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4日，延安市以北50来公里的蟠龙镇热闹非凡，这天不是蟠龙镇的集日，但却比以往的集日热闹几倍，近万人参加的延安县锄奸反特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主席台正中坐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延安保安司令高岗，两边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陈正人、张邦英，还有劳动英雄申长林以及群众大会主持人、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和县长刘秉温，还有一位当时群众并不知晓的显赫人物曹轶欧。今天的会议之所以如此隆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她现在的身份是延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当时曹轶欧已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科长，同时又是中央系统总学习委员会常委，在中央直属机关整风审干中可以与李富春平起平坐，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迷离权力中心，而到偏僻的县里担任比较低的职务呢?
　　这是康生夫妇合作的一个阴谋。1942年，延安县区级以上干部已经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来研读整风文件，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一年当中，这些干部的眼里，除了增强农业生产外，没有比整风学习更重要的工作了。尽管如此，随著批王实味和张克勤等经验的取得，康生认为必须再接再励，把整风审干推上新的境界，所以第二年紧张的春耕一过，他立即把握时机，一方面通过西北局和延安地委，指令县委派人创造延安县的新经验；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派曹轶欧亲自下乡推广新经验，证明群众运动型的审干也可以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进行。因此，延安县被康生夫妇“御选”为推广张克勤经验、找大小典型做坦白示范、开展坦白运动的“样板田”。这时，适逢前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长许平被揭发有“特务嫌疑”，於是康生以处理许平案为名，指令曹轶欧到延安县委任职。这对中国政治舞台少见的“夫唱妇和”的老搭档，开始了又一次以别人鲜血来尽力粉饰自己头上花翎顶盖的邪恶活动。
　　今天的锄奸群众大会就是曹轶欧在高岗及西北局的配合下导演的一幕大剧。在大会上，高岗首先做了极富煽动性的演讲。陈正人、张邦英、刘秉温及申长林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农民群众情绪近於疯狂、异口同声地高喊“枪毙黄流!用矛子把他刺死”的呼喊之後，原延安县蟠龙区宣传科长黄流做了坦白报告。他走上台，开门见山地说：“老乡们!你们应该杀我，我是国民党派进来破坏你们的特务，做了很多破坏你们的事情。来到延安县牡丹区又遇到日本特务杨志功，他发现我是国民党派来的，就这样和我商量：‘你来边区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执行同一任务，以後可以合作起来干。’我从此由国民党的特务又兼上了日本特务。”随後，黄流在会上讲述了他的“特务”罪行。“第一，侦察边区消息，报告给特务机关。如去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环境紧张，我把整训自卫军等军事情报向他们报告了。我还利用帮助工农干部写报告的机会，窃取秘密材料，报告特务机关。第二，挑拨离间，破坏政府威信。我在工作人员面前，当著外来干部，说本地干部都是‘土包子’，如何如何不好。当著本地干部又说‘洋包子’如何如何，企图使他们互相轻视，造成不团结现象。为了破坏政府威信，去年征收爱国公粮时，我造谣说边区要征收20万石。去年夏天正在热烈整训自卫军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时候，汉奸杨志功给我来了封信，说县上的东西已经都搬走了。我得到信马上把这个谣言广播出去，我说：‘县政府已经搬走了，你们的自卫军还整毬。’此外，打击积极的干部，使他灰心丧气，工作做不起来，也是我常采用的破坏办法。第三，杀人。我告诉我下面的特务：和好干部一块走路的时候，乘其不防，就把他推下崖去，再马上报告政府，一面掩藏自己做好人，一面造成干部与人民的恐慌。另外，我教给他们用石头打人家的肩头，卡人家的脖子，一弄就死。我常把这些任务交给史云才(牡丹区五乡优抗主任——笔者注)去执行。第四，发展组织。在牡丹区我发展了张荣富等15人，在蟠龙区我发展了鲁世增等6人。”
　　黄流的坦白报告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怒，但面对4000多支明晃晃的红缨枪，黄流却表现得出奇的镇静。当4000多支红缨枪指向他时，黄流视若无睹，仍有条不紊地完成他的坦白，因为在此之前，高岗曾向他与今天要坦白的所有人赌咒发誓，绝对不会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尽管如此，黄流事後追忆此事时，心中余悸犹存，承认镇静是装不出来的，当时他的精神早已濒临崩溃。
