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审干特别是後期的抢救运动，在延安明媚的天空上弥漫著“坦白光荣”、“特务如麻”的氛围。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市民或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取信於组织，或忍受不了无穷无尽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或出於不可告人的投机心理，或仅仅为了吃上一碗“鸡蛋柿子面”，或什么也不为只是随波逐流地纷纷承认自己是“特务”、“汉奸”，但也有一批人，傲立於浊流之上，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不论经受多大的磨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志不移、腰不弯，表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可悲可叹的是，这些同志在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无一例外地遭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被抛进灵魂的炼狱。这里我们所说的张宣和刘培植就是如此。
　　张宣，1938年在四川大学，他站在了鲜红的“镰刀斧头”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并成为中共成都市委年轻的书记；1943年，在延安西北党校，他成为四川“红旗党”的大特务之一；1952年，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院长职务；1959年，在西北大学，他被划为右派；1982年，他出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4年，他光荣离休。1988年9月23日，在延安凤凰迎宾楼我们采访了他，他用浓厚的四川乡音，缓慢而沉重地追叙了在延安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後来我们又看到了他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上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现摘录如下：
　　1941年夏，我受南方局派遣回延安後，以十分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党和同志温暖的怀抱。开始是治好了我从蒋管区带来的浑身疾病，接着进了中央党校45班学习两个月。当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党校当教员。1942年春，“整顿三风”(说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歪风)开始，党校的文化课暂停，我转而指导学员进行整风学习。
　　在西北党校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四三决定”转入工作检查阶段以後，中央党校和西北局两个方面都派高级干部来帮助工作。西北局派来的是白栋才，中央党校派来的是张平化和孙志远。这些人到五六十年代，都是有点名气的省级干部。我们——真诚希望按照整风精神搞好工作检查的同志们，对於上级派来这些有经验的老干部，是欢迎的。在召开检查工作的全校大会以前，我们认真搜集、整理和编写了几本材料，提供“学委会”参考，并择要在一间展览室陈列几天，帮助大家准备意见。
　　全校大会在1942年12月初一天的上午召开了，几百师生员工的宽敞的第二层窑洞前平地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张同舟先请张平化讲话。张平化石破天惊地宣布：今天的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就是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我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全场哑然了。我感到脑子嗡地一声响，头晕眼花，完全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接下来自动发言的是苏华、金铁群，然後是李景膺讲话。我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我在近27年的人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欺骗群众、颠倒黑白、倚势压人的大规模丑恶行为，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设想过党内会有这么一种荒唐的冤案。
　　不容我细想下去，我得把这些记录下来，我要反击。但是，我被拉到台前，站着，人家要我“坦白交代特务身份”。我告诉大会，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简要叙述了自己清清白白的26年历史。於是，在少数人一阵乱吼之后，主席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开会，人家已经布置了发言“控诉”我的人，说我来到西北党校就“大肆破坏”，“摆出知识份子老爷的架子，借检查工作来反对党校，反对边区，来欺负工农干部和边区人民”。他们说，这是国民党反共的最新一种方法，这证明我是一个地道的特务。批斗一阵以後，再次要我“坦白交代”。我再次说明真相，包括我过去的历史和我所参加的西北党校工作检查的真相。几个人又起来狂吼一阵。接着又是那种反历史、反事实、返逻辑的“批判”，整整搞了一下午。
　　从这一天起，我就失去自由了。身藏武器的便衣跟着我。我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我的一些政治、历史、文学书，几个笔记本和一摞文稿，特别是我到延安一年半以来所记的一厚本相当坦白、详细(包括我和S恋爱过程)的日记，以及几十封S的信和不多几封朋友来信，连同所有的纸、笔、墨水，一齐被搜走了。
