演的竟是如此荒诞的剧目，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绥师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与延安和绥德的运动一样。最初被“抢”出或坦白的人都受到行刑逼供，不少人还遭受了非人的牢狱之苦，但到後来，“坦白”之後不但没事，反而还成了光荣之举，在绥师的一次坦白大会上，有一位当地的老太婆硬是要上台坦白，大家拉都拉不住，问她坦白什么，她只是一连声地说：“坦白好，坦白好。”但具体要坦白什么，她自己根本就说不清。(13)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天真无知的学生就挖空心思地坦白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东西，藉以表现自己，郭丕昌就是如此。他主动向学校坦白说：“绥师不仅有特务组织，而且有枪，我就有一支枪。”这一下那些抓特务抓得有些无聊的人真是大喜过望，来了精神，马上要郭丕昌带他们取枪，信口胡绉的郭丕昌这才慌了神，他到哪儿去弄枪呀!假戏演成了真，退路已没有了，他越否认，人家是越当真，万般无奈，只好硬著头皮把戏往下演。他带著那些人在雕山上到处乱转，一会儿说枪埋在这里，一会儿又说枪埋在那里，那些人虽然被他拖得直喘粗气，但也不急不躁，他说埋在哪儿，就在哪儿挖坑，穷折腾了一个下午，坑是挖了不少，人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连枪的影子也没见著。
　　事情闹到了这一步，郭丕昌实在是无法下台了，他灵机一动，只好诚惶诚恐地说，枪他没有埋，而是交给了别人。
　　他说的，也是绥师的学生，负责审干的人让郭丕昌先画一张他交待的那杆枪的草图，然後又逼供郭所说的那位拿了他的枪的同学，那位被逼得没法，只好承认，又让他如法炮制，也画一张那杆枪的草图，两人画的枪自然不一样，而那些追枪的人反而异常兴奋，两支枪不一样，至少说明绥师特务组织有两支枪，於是就逼问枪的下落，那位同学也同郭如出一辙，说枪交给了另一位，结果另一位同学与他一样，先是逼著交待枪，然後画枪，画的枪自然也不一样，这样又往下追，越追枪越多，直追到十多支。最後，竟然构思出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绥师以郭丕昌为首的特务集团准备武装暴动。
　　这还了得!在堂堂共产党领导的大後方。竟然有狗胆包天的“特务”“武装暴动”，於是保安机关，甚至驻防的军队都被调到绥师，开始在绥师到处追枪、搜枪。事情很快就反映到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那里，习仲勋亲自将绥师怀疑有枪的同学叫去谈话，谈完後他严肃地说：“绥师不要追枪了，绥师一支枪也没有，全是假的。”
　　这件轰动一时的“枪案”就这样拦下了，所有被牵扯进去的人，也就不了了之了。(14)
　　除了控诉大会和这出子虚乌有的“枪案”之外，绥师在审干期间最为扑朔迷离的就是杨典一案。1994年春，布鲁正式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分处处长後，地委书记习仲勋把他找去，说绥德师范学校抢救运动搞得那么凶，起源就有黑头帖子和刺杀教务主任杨典的事件，两件案子轰动全城。现在所有师生的问题都甄别平反了，没发现一个反革命；但这两个案子至今没有破案，给绥师留下一个阴影，你们要想办法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
　　1997年9月，我们在延安就此案的侦破采访了随“延大老校友回访团”来到延大的吕璜，後来我们又看到蒋巍所著的《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这个案件侦破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这是地委书记交下来的硬任务，必须限期破案；但发案时间过去近一年，事过境迁，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布鲁立即召集保安分处的治安科长白步华、秘书科长杨华、外勤科长黎光，再加上来绥德不久的吕璜，一起研究案情。白步华和杨华是去年进入绥师处理这两个案件的干部，他们全面汇报了案发过程，并拿来了保存在档案室里的卷宗、黑头帖子和那块击打杨典的石头。
　　布鲁认为，这种无头案。不能泛泛地怀疑，首先要缩小侦察目标，分析作案动机。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精兵简政要民主”可能代表哪个层次的人的政治要求?大家认为，学校勤杂工没有精简任务，应予排除；全部学生应予排除；党员干部有意见一般都会在支部会上提出，不会采用这种向全校公开的方式，应予排除。余下还有五名非党教师，杨典是其中一个。再进一步分析，五名非党教师中，有两人是国民党占领时期的留用人员，不大可能提出这种“民主”要求，一人是苦读历史的书呆子，一向不问政治，也不可能。这样，侦察目标就集中到教务主任杨典和体育教员沈雷身上，两人都是千里迢迢投奔延安来的热血青年，都因历史上有一段不清楚，入党要求一直未获批准，思想十分苦闷压抑，精兵简政时担心自己被精简掉是理所当然的。布鲁又让白步华从民间找来两个谙熟书法的老秀才，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对照杨典和沈雷平时写的教学笔记、报告、自传，仔细审慎地研究了黑头帖子的笔迹。最後，两个老秀才以生命做担保，确认黑头贴子是杨典所写!
