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年生於陕西省米脂县武镇乡高家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母亲去世。作为脚夫小商的父亲，似乎比普通陕北农民的眼界略高一档，他没有让自己已经失去母亲的孩子学农务耕，而是倾其积蓄让高岗走一条读书人的路。
　　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高岗被父亲送往远离家乡30里开外的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儒家经典教义对高岗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凭著他的聪明才智，他不仅能将教科书中的词义章句背得滚瓜烂熟，课余时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动了许多非份之想。据说这位山野乡村来的学生，身体结实，体内蕴蓄著一般孩子所无法相比的充沛的生命力。与同龄儿童玩耍，他总是把桌凳垒得老高老高，自己坐在顶端，高高在上，让其他人作他的下属。每当这时，课堂上学的礼仪规矩早已被他抛向九霄云外。
　　或许正是这种非份之想，促发了高岗一意求新、竭力改变现状的最初的革命愿望。“五四”运动後期，高岗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响应新文化运动在陕北大地的广泛传布，高岗与王东皋、曹动之等人带领横山一高的部份学生闹起了横山县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革命色彩的学潮。他们利用罢课方式，强烈要求校方领导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奴化教育体制。横山县当时还属陕北传播新文化的边缘地带，陕北革命的中心最早在绥德和榆林。1925年秋，高岗转入榆林六中求学，後又考入榆林中学，很快便加入了榆林地方上最革命的组织共进社。
　　应和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普遍的习武风潮，1927年高岗考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同年由史巍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高岗与同乡学友高鹏飞在西安市贴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主张，并为共产党地下武装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觉後，遭到通缉追捕。幸由共产党员、原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通知党组织，使高岗乔装改扮，星夜离开西安回到横山。高岗脱险了，但通知他离开西安的史可轩却遭到敌人的残杀。回横山後，高岗并没有被一时的白色恐怖所吓倒，1928年秋，他又与陕北党组织负责人马明芳取得联系，并一同在横山、响水等地成立通俗讲习所，宣讲农民运动理论，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减租抗捐，使毛泽东於南方发动的农民革命运动在陕北得到了有力的响应。1928年，正是陕北大旱之年，夏天成片成片的庄稼被晒死，秋後颗粒无收。但官绅不顾农民疾苦，仍想方设法蚕食鲸吞救灾粮款。高岗对此切齿痛恨，在武镇、响水等地组织农民清算了劣绅刘尚和、曹思潮的罪行。接著，他又辗转於佳县、吴堡一带，组织农民演阵练兵，引导启发他们奋起反抗，投身革命。
　　1928年，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失败後，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相继作出决定，派大批共产党的骨干力量打入国民党地方军队，搞兵运活动。是年冬，高岗打入井岳秀86师驻守延安的高双成旅，任团副，由於鲁莽从事，被敌人发觉，在同乡连长韩文明的帮助下，逃回横山。
　　1929年春，为免遭当局逮捕，高岗与武善扬转向甘肃活动，再次被敌人发觉，幸蒙老师李文清设法保护逃走，摆脱了敌人追捕。高岗和老师李文清逃离甘肃後，辗转来到西安，与杜斌丞取得联系。杜原为高岗榆林中学上学时的校长，高岗到西安之际，杜担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在杜斌丞的帮助上，高岗以合法身份被派往延安县，与王兴中、张可立共同担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达的帮助建立膚施县(即延安县)党部的重任，被委任为县党部委员，作干事工作。
　　当时，延安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革命活动也比较活跃。但由於工作需要，高岗的党员身份这次一直没有公开。这时，高岗的哥哥高崇义也已参加了革命，成为地下共产党员，来到了延安。党组织安排高崇义在延安街道上开了一个客店，起名为“崇义客店”。共产党延安县委的主要工作活动场所就是这家“崇义客店”。共产党内的那些“游人”、“茶客”便经常出现在这家客店里，不时地酝酿著打击国民党县党部的重要方略。
　　其实，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比较困难的。共产党延安县委组织延安四中学生分别於1929年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搞了两次夜间突击撒传单、贴标语的宣传活动，均引起了官方的震惊与恐慌。第一次事发後，县党部派高岗与张可立到四中追查。高岗假应其事，巧妙地瞒哄了国民党县党部，并使县党部罢免了四中反动校长徐绍林的职。第二次事发後，敌人在没有查清事由的情况下便先行逮捕了四中学生代表、地下共产党员韩俊杰和王化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韩、王二人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招供投降。在此情况下，为救韩、王二人出狱，高岗在县党部上下活动，广泛传扬这是一起冤案，冤枉了好人，同时策动当地驻军长官向县政府提出警告，不许对青年学生施行酷刑，不能把学生当作土匪强盗进行严刑逼供。在各方努力下，这两位学生(共产党员)终於被释放了。