　　晚自习时，我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桌边，张平化说，由於我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他们这几个组成一个“突击队”，夜间来“帮助”我，非到我“坦白”不罢休。他说，他和孙志远是由中央党校派来的，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依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不怕敌人不投降；但是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中国的事总是人多一些好，何况我还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大学生，争取过来可以对人民有用。他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我只要交代特务罪行，特别是交出特务组织，就是转变了立场，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我就得救了，共产党会欢迎我的进步，化敌为友，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对张平化说，你的发言很好，但用在我身上“牛头不对马嘴”。我是一个赤胆忠心的革命者、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那些歪曲事实的发言不能改变事实的分毫。另外几个人立刻嚷叫起来，威吓我“死到临头，还不知悬崖勒马”，“难道要给蒋介石殉葬?”这一夜就在反反复复的“批斗”和“反批斗”中度过，直到鸡鸣天晓。
　　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第二天早饭後又是大会，下午继续开会，晚上仍是与“突击组”通夜周旋。“突击组”的领导人换成了孙志远，显然张平化要睡觉了。他们用“车轮战”对付我……48小时过去，车轮转了两圈，但大会小会都没有从我这个清白的共产党员身上压出半个“特务”来。第三天主持大会的人是西北局稳重老成、颇受尊敬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大会采取了新战法：让我把从青年时代起的历史逐年逐月向大会报告。会场上从第一排起，远远近近有几个显然是布好的棋子一样的“批判”者，从我的叙述中抓问题，质问，批判，简直类似审讯。李卓然很少说话，只在大会休会前向我进行了一番“攻心”劝说。第四天李卓然不来了，大会仍然如法泡制。我在72小时未得睡觉之後，打起精神扛住这个“车轮”，，经过这两天的大会，我的自叙草草结束了。说“草草”，是因为那些“批判家”总是在能表明我革命生涯的地方显得十分无兴趣，不耐烦，就粗暴地打断我的叙述，命令我转向他们似乎感到将有所获的地方。一个人的潜能有时是难以估计的，我又精神抖擞地迎战了第五、六天的进攻。144小时不眠了，几百人的声势，中央党校和西北局的权威，老手们的谋略，先锋们的呐喊，不分昼夜地向我进袭，都无法把谎言变成事实，无法把依靠事实的强者变为弱者。他们再一次修改的战法又是什么呢?在白栋才的主持下，大会“重点进攻”我历史上的几个所谓“关键问题”。他们臆想的这些“关键问题”是：1．1934年我加入“新列宁主义党”；2．1935年我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学生暑期军训；3．1937年我和朱若华、刘子文、侯野群、邓名方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4．1939年我回南方局前後的一些经历；5．1941年以来西北党校的工作检查。
　　据他们的分析，我1934年起成了“托派份子”；1935年又是国民党“复兴社”或“CC特务”；回南方局，向组织“敲诈”了40块钱，离南方局后把自己的党的关系介绍信交给了特务机关；然後1941年就再次混入边区进行“破坏”，并在西北党校“发展特务组织”。看过我的回忆录以前部份的人，一定会因这些“批判英雄”在“大胆假设”方面所创造的狂想纪录而哑然失笑。他们失足的原因不仅在於无知，更在於千方百计要绕过真相，只图“圆梦”。
　　张平化、孙志远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有一天晚上，斗争疲劳之际，他们也放松下来同我闲谈(也许是另一种侦查吧)。张平化说：
　　“我和志远同志都是出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的人，现在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斗不过你呢?……你的反革命立场就那么硬!”
　　我回答说：“一个人的立场能不能坚强，要看他是否依靠事实，相信真理。反动派之所以硬不过共产党，原因就在於他们害怕事实，雠视真理。我的立场是建立於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它是无比坚强的。你们总想要推翻事实，击破真理，这样，你们又怎样能硬得起来呢?”
　　张平化立刻面色阴沉地说：“那咱们看谁能硬到底吧。”
　　斗到第八天了，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主持斗争我的大会。我作为“特务”的身价竟然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我是未曾料到的。我照例站在台侧，高岗一上来，把灰军帽往後一推，露出满脸的大麻子，同时右脚一抬，踏到准备他坐的凳子上，就宣布：“张宣是混进党十几年的国民党老特务。”(事实上，我才26岁，入党也不满5年。)他又重新“点戏”，要我报告我历史上的几个“重点”。我便一桩桩、一件件叙述起来。高岗抓住几个他认为的“问题”大声地质问我，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急躁了，张牙舞爪，拿军帽扇脸。当我谈到1939年的重庆遗失党的关系介绍信时，高岗大喊：“详细讲!”我说，我因腹泻走进中山公园的公厕大解，起身时，藏在贴身短裤里的关系介绍信掉了出来，落入厕所水流中，来不及伸手抓就被冲走了。高岗立即兴奋起来：
　　“张宣，你说说，贴身短裤里怎样藏关系介绍信的?”