　　“黑头帖子”之案终於有了眉目，但是，暗杀事件主角为什么又是杨典?布鲁依然采用他破案的老办法：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後。他带上白步华和吕璜来到绥师，向学校训育主任杨宾了解有关情况，一是杨典的历史和在校表现，二是杨典被打伤有谁看见?三是一年多来，杨典是否提出过请组织抓凶手?
　　杨宾介绍说，杨典是河北人，高中文化，时年二十八岁。日本鬼子占领其家乡後，把他抓去做劳工，後被八路军解放，参加了游击队。1941年经组织批准来延安途中，被绥德地委宣传部留下，派到绥师。他工作积极肯干，为人热情，群众关系很融洽，但因被鬼子抓去当劳工的那段情况无法证明，入党问题就拖下来了。杨宾说：“杨典遇刺那天下午，是快下课的时候，二年级学生白春柱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不好了!杨主任被坏人打倒了，躺在操场上起不来了，他叫我来喊你，快去吧!’我赶紧跑到操场上，杨典正躺地上呻吟，我问他伤在哪里，他指指左胸口，我解开他的衣服一看，老天!血红血红的，肿起老高!我问他什么东西打的?他松开右手，掌心握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说就是这个。我又问他看到凶手了吗?他说，那人离得较远，把石头掷过来就往後墙跑了，他只看到一个背影，一闪就不见了。我看他讲话很费劲，赶紧叫学生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检查，还好，没有内伤。
　　布鲁又让杨宾把白春柱同学找来，详细询问了那天他看到的情况，特别强调地问了白春柱第一眼看到杨典时，杨典是站着、蹲着，还是躺着。白春柱肯定地说，是躺着。末了，杨宾补充说，去年遭到坏人暗算後，杨典表现得非常坚定理智，不吵不闹，从未要求组织一定要捉拿到凶手，工作一直很积极。
　　第二天，布鲁召开保安分处处务会，劈头宣布：“杨典刺杀案是杨典一手制造的假案!”众人大惊，尤其是治安科长白步华和秘书科长杨华已在这个案子里搅了一年多，至今没个头绪，更是瞪大眼睛，惊诧莫名。布鲁自信地笑笑，详细说明了判断的根据：其一，杨典不是党员，更不是大人物，敌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完全没有必要。此外，杨典的群众关系很好，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也不会有人向他报复；其二，杨典遭暗算的当时，没人看到凶手，这个“凶手”完全是凭他自己讲的，尤为奇怪的是至今他从未要求追查凶手；其三，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特务要刺杀我们的同志，绝不会仅仅用一块石头；其四，只要一个人没有被石头猛然击昏，本能的反应都是抱住头赶紧蹲在地上，不可能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而且还把那块石头抓在手里……如此等等，滔滔不绝，布鲁讲罢，突然解开制服，左胸口竟然有一块红肿血污的伤痕。大家都愣住了，吕璜倒抽一口凉气，赶紧移开眼光不忍再看。“你们瞧，”布鲁指指放在桌上的那块石头说，“这是我昨天到河边打猎时，用这块石头击打自己造成的结果，像不像杨典的伤势?”
　　那么，杨典为什么要写黑头帖子，後来又制造这个被伤假案呢?有人认为，这是破坏精兵简政的反革命行为，应当立即逮捕杨典。也有人认为，杨典因为自己有一段历史不清，怕在抢救运动中捱斗，故意以此转移视线，给自己抹上一点英雄色彩。
　　布鲁一直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言。最後，他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杨典是日本间谍的任何线索和证据。那张黑头帖子虽然方式不对，但内容是正确的而非反动的。现在看来，最初入党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的杨典担心自己被精简，写了那张黑头帖子，事後见闹得满城风雨，可能十分後悔，害怕被查出来，於是又表演了这一埸“被刺事件”，想把自己打扮得更革命更英雄一点，以避免受到怀疑，并以此作为入党的资本。这两件事做得十分幼稚，影响也很坏，但完全够不上反革命事件，因此不必逮捕，但要与他讲清楚。
　　杨典如约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到分区保安处，布鲁开门见山，请他谈去年抢救运动中自己被石头击中的详细情况。杨典越发紧张，满面涨红，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整个过程说了一边，边说边看布鲁的表情。说完，布鲁眉峰紧蹙，吸着菸一声不吭，窑洞里足足静默了两三分钟。
　　“你说的是真话吗?”布鲁发问了。
　　“是，是是……”
　　布鲁打开抽屉，把那块石头取出来，然後解开自己的衣扣，露出那块伤痕：“我这块伤，像不像你去年被打的那块伤?”