　　高岗参予的延安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运工作却再一次遭到失败。1929年夏，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之後，军委书记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李含芳、王之环、高鹏飞、高岗、高崇义、冯世光等军运工作负责人，在“崇义客店”开会，一方面听取军运工作汇报，另一方面指示要把学运工作转移到军运工作上来，并要求延安的同志积极准备在高双城部发动兵变，以建立革命武装。
　　同年秋，井岳秀86师军官教育团在榆林开办，延安高双城部的一部份党团员离延赴榆参加学习，高岗继续留延安工作。就在这时，由於乡绅告密，国民党横山县党部逮捕了高岗的叔父高仆奎、高仲发作人质，强令他二人写信招降高岗。高岗接信後愤然大怒，将信撕毁说：“难道我革命半途而废，再去当反革命?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高岗经受了一次家庭伦理道义与革命大义的严峻考验。接著，高双城部营长、地下党员李含芳叛变，致使王之环、王彩云夫妇被捕就义，延安地方、军队党组织遭到破坏。高岗被迫离开延安，去了西安。
　　从1930年春到1931秋，高岗一直协助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宁夏、甘肃一带搞兵运工作，曾担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学兵队分队长和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发展和培养了许多党员骨干力量。学兵团结业後，高岗一方面继续开展秘密兵运活动，一方面担任刘志丹、谢子长与陕西省委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1年冬，陕北游击队(前身为晋西游击队)在华池县南梁地区汇合，高岗等人亦很快从甘肃宁夏一带汇聚到陕甘边南梁地区，成为後来红26军的骨干力量，几支力量汇合後，最先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接著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宁游击队”，高岗任游击队二大队政委。从此，高岗一直是这支红军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此期间，高岗身为红军主要领导人，却犯了几次难以令人饶恕的错误。
　　1931年12月起，陕甘游击队在半年时间内东征西战，迅速壮大。1932年6月，当陕甘游击队取得反“围剿”胜利後，即转入攻势，决定向宜川、韩城一带发展。6月3日，游击队制定了强袭宜川临镇的作战计划。战斗打响後，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大队政委高岗，在压制敌军反突击的关键时刻，带领19人临阵脱逃，致使第二大队全綫溃乱，造成整个战斗的前功尽弃。战斗匆匆结束，向来很少发火的总指挥刘志丹万分气愤，马上派人四处寻找高岗，准备立即枪毙。但此时高岗早已逃之夭夭。於是游击队党委马上开会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军籍，总指挥部并下令通缉高岗，以正军法。
　　说来也凑巧，高岗的临阵脱逃的地名就叫临镇，於是高岗成了西北红军战史上“临阵脱逃”的真正典型，被人们广为传笑。
　　据说高岗虽然体格健壮，为人鲁莽，但一遇打硬仗，便往往有怕死念头萌生。此前3月间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在一个村镇上合围了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敌人眼看就要被围歼，在这关键时刻，高岗的阵綫却内部慌乱了，高岗自己吓得四处乱跑，敌人乘机冲出包围圈逃跑了。
　　这次高岗临阵脱逃後，於当日在延安与延长交界地带的安沟镇稍沟村，遇到了高朗亭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军”。双方约定西去甘肃正宁县，等待陕甘游击队的归来。然而，当部队西进途中，於6月21日在保安县东条岭与敌人遭遇时，高岗却率原带的19人又一次临阵逃散。战後，高朗亭所部返回延川、清涧一带，高岗则避於过去相识的保安地方武装郑胜德处，郑担心高岗有变，将高岗及随从人员的枪械全部扣压。6月底，高岗浑身空空如也，徒手归队。陕甘游击队党委姑念他能自动归来，改变了原定的通缉镇压决定，重新给予他撤销二大队政委职务的处份，下放他到基层连队当战士。
　　1932年7月，原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良被派往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左”倾路线从此逐步控制了陕甘游击队的行动方针。由於高岗最初参加革命在西安，後又担任过省委的交通员，所以省委方面的来人均对高岗比较信任。李良来游击队後，排斥原队党委，并采取不信任态度，私下成立了“秘密队党委”，高岗被组阁为“秘密队党委”委员，重新开始参予游击队的重大决策活动。一个月後，陕甘游击队在李良的指挥下惨遭失败，省委又决定调李良回西安，派谢子长任总指挥，使游击队又一次获得了转机，并迅速壮大起来。