　　“短裤後面有一个小口袋，我把介绍信放在那个口袋里。因为那天——7月31日，是重庆的大热天，上身只穿一件汗衣，没有口袋，所以只能藏在这唯一的口袋里。”
　　高岗大喊一声：
　　“胡说!你不要期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到好多大城市转游过，在西安就住过，从来没听说贴身短裤後面还有什麽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
　　我说：“贴身短裤後面右边，的确有一个小口袋。”
　　“放屁!”
　　在高岗的蛮横咆哮前，几百人的会场被镇住了，鸦雀无声。
　　忽然人群中站起一个人，瘦瘦的中年男同志，一口浙江口音：
　　“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
　　高岗转过头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朱助周，15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
　　高岗当众出丑了。但他还是向我大大发泄了一通，最後宣布：
　　“我决定：张宣在明天拂晓前不坦白，就枪毙!”
　　这个朱助周是我班上的学员，平时上课爱提问题，爱紧持意见，与陕北学员们老实敦厚、不惹人的性格不一样。由於他看起来似乎傲傲的，前任班主任对他的印象不大好。我也还来不及切近去了解他。看来，他真是一个有实事求是勇气的硬汉子、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他在大会上特立独行，主持了一点公道，但我替他捏了一把汗。後来，据西北党校的我之後关进保安处的同志说，朱助周发言後的当晚，就和我一样被“隔离审查”了。
　　第八个晚上的“突击”会，张平化、孙志远和李景膺都来了，阵容空前。显然，这是按照高岗的指示对我进行处决前的最後逼供。这次会上出现了新情况。张平化“打开窗子说亮话”：
　　“你的特务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处处用地下党来为自己辩护，这种手法应该揭穿了。告诉你吧，党掌握了充份的证据，证明你们那个四川地下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伪党，打着红旗欺骗青年上当的‘红旗党’。你们这些人伪装成共产党员，混到边区进行破坏，共庄党不会长期容忍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把你们这伙坏人彻底揭露出来。共产党对战场上的敌人有两条政策：缴枪不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对你们这些暗藏敌人也有两条政策：镇压和宽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给你指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还费了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挽救你，你至今顽固抵抗，这是极端危险的。今天，高司令给你一个时间限制，这是对你的有力促进。我们这些人再用一个晚上对你进行最後一次帮助，但是时间很有限了，何去何从，你严肃考虑吧。”
　　我听了这一番话，十分愤怒，即刻回答他：
　　“你们误解或诬蔑我个人，这还是较小的事。你们要否定和诽谤四川党组织，那就是犯罪!就是帮助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
　　会场即刻炸开了。人们霍地站起来，伸出拳头，向我大喊。有的駡我“反革命进攻”，有的说我是“死特务”。这样语无伦次地叫了足有十分钟。然後张、孙等人坐下来。孙志远说：
　　“你现在还要顽抗，还在反攻倒算，这是我们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什麽‘地下党’，什么‘四川党组织’，这招牌早被你们自己撕破了。你的上级邹风平就是一个特务头子!他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党校揭露，他自己也已经坦白交代了。他交出了你们这一帮特务关系，你张宣就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特务。你休想抵赖了。你比你特务上级的反革命立场还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再不转变，天一亮你为他，为蒋介石殉葬，但邹风平还活着，还会受到党的宽大处理。你才二十几岁，也太不划算了。”
　　我更吃惊了：中央党校已经在迫害我敬爱的革命引路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邹风平同志!这不是颠倒敌我的中央苏区肃反错误重演吗?这是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十分严重的威胁。情况比这八天来任何时候都坏!