　　紧接著黄流上台坦白的是牡丹乡党支部书记崔树贵。他说：“我也是特务，我是鬼，不是人!前年我到20里铺训练一班的时候，认识了杨志功，他问我新文字(为了普及文化，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推广的一种新的拼音文字——笔者注)学得怎么样，说要帮助我学习新文字，又说给我介绍老婆，我们慢慢就接近起来。第二次我又去训练班，杨志功就挑拨别人的老婆离婚，并介绍给我结了婚。这样我就糊里糊涂地被杨志功欺骗上了，後来回到区上，杨志功就告诉我和黄流三个人，是给国民党做事的，叫我不要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别人，他就要杀我，我答应了我不报告。他给我的工作是造谣，我曾经造谣说，边区要徵公粮20万石，在後方的八路军每连只剩下20来个人等等。这一次县长劝我反省自新，我因为杨志功过去曾告诉我说出来我就要死，所以起先县长和我谈话，我无论怎麽都不说，後来他说说出来可以宽大，我提心吊胆地讲了，讲了以後，组织上真正对我宽大了。”
　　第三个上台坦白的是蟠龙市委书记鲁世增，他原来是区宣传科长，1941年精兵简政时，回到家乡蟠龙当了不脱产的市委书记，任职期间，曾以公而忘私、辞谢政府派人为他代耕而受到区委表扬，《解放日报》曾两次报导过他的事迹。杨志功是他当宣传科长时的顶头上司，两人私交也很好，因此，他的坦白主要是说杨志功怎样引诱他当特务，教唆他散布谣言，破坏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他说道：“去年春天我在县上住训练班，杨志功教我新文字，他在改试卷的时候给我多加了几分，拉拢我。以後组织上调我去西北党校学习，我不愿去，杨志功就挑拨我说‘不是你的过，是县委的过，要是我就不叫你去。’从此我就对组织不满。感情拉扯好了，有一天他就告诉我有一件事要委托我，我问他什么事，他最初不肯说，我再三问他他才说。他要我利用朋友关系回去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同时要我调查蟠龙市的人口和每个人的情形，我就利用李国胜去给他调查了。杨志功又告诉我，利用朋友去散布谣言，边区要徵收20万石公粮，延安县要招700新兵，三口人的拨一个等等。”
　　第四个上台坦白的是蟠龙的二流子(指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笔者注)常玉清。比较起来，二流子常玉清可以说什么细节也没有说，他只是指控杨志功以国民党军队来了要杀人，威胁他当特务。在讲完这些话後，他也没多说，接著就请党和群众原谅他。①参加会议的领导和群众也不追究，像例行公事一样，高呼几声拥护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就让他下了台。这四位坦白後，群众情绪的潮水已经开始降落，加上天色已晚，於是大会主席提议，其余20几个自新份子不必像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和常玉清一样仔细坦白，他们只需依次上台，在自报姓名之後，当众赌咒“以後再做坏事，大家用红缨枪刺死我”，就算完事。
　　对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常玉清的所谓“坦白”，我们不想做更多的评论。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其列举出来，只是想陈述一段真实的历史，功过是非自有读者自己去感受、分析与评判。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次在当时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大会，它不仅拉开了延安县清查特务比赛的序幕，而且对整个延安锄奸反特运动由机关走向市民和农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示范作用。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题为《延安县展开防奸运动、五千余人举行动员大会，23个失足者悔过自新》的大会纪实报导，康生夫妇的醉翁之意就在於此。据说这次大会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动了群众“抢救”失足者的积极性，这也是康生最为需要的东西。
　　黄流等23人愿意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坦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是特务而要将功折罪，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内，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负责审干的干部不断地审讯和劝告。黄流早在1943年的6月份就被捕，虽然对他曾进行过十多天的审讯和规劝，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特务，最後还是经过曹轶欧的个别谈话之後，黄流才终於承认自己是特务了，并且供出了崔树贵、鲁世增等人，他们4个人在9月4日之後，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公开坦白经验，曾多次在整风轮训班和一般机关单位作坦白示范，9月4日的群众大会，对他们来说，只是规模大了许多，场面格外吓人而已。