　　1933年12月底，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二团，简称“红二团”，“左”倾路线的狂热推行者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担任了红26军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陕北游击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强令红二团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伺机攻占西安。结果刚刚渡过渭河，便遭强敌围剿，红二团5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团部领导人被困在商洛山内，十几天吃不到饭，靠野果为生，刘志丹几次昏厥，王世泰用自己亦处於饥饿欲绝的躯体将刘志丹背出深山老林，化装後潜逃回照金根据地。
　　然而杜衡却在南下途中带高岗等人事先跑回了西安。不过这次名义上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藉口向省委汇报回到西安的。就在红二团南下过程中，陕西省委派杜衡、贾拓夫、高岗领导了陕军骑兵团的耀县起义。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老共产党员。骑兵团起义後，陕西省委负责人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改编及以後行动计划等事宜。不料被敌特侦破，十几名特务包围了饭馆，袁岳栋、杜衡束手被擒，高岗、贾拓夫力战群敌，冲出重围。高岗化装成农民，摆脱敌人追捕，辗转回到陕甘边区。袁岳栋、杜衡被俘後很快叛变，设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连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破坏。贾拓夫被迫离开西安，去江西中央根据地汇报陕西革命斗争惨遭失败的情况。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事变後，高岗几乎成了陕西省委保存下来的惟一的领导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通令各地，悬赏5000元大洋生擒高岗，悬赏3000元获取高岗首级。而高岗脱险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後，正是陕甘边在省委遭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还未回)，陕军骑兵团耀县起义亦遭失败的关键时刻，并在积极筹备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之际，高岗以特殊身份参加了这次在耀县陈家坡召开的会议。会上关於高岗的问题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一部份人认为高岗未带省委正式关系，脱险过程复杂，自荐军事特派员，没有根据，待查清事实真相後方能参加领导；一部份人认为高岗的问题是省委遭到破坏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陕甘边特委可以作出决定，让高岗参加领导。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後形成了坚持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保卫照金根据地、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并决定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领新成立的红26军第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陕甘边各路游击队。高岗从此掌握了26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後来，刘志丹等人回到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由团的建制升为师的建制，不久刘志丹接替了王泰吉的师长职务，高岗升任师政委。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集体领导下，红26军再一次迅速壮大，很快开辟了南梁及洛河川等大面积的红色根据地，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令人遗憾的是，高岗虽然身处红军最高领导要位，但却不能遵守最起码的红军纪律。仅1934年一年内，高岗就因作风问题两次犯错误，两次被撤职。1934年1月8日，高岗在甘肃正宁县战斗结束後，强奸了一位妇女，受害者告到了42师师党委，师党委马上开会决定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下放到连队当兵。直到同年5月28日，才恢复了政委职务。
　　职务虽然恢复了，然而在作风问题上高岗却屡教而不能彻底改正。据说部队每次战斗结束後，高岗总要出去在就近村庄游荡一番。当然并不是去查看军事地形，用一句陕北土话说就是“串门子”(即搞女人)。为此，总指挥谢子长曾指著高岗的鼻子駡道：“你这个高麻子(高岗生来满脸麻点)，狗改不了吃屎!”駡归骂，但高岗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或者愿意，或者默认，懒得去纠缠，因为当时除了红军有不强奸妇女的严明军纪外，其他任何军队的领导和士兵，玩女人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高岗在这一点上，无疑和土匪及国民党军队没有任何区别。1934年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在南梁阎家窪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军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两块根据的军队联手合作行动问题。会上，高岗因犯作风问题，再次受到撤职处份，并决定送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後因谢子长受伤病情严重，加之战争环境紧张，刘志丹建议，留高岗在根据地工作，处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份，以观後效。高岗经受这次处份，似有较大触动，三个月後如期恢复了职务。