　　张化平又来“开导”我了：“不讲别的，就讲你这几天的自我暴露吧。一个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人，听了你所吹嘘的‘地下党成绩’，就不能不认定这个所谓地下党，正是一个特务伪党。共产党不能不问：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在白区内大发展吗?共产党内能够是学生占多数吗?党的市委(按，我曾任成都市委书记)能够由像你这样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学生担任吗?提拔你这样一个特务到领导岗位的人，他不是特务是什麽?邹风平和你，和你们一群人一样是国民党特务。到现在为止，区别只是，邹风平和一些人已经坦白，而你是死到临头还在顽抗!”
　　自从高岗以枪毙胁迫我以来的十来个钟头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临死不说别的话，只喊两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他们带着枪杀共产党员的血手去面对未来的人民审判吧。但是，现在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需要我确定新的策略。在党和抗日事业面临党内这种极大危险的开头，我个人的生死荣辱变成次要的了。
　　我当然绝不相信风平同志这位革命硬汉子已经“坦白”，卑贱地污辱自己是什么“特务”，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诬蔑自己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什么“特务关系”。如此背叛真理和党的利益，他是绝对不会干的。但是，风平在中央党校已经处於与我相同的境地，这大概不是假的了。张平化、孙志远这两个由中央党校派来的大员，没有中央党校领导上的授权，也不会在这里泄露这一非常惊人的内幕。
　　我的思维活动飞快地进行：从内部破坏党、迫害共产党员的巨大阴谋已经开始。但是共产党人既不会被国民党和日寇杀绝，也一定不会被内部的敌人消灭。党和人民是会永生的。现在，必须有人起来抵抗。斗争刚刚开始，任务重大，前途也长。我不能死!我要争取活下来，为保卫党和革命而斗争。
　　我伸手取来他们让我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说“我交代”。就在两页纸上，完全按照大会批斗的几个重点和孙志远“教供”的提示，写下来交给他们。眼鼓鼓盯着我写的张、孙就拿去一张张传看，张平化站起来：“这不就好了吗?只要你立场转过来，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嘛。我们欢迎你的初步交代。”并和我握了手。孙、李也说了欢迎的话，还说这样一来，西北局和党校的同志都会高兴，他们对我的“帮助”到底没有白费。他们又说，明天我可以休息了，组织上会对我实行优待，实行宽大政策，鼓励我“继续进步”。天已微明，他们如释重负，嘱咐我回窑睡觉，才走散了。
　　192小时没有合眼，和床久违了，倒上去很快睡着，但不久就被人摧醒，原来是公务员送饭来了。雪白的饃，黄黄的小米稀饭，炒得很香的洋芋丝……原来是“小竈”伙食，为了优待“放下武器的敌人”。我暗笑了一下，就吃起来，但从心理上说，这饭很不是滋味。放碗后，白天我只是睡，让他们不要叫我吃午饭。晚饭是榆林大米饭，炒肉丝，鷄蛋汤。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饭了，可以说到延安以来，接连两顿吃好饭，还是第一回。
　　晚饭後，我俨然自由人似的到近处转悠。看见一孔窑里灯光较亮，人影幢幢。走去一看，原来是干部们举行文娱晚会。这八天也苦了这些陪会的同志们，应该松弛一下了；也该庆祝一下斗争取得“战果”。当我走到门口驻足观看时，被一些人发现了。有人喊：“张宣同志唱一段!”好些人鼓掌。我忽然似乎忘记了八九天来的遭遇，信步走了进去，站在门内，向同志们唱了起来：
　　谁原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深深压抑着的悲愤之情，借着这个为亲爱的同志们歌唱的机会，突然喷发出来了。我的歌声比平时格外高亢雄强，自己听了也很受感动。当我唱完，得到同志们热烈鼓掌的回报，正想向人丛深处寻觅我万分思念的S时，我那位九天来形影不离的便衣同伴扯着我的衣服，要我出去。我意识到，我跑到“宽大”的边缘上了。歌曲虽然是两位知名的共产党员(诗人田汉和音乐家冼星海)作的，但它此刻的矛头却不是指着一般的旧式封建势力。
　　回到窑洞，我思索了天明至天黑这十几个小时内感触到的事情。第一，向群众强制灌输的对我的“敌情观念”并未奏效，同志们对我仍保有亲切的感情；第二，高岗之流还未做好杀的我的舆论准备，不过是一种“假枪毙”式的虚轰；第三，可耻的收买对我的灵魂是难堪的侮辱，我厌烦透了。我的“假投降”为我争取了休息时间和感知的物事，这个代价已经太大，我必须恢复我自己。
　　这天晚上，我向他们要来了纸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烦转 中央党校P同志
　　你们伤害同志和诬蔑我党地下组织的错误作法，是严重违反党纲党章、民族利益、人民愿望和党员意志的，必须停止，以便恢复整风精神和党的团结。中央苏区内自相残杀的痛苦教训，也够使你们清醒了。如今革命刚有了大发展，为什么你们又要从内部开刀呢?