　　其实曹轶欧一到延安县委所在地，就立刻开始筹备延安县整风轮训班。4月27日，她以县委的名义秘密逮捕了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和谈锋的妻子李诺，罪名是国民党特务。理由很简单，4月1日被捕的王庆堂等人在供词中牵出了他们。在曹轶欧的亲自主持下，对谈锋夫妇的审讯虽然并不顺利，但在持续不断的高压下，他们的防线终於崩溃，不仅自己承认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供出了杨志功(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流、翟自强(县政府第四科科长)、杜毅(河庄坪区宣传科长)、王学人(青化砭区宣传科长)、杨峰、翟石关、田夫等人，并下令逮捕了杨志功(关於杨志功的情况我们将另作专门叙述)。到整风轮训班开学，嫌疑份子从6人增加到11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县上宣传教育系统的干部，而且几乎都是外来知识份子。根据这一发现，曹轶欧决定整风轮训班不仅要将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同时并举，而且将重点放在宣传教育系统的干部和外来知识份子身上。因此，轮训班的成员组成除县区级以上干部外，这次主要调训的对象是各区宣传科长、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主任、区乡文书及个别小学教员等。
　　杨志功的被捕，在轮训班引起了预期的震慑作用，经过了十余天的学习讨论，5月12日，曹轶欧传达了任弼时4月10日所做的《宽大政策》的报告，并号召轮训班的全体学员自动坦白，还威胁道，如果不主动坦白，杨志功的下埸就是榜样。不枉曹轶欧的一番“苦心”，轮训班的学员终於有人开始坦白了。
　　第一个坦白的是县政府第四科(建设科)科长翟自强，他承认在河南老家加入过复兴社，不仅填了申请表，还完成了入社的一切手续。当天坦白的还有姚店区宣传科长杜毅，他也是河南人，1941年从陕北公学毕业後一直担任河庄坪区宣传科长。他坦白说去河南上学的时候，曾组织过学潮，因此而向国民党当局写过悔过书。
　　接下来坦白的还有张锋和杨峰。杨峰是鲁迅师范的学生，整风刚开始时，延属地委书记强自修就已找他谈过话，他当时承认曾被谈锋利用，但不承认加入谈锋的“特务”组织，杨志功的被捕，对他刺激很大，加上县委老是派人和他谈话，他经受不住强大的压力，只好承认自己是谈锋特务组织的一员。张锋是边区教育厅驻县政府督学，兼任二十里铺完小校长，在杨志功被捕之後，县委书记王丕年曾多次与他谈话劝他坦白，在压力之下，他也承认自己是谈锋“特务”组织的成员。
　　虽然有人开始做了坦白，但是曹轶欧并不满意，因为延安县的三个重点人物中许平、杨志功已被保安机关逮捕，剩下的黄流，虽然经过长连10天的“抢救”，但他始终金口难开，以沉默不语来抵抗。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曹轶欧又让张锋等坦白份子继续在各种会议上做坦白示范，但无论张锋等人在台上坦白得如何口干舌燥，领导和积极份子在台下劝得如何恳切和严厉，黄流就是抱定决心，决不开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曹轶欧认为对黄流做思想斗争已毫无意义，她以积极份子的要求为藉口，指示县委将黄流逮捕隔离。
　　在批判黄流、杨志功和学习文件的同时，县长刘秉温代表县委重申“宽大政策”，警告其他学员不要学黄流，而是赶快站出来向党主动坦白。随後曹轶欧和县委要求轮训班的学员重新写自传，更彻底地检讨自己。黄流在受禁锢期间也不轻松，每天都要写反省材料，而且曹轶欧不断派县委领导、积极份子和黄流谈话，进行规劝。但黄流仍旧不为所动，拒绝承认自己是“特务”。然而训练班其他人就有不同的反应了，一方面黄流的下场使他们心有恐慌，害怕坐牢；另一方面又有宽大政策的保证，於是又有13名干部自动出来坦白。
　　在这批坦白的干部中，有一个叫田夫的大学毕业生，她1938年从四川投奔延安，1942年响应中共中央关於知识份子下乡锻炼的号召，来到延安县工作。她自称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因为她受过大学教育，所以被分配在许平所负责的县委宣传部做科员。许平、黄流遭受禁锢之後，曹轶欧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田夫身上，每天明查暗访，而且不断找她谈话规劝。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她终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说她1936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说服过两名共产党员脱党，随後又奉特务机关之命前来延安活动，利用干爸林伯渠的关系到处窃取情报。还有一位叫李刃的外地知识份子，他当时是延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先後在青干校和陕公受过训，批判黄流时，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特务，由於民众教育馆受宣传部和教育科领导，谈锋、黄流、杨志功都曾是他的上级，因此，他也是有口难辩特务罪名，但坦白时又没有什么可坦白，就说自己在担任民众教育馆长时，与杨志功来往频繁，主持冬学时，以强拉女孩子上课、制造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反感，帮助谈锋“破坏”教育业务。