　　1935年2月，陕北特委与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特委建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高岗担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在刘志丹、高岗统一指挥下，陕甘边红26军和陕北红27军联合行动，携手奋战，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布置的十倍於陕北红军的国民党军事“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原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并在原来基础上大大扩展了。
　　1935年9月，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与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组成红15军团，高岗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与红15军团的全体官兵一起参加了反击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的第一次战役——劳山战役。在这场战斗中，高岗一改往日怕死情形，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冲杀，在整个战斗的六个多小时中，他一直冲杀在前线主要战场上，对鼓舞士气、带动士兵起到了表帅作用。後被传为高岗“赤膊奋战劳山”的佳话。
　　劳山战役後，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推行极“左”路线和政策，酿成肃反扩大化，使原陕甘边根据地200多名地方和军队中高级干部遭到杀害，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80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监狱。幸得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适时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危机。刘志丹、高岗等人相继获释出狱，恢复了工作。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暨内蒙古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高岗为边区政府7名领导成员之一，担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兼保安处处长，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议会，被民主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权力机关)议长。
　　1936年刘志丹东征牺牲後，高岗成了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最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作为抗日大後方和红色首府的时候，高岗因此也就从陕北走向了全国，他成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前台人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等头衔足以说明高岗的显赫和重要。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岗便成了代表全国121万党员的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率领一大批人开赴东北，与林彪率领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辟了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全国解放以後，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全国开始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先者便是高岗。然而高岗却把握不住自己，再一次犯了错误。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时，高岗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总结高岗一生，其人生道路波折起伏，坎坷可谓大矣。细细体察，高岗的错误往往出现在他最显赫、最得意的时候。1933年红26军2团南下失败，他参与领导了耀县王泰吉骑兵团起义，使红26军得以迅速恢复，但他却在生活作风方面连续几次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1953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中央正待进一步重用他时，他却目空一切，想篡夺党和国家更高一级的权力，最後却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这些通过我们的叙述，已为人们熟知，但高岗在延安时期还有一段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即1943年审干、抢救运劲中，他曾追随康生扮演了一个不很光彩的形象。