　　请你回信，即致
　　敬礼!
　　张宣
　　次日一早，我请来了张平化、孙志远，把信交给他们。张、孙看了信，大喝道：“你翻案!，这是严重问题，后果由你负责!”
　　我平静地说：“危害党内团结，这是你们要负的责任。”
　　一会儿，李景膺涨红着脸跑来，眨着小对眼宣布：撤消对我的优待，把我在窑洞里禁闭起来。那位“便衣”此刻从腰间掏出带着红绸尾巴的驳壳枪，命令我把窑洞内仅有的被、褥、枕头卷到一起，抱到空窑放下。我窑内只留下一张空床，上面堆着冬天我上山割来垫床的白草；一张小桌和一个小凳，是为看守我的人用的；还有一个石头火盆，为他烧木炭取暖用的。武装看守大约是三个人，昼夜轮班。他们坐在我的座位上，枪握在手中，枪口对着我，我除了经他们同意可以出外在近处山沟里大小便以外，只能整天靠墙站着。但是我的一种“天赋人权”恢复了；晚上可以睡觉。看守人监视着我，从空窑洞里抱回我的卧具，按规定时间早早睡下。天明後，我又得卷起被褥送回空窑。吃饭，恢复“大竈”；一个瓦盆装上小米乾饭，盖浇水煮菜。从“小竈”改回“大竈”，我心里感到舒坦，有一种无负於时代的自豪感。从此没有人找我开会了，我一天站了睡，睡了再站。不闻足音，不知世事，不记年月。虽然日夜相对两人，但没有对话。不知彼此肚里想的什么。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1943年1月或2月的一天，李景膺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禁闭室，把一张纸递给我，说：“呐，P同志给你回了信，你看吧。”信上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目前处於极严重的开头，不要侥幸。只有实事求是向党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我刚看完，李景膺就夺过信，走了。P似乎比高岗多少文明一些，但实质是一样的。他们一时不会杀我，但还会搞一些名堂。
　　这样，我只有青灯和武装看守作伴，每天十几小时靠墙直立，像鱼一样沉默。如果说，12月是大轰大嗡，极动无静；那么现在就是无声无息，极静无动，日子也是一样不好过的。
　　首先，我需要肢体的活动，否则就成植物了。为止，我用意念引导自己，从头颅向全身扩展活动。我站在那里，别人难以看出我的头在扭，肩在耸，臂在屈伸，手在握放，腰腿在轻移，脚板也在前後起落。偶尔，看守似乎觉察有点异样，喝一声：“不许动!”我这才得到少有的出声说话的机会，回答说：“我没有动!”我的这种貌似不动的运动法，几十年後才知道，还有点合乎气功要求呢。在当时，它肯定是对我保持健康有益的。
　　其次，我更需要思维和感情的寄托。开始的办法是回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某些章节)，接着是默想中国通史、各省地图、战区形势，再後是背诵古书、古诗词乃至佛经。最後就编起诗来了。我只在四川大学听过几堂诗词课，读小说中也知道些做诗常识，但很少认真做。这时却是内心感情汹涌，鼓荡欲出，无暇问它像不像诗，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些句子。
　　吟成一首，当时背得，但腹稿多了，隔了几天，就容易忘记。在这没有纸笔也不许出声的角落里，我只能每天把已吟成的诗在心里挨个背诵多遍，然後再做新的。从1943年1月到3月，大约做成了二十来首吧。
　　后来，由於张宣拒不坦白，西北党校将其作为大特务送往陕甘宁边区侏安处监狱，这些我们在前面已叙述过了。
　　刘培植，原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陕西宜君县人，1932年，16岁的刘培植在黄陵县龙坊镇找到红军并加入共产党，随後参加了陕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土地革命。1935年夏，陕甘苏区发生错误的“肃反”，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建设科科长的刘培植，因偷偷给已被关押的习仲勋(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送了一条毡绒毯子，受到当时“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诘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後，刘培植受党派遣，长期在东北军搞统战和兵运工作。1943年，又被派任警备三旅(三边司令部)任联络科长，并以“朱总司令代表”的身份去内蒙和宁夏，与国民党内蒙司令奇玉山和宁夏马鸿奎谈判。抢救运动中，他在三边分区被打成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始终末承认。抗战胜利後奉调东北任辽北省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全国解放後，历任东北行政区林业部部长等职。50年代初由於在三反运动中“刀下留人”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而受到高岗的打击，由於高岗背後做祟，刘培植被调到农业部任党组成员、国营农场总局局长。1956年，农垦部成立，刘培植调任农垦部部长助理兼机关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时，由於刘培植在农垦部坚决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抓不出右派自己成了‘右派’”，并且是全国农垦系统右派份子的“总代表和总後台”。①在被批斗数十次後，撤职降级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1月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调任中国农科院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在农科院又遭到残酷的打击，家被抄光，连一个床一个板凳都没留下，全家席地而睡一年，本人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腿上血迹斑斑”。②後又下放河南安阳“五七”干校劳改。1978年9月，彻底平反，被安排到农业部“任第十五位副部长”。③1982年，刘培植退居二线，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最活跃、提案和发言最多的委员之一。