　　“像，像。”杨典连连点头。
　　“这是我用这块石头，自己打的!”布鲁突然厉声说，“你的伤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的?请你说实话!”没等杨典张口辩解，布鲁又以凛然的气势、凌厉的语锋，步步进逼。他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张黑头帖子是你写的，被刺案也是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如果你不说实话，我们一旦对外公布这些材料，你必将名誉扫地。你想想，因为你搞的这套把戏，闹得绥德满城风雨，草木皆兵，害得多少人捱整!最惨的莫过於那些娃娃们，一个个被搜身，好些孩子被逼着承认是凶手，是‘国民党’、‘三青团’、‘汉奸、特务’。你吃着地委送来的鷄蛋挂面，孩子们却哇哇大哭，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要知道，我们没去学校直接抓你，是考虑到你满怀革命热情投奔延安来的，想保护你，给你留面子。你还年轻，做错了还可以改正，仍然是一个好同志……”
　　一席话说得杨典大汗淋漓。白步华和杨华又在一旁再三劝导，杨典终於如实作了交代，情况与布鲁分析的一模一样。
　　案子破了，真相大白，但当时并没有将杨典关起来，而只是让他写了份反省材料，继续让他工作，杨典这一次算是解脱了，但反右运动中，他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左祸”，被打成了右派沉冤20多年，直到“三中全会”後才彻底平反，在陕西师大学报辑部主任的岗位上度过了晚年。
　　在审干中绥师还有一起反标案与杨典一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审干初期的一个晚上，绥师中院黑板上贴出了一张匿名条子，推波助澜地将学校的审干引向了高潮。条子的内容是：“吾儿，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限三日之内要你们的狗命!”这可是货真价实、彻头彻尾的反动标语，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务的嚣张气焰。然而，当1944年春此案告破之後，人们真是哭笑不得，原来写标语的人正是标语上点名的人。他在交待自己的动机时说道，他此举也是为了借混乱之机以抬高自己。这样一是可以保护自己，因为自己成了特务的攻击目标了，所以就不会有人供出自己；二是还可以借机捞个官当。”(15)
　　也许我们不能过度地诘难这两位，尽管他们的行为为绥师的反特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但是保护自己也是人的本能，在那种“特务如麻”、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出现这样的人和事也是合乎常理的。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上半年还是运动的领导者、积极份子、整人者，下半年却又成了坦白大会上的主角，成了被整的人，我们前面提到的何仁仲就是这样。上一章我们已经谈过，由於乐丁生指控何仁仲是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到绥德的联络人，而且他就是直接接受何仁仲领导的，於是何仁仲有苦难言地戴上了他曾给无数人戴过的“特务”的桂冠。“逼、供、信”的无情打击，又使何仁仲供出了韩天石，韩天石供出了欧阳正，互相供认，使绥师干部、教师中的“特务”队伍迅速壮大。像刘宪增、郭旗这些运动初期的领导者，几乎又都成了坦白对象。成了“特务”的欧阳正是从延安最早来到绥师的教师，在绥师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暑假，在延安影响很大，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的“绥米学生延安参观团”就是由他带队的。欧阳老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很热情，学生们都愿意接近他。他给学生上《语文》和《政治》课，虽然操一口南方口音，但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们时常在背地里议论老师，一致认为他是绥师最有学问的老师，特别是古文修养无人能比。审干时欧阳正也充份表现了他的睿智与品格，当教师和学生相互乱哄、雪球越滚越大，终於滚到他手里时，他就开始大包大揽，声称“我欧阳正是专门搞上层的，下边的人概不发展”。(16)无形中保护了一批老师和学生。
　　1943年12月2日，绥师终於结束了“反特斗争”，绥德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亲自到绥师宣布进行甄别，地委书记习仲勋也亲自找学生谈话，学校的甄别工作由新任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主持。宋养初也公开表示“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到1944年春末夏初，绥师的甄别工作基本结束，绝大多数师生的所谓问题都一风吹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有何仁仲、刘宪增、郭旗等少数教师和干部因“历史不清”被送回了延安，绥师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①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②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③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
　　④ “纸条事件”根据1988年9月26日采访白焕如记录整理。
　　⑤⑥⑦⑧⑨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22日第1版。
　　⑩(11)(12)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22日第1版。
　　(13) 冯祖舜：《情系母校——祝贺绥师70周年校录》，载《峥嵘岁月——回忆录》，陕西省绥德师范编(内部资料)。
　　(14) “枪案”据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采访录整理。
　　(15) 冯祖舜：《情系母校——祝贺绥师70周年校录》。
　　(16) 1988年9月26日白焕如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