　　1942年4月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领导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专门成立了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又成立了审委会，即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便在整风运动进行到一定时期，对所有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审委会主委中刘少奇担任，副主委有康生、陈云、彭真、高岗三人。高岗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与康生有了密切联系。
　　1942年6月间，中央总学委又下设了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办和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学委，实际整风运动是以上述五个系统为单元来进行的。高岗当时集边区党政军最高权力於一身，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无疑是由他直接负责和主持的。这样，从审委会和总学委两条綫上，康生均成了高岗的顶头上司。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据好多人回忆说，审干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康生大搞逼、供、信，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时候，高岗在边区系统亦大搞逼、供、信，并以其边区保安司令的身份，曾几次决定对那些“顽固不化”、不愿坦白者下达“枪毙”的命令，①其实是用假枪毙进行威吓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在审干运动中的运用，其发明创造权，当属高岗无疑。每当此际，好多人因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违心假造，给自己戴上本不属於自己的“特务”帽子。
　　除此之外，高岗对抢救运动的更大贡献是他将康生在延安对各类干部施行的种种抢救方式，推厂到了广大农村和农民身上，大批大批连“特务”的真正含义都不懂的农民被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区乡集中起来，进行“对牛弹琴”式的抢救，陕甘宁边区的山野乡村里，顿时失去了原有的安宁平静，代之而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诡诈、嫉恨、仇痛和不信任。假报私仇者有之，有意谋害者亦有之，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每一个纯朴的农民心田里展开。最为突出的是绥德分区与延安县。
　　有关这两个地方开展抢救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所涉及，这里应该著重指出的是：绥德地区的群众性抢救运动，高岗只是大致指导和间接参予，而延安县的抢救运动高岗则是直接插手了。1943年9月4日延安县蟠龙除奸动员大会上，高岗的生动讲演至今令与会者记忆犹新。
　　据当时参加过大会现还健在的老农们回忆，高岗中等身材，体格壮实，穿一身中山装，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一些知情者则说，高岗性情急躁，近乎刚烈，且不善言辞。1944年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赵起构来延安访问时，曾专门采访过高岗，谈话间问他有关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高岗往往辞不达意，不知所措。②但高岗毕竟经历了十多年的游击战争，也做过十多年的政治工作(他在游击队和红军中主要职务是政治委员)，他非常清楚怎样对农民讲话。这一天，他的讲话是在台下一片“拥护高司令”的欢呼声中开始的。他首先简单阐述了共产党领导以来所带给农民的具体利益，似乎带有“信天游”中贯用的比喻语式，然後就开始一问一答。高岗说：
　　“实行土地革命，做(得)不好吗?”
　　“很好!”
　　“消灭土匪，做(得)不对吗?”
　　“很对!”
　　“开展生产运动，难道做错了吗?”
　　“不错!”
　　高岗借著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很快便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亢奋状态。而高岗则乘此机会，话锋一转问道：
　　“像这样的好事，竟然有特务想破坏，他们该当何罪?”
　　群众万口同声回答道：
　　“拿起武器，打死狗特务!”
　　等到群众情绪稍稍平静下来後，高岗接著用充满自信、充满热力的腔调一条一条地控诉“特务”在陕北的“罪行”。他的声音越讲越激昂，到了最高峰状态，突然伸手向旁边一指：
　　“那就是坏种黄流!”
　　黄流是延安县最先挖出的一批“特务”中的典型。
　　此时群众的情绪被高岗煽动得激动万分，已近乎疯狂，当听到高司令指著黄流在駡，他们立即应声高呼：
　　“枪毙黄流，用矛子戳杀他!”
　　随著呼声，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几千支红缨枪一齐指向了黄流。
　　在此关键时刻，高岗话锋又陡然一转，要群众千万不要激动，黄流幼稚无知，既然已经知错认罪，只要他今天当著大家的面，坦白一切罪行，而且发誓不再做特务，大家就应该原谅他。常高司令提出这个处置办法後，台下又是一片呼喊声：
　　“再做坏事，都要杀掉!”
　　“坚决镇压顽固不化的特务份子!”