　　刘培植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9次被国民党当局捕扣、坐牢，与敌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在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他又先後4次遭受审查，遇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严厉的处份，身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摧残，而这一切又始於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请看他在回忆录《铁骨春秋》中，对这不堪回首一幕的追述：
　　我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接受了组织上对我的审查。由於我参加革命后，9次被捕、被扣；同时在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所以同东北军官兵打交道很多。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是必要的，我接受审查。但是，在审查我的历史时，完全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人毫无根据地怀疑我被捕叛变，说我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还说我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作地下党工作是“红旗党”即假共产党，简直是诬陷和莫须有。既然组织有怀疑，我就本著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讲清楚这9次被捕、被扣的经过和在东北军工作的情况。
　　对别人诬陷我的罪名，我不承认，我说自己没有问题，於是便对我进行“抢救”。由一位坦白“好”的同志带领21位同志，对我进行围攻，搞推磨战术，七天六夜轮番逼供，使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几次昏倒又被扶起，但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复兴特务”。我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在敌人面前不屈服，不出卖组织和同志，视死如归；在自己人面前，对那些没根据的怀疑、诬陷，同样不应胡说八道和屈服。这是我在这次“抢救”中奉行的信条，也是以後历次运动中所奉行的信条。
　　轮番逼供无效，他们又拿出新的办法一一诱供。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对我这个多次被捕、被扣的共产党员来说，在敌人那里我已多次领教过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同志也学会了。有位同志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对我说，刘澜波已经在党校坦白了，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头子，直接领导你。他们企图制造假情况诱骗我承认。对此，我非常气愤，把电报夺过来一撕，坚定地说：“老子不是!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监狱里立场坚定，我的历史一片光荣。”
　　他们又假说中央来了电报，是中央某领导和王明发来的，说什么：“只要你坦白，党就信任你，只说一个是字(指复兴)，就让你当分区地委书记。”我气愤地说：“封官许愿，这是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怎麽能用到我的头上?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为当官就胡说?!我若假坦白，就是欺骗党，我不能这样做。”
　　逼供、诱供、封官许愿这套办法，都被我顶回去了，但这些人还不甘休。最後召开紧急会议对我进行恫吓，要枪毙我。当著大家的面我慷慨陈词，并念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大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刑场、法庭和战场上对敌斗争有功，回到党的怀抱应当受到安慰和鼓励，但有时还会被误解，蒙受冤枉，自己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经得起委屈和冤枉，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少奇同志的这些话讲得好极了，使我懂得在受冤枉时，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党，经受住考验。
　　我想，一个党员要经受两种考验，一是对敌斗争的考验，一是党内斗争的考验。前一种考验是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是直接的、光荣的，思想上没有负担；後一种则是曲折的、委屈的，思想上很痛苦，负担重，有说不出的苦衷，因为自己是被自己的同志和组织误解了。一个党员光有同敌人斗争的锻炼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够经受住党内斗争的锻炼。只有两种锻炼都经受住了。才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在紧急会议上，他们拿我当敌人，把我推来推去并威胁说：“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了，你这个死特务，想里应外合?你不坦白就枪毙你。”
　　有人拿来绳子说，不坦白，就捆起来枪毙。我气极了，把绳子抢过来，挂在脖子上大声说：“枪毙吧!我是共产党员!”