这样的坦白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但曹轶欧不管这些，只要承认是特务就行了，因为它标志著轮训班坦白运动的成果，这才是曹轶欧所醉心的。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供词对黄流产生了震撼效果，特别是黄流在牡丹区的顶头上司——牡丹区区委书记曹明山的坦白更使黄流万念俱毁。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较量，黄流终於败在曹轶欧的手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和日本的“双料特务”。
　　不愧为康生的夫人，在指鹿为马、制造莫须有罪名方面，曹轶欧的确得到了康生的真传。也不负康生的“重托”，待学习班结束时，曹轶欧在这75人中竟“抢”出“特务”59人，其中地方干部7人，外来知识份子干部52人。
　　曹轶欧在延安县这块“样板田”里的“收获”是巨大的，但康生夫妇的目标根本不在一个小小的延安县，延安县的实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延安县这块“样板田”里出“理论”出“政策”，以证明他们的普遍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正确与无懈可击。於是根据曹轶欧在延安县取得的“非常成功的经验”，康生提出一套新的整风审干政策：第一，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不要再机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来执行了，两者要互相配合，互相渗透。如果整风学习是以学习文件为主，审查干部则以实际斗争为主。有文件学习而无实际斗争，则文件学习很快变成为学习而学习，则实际斗争也很快变成为斗争而斗争。前者很容易沦为教条主义，後者很容易沦为经验主义。第二，各县、区、乡可以开展以群众路线来整风审干。在此之前，中央总认为这种整风审干是上级领导机关和上级领导的事，不能在地方推广，理由是县区干部的政治经验不足，且文盲太多，要他们负责整风审干，怕会弄出许多问题，延安县的经验证明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从此以後应该在各县各区各乡推广这种整风审干。第三，相信工农干部，他们在延安县中的表现比知识份子高明太多了。诚然他们不是没有毛病，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那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只要给予机会，他们是会很快学会整风审干的。因此，今後应大力提拔工农干部，不能再盲信知识份子，随随便便加以重用了。第四，整风训练班和群众反奸大会是一整套经验，从县里的轮训班办起，由於检讨工作，自然会检讨到农村基层，要乘机在农村中召开反奸大会，把群众也卷入反奸热潮之中。
　　这就是延安县的“经验”。“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了，审干完全进入了无序状态，真理、逻辑纯粹是扯淡，知识份子尤其是外来知识份子彻头彻尾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延安县妇联干部谭丁，则成了康生夫妇四条“经验”的祭品。
　　蟠龙区区长是个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这位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这位对上级的号召、领导的指示打断骨头也不会怀疑的积极份子，在批斗谭丁的大会上，做了这样一番“精彩”的发言：
　　谭丁，你这个臭婊子养的反革命，狗日的特务，混进我们的边区来破坏革命，替蒋介石老儿卖命，他是你的乾老子还是野男人?看你骚里骚情的屌样子，就不是好驴日下的……②
　　谭丁的精神世界完全垮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她无法忍受这样的人格污辱，世界在她的眼里变得太混浊了，混浊得已容不下她那颗柔弱如水、纯洁如玉的心，人间已经没有力量来温暖她、挽留她，她只有向死神寻找安慰、寻找寄托了。
　　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延安县妇联的一眼土窑洞里，谭丁从容地向她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做最後告别，她整理好自己的工作笔记，收拾好手头的文件，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甚至也没有思维，机械地做著即将赴地狱所应做的一切。拴好绳套，搬来小凳，站上去用手试试绳子的强度，然後就将她美丽而高贵的头颅伸进绳套，脚下用力一蹬。小凳倒了，世界也倒了，人生的欢乐与烦恼，历史的功过与是非，一切的一切都倒了……
　　① 黄流、崔树贵、鲁世增、常玉清的“坦白”摘自《延安县展开防奸运动，五千余人举行动员大会，23个失足者悔过自新》一文，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21日第1版。
　　② 1988年12月18日刘振旅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