　　在这个安排得十分得当的情绪氛围中，黄流似乎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逻辑驱使下，走上了主席台。紧跟黄流，还有几位农民也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
　　高岗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出过国，但在万人大会上演讲，却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我们把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与高岗9月4日的演讲辞相对照，两人确实不分上下，而在效果上，高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蟠龙反特大会其所以如此成功，决非偶然。为确保大会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延安县委事前曾针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都预作了万全的准备。他们在9月初已弄清了28个所谓特务份子的犯罪事实，但这次仅选择了23人出席大会，并专门指定由黄流、崔树贵和鲁世增三人做坦白示范。据《解放日报》报导：这28个所谓特务之中，有少数几个人是9月初才认罪的。当时，为使他们能如期俯首认罪，县委一班人还曾亲自劝道了两个晚上，最後他们才勉强承认：是由杨志功拖他们滑进特务泥坑的。不过在认罪记录上，只有这一句含糊笼统的供词，再没有任何别的具体交待。
　　所以，在召开蟠龙大会前夕，县委是很有些担心的，主要担心大会上面对千万名热情洋溢的群众，他们选择出来的坦白模范会临时变卦，更害怕这些已经俯首认罪的人会闹翻供。因此，在9月2日，县委将所有的嫌疑份子集中起来，请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谈话。
　　高岗这次和这些特务份子们的谈话内容与他两天之後在反奸大会上的演讲辞内容大同小异，但谈话方式却极为特殊。他们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交谈的。高岗向所有的嫌疑份子保证：如果他们坦白，绝对不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更令人可笑的是保证後，高岗还担心这些嫌疑份子不肯相信他的话，於是他又赌了咒、发了誓。这次秘密谈话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岗以互相劝说、互相影响为名，创造了一种极为宽松的谈话气氛，让所有的嫌疑份子放开内心的最後警惕，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自由交换意见。结果效果出奇地好。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嫌疑份子说：高司令已经赌了咒，我们还怕什么!其他一些在当时看来似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因此而克服了内心恐惧，自动地坦白了；还有一些平白无辜的嫌疑份子，抱著纵然“坦白”了也不至於死，而不“坦白”反倒要活受罪的想法，也下定决心，按照上级的意思“坦白”了。
　　出乎嫌疑份子们意料的是，他们“坦白”後竟然受到了特别的优待。於是在自由交换意见的气氛中，每个“坦白”者又把自己的供词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以便更加吻合上级的意思，还可以避免前後左右出现矛盾而落个不老实的罪名。
　　在高岗发誓赌咒劝道下，共有19个嫌疑份子彻底“坦白”了他们被特务“陷害”的经过。这19个嫌疑份子按出身分类，有6个贫农，2个中农，4个地主豪绅，6个二流子；按职务分类，有6个支部干部，5个小组长，8个一般群众；按政治面貌分类，有16个中共党员，3个非党员。19个人的供词有3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转摘如下：
　　贫农张忠秀：我是牡丹区三乡支部书记。我上了杨志功坏蛋的当，在前年我是小组长，杨志功为了拉拢我，让我当书记。他先挑拨我们，把原来的乡长和支部书记告倒，就放了我、史云才、胡凤仪三人为支部书记。以後在徵粮工作中，杨志功又拍拍打打地抬举我说“老张能行，有办法，工作积极”，给我戴高帽子。这样就使我觉得杨志功这人很好。以後杨志功对我说：“不出两年，世事有变化，我有个秘密组织，你参不参加?要是参加国民党，将来就没有问题。”我也不懂什麽秘密组织，杨志功说好，就参加了。不料他以後叫我调查农村情形，我以为他是我们的上级，要我调查，我就给调查。今年春季，又要我给群众宣传说：“救国公粮不是16万石，而是20万石。延安还要扩六七百新兵，老百姓都要编队去运盐。”这些话我都照他指示的宣传了。後来，我们乡下逃走了四五十家人，杨志功又给我说：“你是参加秘密组织了，无论如何不敢漏了秘密。如果叫人知道了，不但共产党杀你，就是国民党也要杀你!”这时候，我知道不对劲了，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
　　地主孙云清：我是牡丹区第四乡经建主任。在土地革命时，我出去垦地，杨志功来到我们乡上，也是常常用私情拉拢我，我也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以後，他说：“土地革命时，红军分了你五百亩土地，现在你还给八路军做工作，如果不分地，你靠收的租子，也就够活了。你看革命好不好?”又说：“世事不久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来，你如脚踏两只船，两面合作，你就不会吃亏了。”後来，叫我调查乡上谁对革命不满意、谁受过革命的打击。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地去搞。崔树贵还说：“杨志功劝我们暗杀人。”我不敢杀，唉!他妈的，杨志功把我害了，人家当特务赚钱，我还贴了许多东西。我说的具体，完了。