　　到会的同志大惊失色，靠近我的人也暗中同情。这时我又说道：“同志们，我没有问题。过去在敌人面前，敌人说我是共产党，这是真的，但我绝不能承认；现在，在党的面前，说我是特务，这是假的，我也绝不能承认。这就是我对党的忠诚老实态度。”
　　这一席话当时感动了许多同志。紧急会议上宣布停止我的自由8个月，我被关在一间黑屋里纺织。劳动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是劳动人民家里长大的，我爱劳动。只有那些整天想著法整人的人，才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纺綫我比别人纺得多，最多时一天纺羊毛线3斤2两、棉线半斤。8个月的关押过去後，又要我去开荒，我欣然前往。我不畏艰苦，拼命干，一天开荒1亩8分2，最多可开2亩6分地。因为开荒积极，成绩显著，还特意奖给我一些猪肉(那时吃到肉实在不容易)。开荒告一段落，又叫我去盐池打盐。赤脚下水捞盐，水中有盐茬，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事的各种劳动，就如同我参加革命从事的各种工作一样，实在很好地锻炼了我。
　　1944年冬，我参加了大练兵运动。组织上为了考验我，要我带工作队负责7团1营工作，具体到2连去当见习指导员。在基层正值连队开展冬季练兵。队伍成份复杂，各种兵都有。为了搞好练兵，我和全连战士除了学会各种军事动作外，还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分别对老兵、新兵、弱兵、笨兵、病兵、逃兵、俘虏兵等8种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完成了1营和2连的练兵任务。因我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有创造性，总结出如何对8种兵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组织上给我发了奖状。
　　从进整风训练班到参加劳动和工作，对我的审查前後搞了两年多时间。
　　甄别工作一开始，三边地区召开了甄别大会。200多人推翻了自己的“假坦白”，这些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因此怨气甚大，牢骚满腹，埋怨组织，忌恨整过他们的同志。在三边地区整风中我是唯一没有承认自己“罪行”的人。有些被冤枉的同志，认为我受的委屈最多，要我同他们一起去找组织发牢骚。他们估计错了，虽然在这次“抢救”中我受了打击、迫害，但我不埋怨，因为党组织毕竟纠正了错误；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这是党成熟的标志。我在大会上发了言：
　　“同志们，党审查我们是必要的、应该的，尽管方式方法不妥，但可以理解。现在我们不能怪党，相反要怪我们自己……”
　　“怪我们自己什么?”有人不解地问。
　　“怪我们自己经不住考验，一有压力就胡说，这不仅给自己抹黑，也给组织添了麻烦，把事情弄复杂化了，希望以后要吸取教训。”
　　这些相劝的话，有的同志听进去了，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记得当时司令部的一位科长，认为我不应该讲这种话，当时就在会上生气地对我说：“共产党整你整得最厉害，你还替共产党说话，我对你恨之入骨。”
　　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培植同志的态度是对的，大家不要埋怨党……”在别人“假坦白”的时候，我抵制；在别人埋怨党的时候，我站出来维护党。组织对我下了正确的审查结论：历史清白，政治坚定，整风时态度好。这里说的态度好，就是指实事求是，没有胡说，也没有埋怨党。後来总政治部甘泗淇同志(副主任)向我道了歉。④
　　①②③ 刘培植：《铁骨春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刘培植：《铁骨春秋》。