　　二流子常玉清：我家住蟠龙市，老家米脂人，到蟠龙做些小生意。今年二月，杨志功到我家里来，住了半天，先盘问我的家庭情形，以后他就说：“革命不出二年，一定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到延安来。八路军的区乡干部，都要杀头。”又说他有一个秘密组织，如果我参加了，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吃穿也不困难了。我以为杨志功是县上来的人，大约是真的，也相信了。还想吃穿不困难，他总要给我钱吧，或者，会给我点洋烟(鸦片)抽。前一番，县政府调我到川口禁闭，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我死不敢说，心里还想杨志功是县上人，他总会放我出来的。今天晚上，我才知道杨志功是一个汉奸坏种，才知道上了他的当，从前曾经杀过人，对我救不了。有的事实都说了，大家看怎么办?③
　　看来，这些供词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然张忠秀的供词中“以前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的内在含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还让人似处五里雾中。他是不敢交待自己的罪行，还是不敢假造谣言无事生非?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们二人共同指控的“大特务”杨志功的履历，问题可能会不言自明的。
　　杨志功，延安县最先挖出的头号特务，具体结论是国民党和日本双料特务。但经查其历史，他可能和日本、国民党两方面都无联系。抗战前，他曾在山东胶济铁路做警察，这是他惟一可能和日本人联系的时间。不过他做警察的时间很短，没有多久就离职到其同乡当时任山东省长的韩复榘部下手枪旅工作，由於拳脚上有点功夫，枪法准确，深受上级的信赖。这可能又是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的机会。不过人们都知道，韩复榘是被真正的国民党镇压了的异己份子。令人更为疑惑不解的是曹轶欧最初指控他为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均未以此为据，而是根据杨志功和黄流在延安市委宣传科工作时写的几篇杂文内容断定的。
　　抗战爆发後，韩复榘以擅离职守罪(实际上是不听从蒋介石调动)被国民党政府枪决，杨志功也在此时流亡汉口，後经中共地下组织长江局介绍，不远万里，从汉口来延安入抗大职工大队学习，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後又以成绩优异，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毕业後分配到延安县担任牡丹区宣传科长，第二年出任延安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流接任了牡丹区宣传科长的职务。由於这种机遇和关系，杨志功和黄流合作撰写了《牡丹区干部印象记》。这个“印象记”是由三篇小杂文汇总起来，发表在《边区群众报》上，其中第一篇《一个半干部》说的是牡丹区只有一个半干部可用，其他的干部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且没有工作能力；第二篇《五个乡长》说的是牡丹区五个乡长都有贪污腐化问题，不是吸鸦片，就是赌博；第三篇《上头难》描述做基层干部的困难，工作中经常要受官僚主义上司的批评，回到家里又要挨老婆的指责，说他们不顾家。内容是带著讽刺味的，但牡丹区的确因一些人的问题撤换过大批干部。
　　根据上面情况看，杨志功、黄流都是外来的知识份子干部，而他们在杂文《牡丹区干部印象记》中所指责的则是本地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舞弄出来的笔墨，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无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与王实味事件颇为相似。王实味那样的大知识份子因写《野百合花》可以戴上五顶大帽，延安县给杨志功这位与王实味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戴上两顶帽子算是宽大了他。
　　杨志功和黄流後来被证明是没有问题的，但高岗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鲜明突出的。高岗的所作所为最迟可以在1943年7月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找到先例；而高岗於同年9月在蟠龙区创造的宝贵经验，後来得到康生的大肆赞扬，并被全面推广到了延安县以外的广大农村中。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提起：1944年搞甄别时，绝大部份被抢救错的人都得到了平反，然而对造成堆积如山一样的冤假错案的人都没追究责任。甄别了在别人身上施行的错误，而不追究犯错误的人，这似乎於理不能讲通。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康生与高岗则双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在後来受到过一定的批评，但总的说来对他影响不大；而高岗此後则一直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
　　① 1988年12月采访刘振旅，1988年9月采访张宣。1988年9月采访康和厚记录中分别谈到高岗搞假枪毙的事。
　　② 参阅赵超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载《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③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